《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事实证明，祖父眼光真够准。嫁到我们董家后，母亲既能操持家务，又能生育。此前我们董家人丁不旺，人老几辈都是单传。而母亲扭转了这个局面，这让祖父母都很高兴。母亲生了六男四女共十个孩子，只可惜祖父没能全部看到，不过他含笑九泉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他会吆车、会犁地，且都是好把式，不论生产队哪个干部上任，他都被看得起。因而在内心里，他把生产队看得重、抱得紧，大半生勤恳敬业，这是一个老实的庄户人所秉持的朴素的生活哲理。

父亲为人老实，母亲却很灵活。“公社化”之后，随着我们姊妹的增多，十个娃要吃要喝要穿，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我家的日子每况愈下。眼睁睁看着日子过不到人前头，老实的父亲也没啥办法，在这种艰难的境况下，大脚的母亲挺身走到前头了。

我母亲从小受到大户人家教养，聪明能干，心灵手巧，能纺棉织布，能扎花绣枕，锅灶上也很麻利，乡亲们叫她“灵灵娃”。我舅家姓山，是一个大家族，我的舅父有十几个。意想不到的是，出身大家族的母亲，从小却没有取官名，都喊她“灵灵娃”。嫁到我们董家后，她去上村上的扫盲班，才取了山玲贤这个名字。

母亲自小刚强，性格像男娃。辛亥革命后提倡缠足女子放足，自此女子也不再缠足。此前大姨母、二姨母都缠足了，到要给母亲缠足时，她竟挣脱跑了，跟《白鹿原》里的白灵一样，哭着闹着抗争，坚决不缠足。一家人拿她毫无办法，外祖母说：算了，算了，都到民国了，不叫娃受这罪了。就因为这句话，母亲便长了一双大脚。恰是这双大脚，让她能够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也使她后来能够走南闯北跑生意。

也亏得母亲有双大脚，不像裹成小脚的那些女人，一辈子固守家园很少出门，更不用说四处奔波做生意了。她梧村的娘家经营着很多生意，在大王有染坊、弹花坊、油坊、醋坊等。从小受到大家庭的熏陶和影响，母亲知道，自家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必须经营生意。我家后来能够度过饥荒，这和母亲当年冒着风险苦心经营不无关系。

母亲初嫁过来时，并没有想要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家家底好，有三十亩地，还有牲口和马车，父亲又是吆车种地的好把式，日子过得倒也滋润。母亲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也经常帮父亲干农活：作务棉花，锄地收割，碾打庄稼，还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做饭做家务。记得那些年里，我家每年都种几亩棉花地，作务棉花大都是母亲的事，那时候钱不值钱，交易干啥都拿几捆棉花说事，尤其是定亲娶亲时，张口闭口几捆棉花，几捆棉花几块布比钞票和银元都管用。所以，家家都很重视种植棉花，多半的活路由女人务劳：点种，定苗，掰芽，打尖，摘棉花。到后来轧花、弹花、纺线、织布、裁剪衣物，这些活路母亲样样精通，一大家人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她一手操劳出来的。特别是这一整套的工序，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技术难度还是相当大的。现在，我常常回忆起母亲在格子门里织布时，织机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情景。

令人欣喜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棉花、玉米、谷子和各种豆类都成熟了，庄稼的光鲜饱满耀人眼目。在我的记忆中，定格了多帧忙碌在棉花地里的母亲的影像，她一行一行地摘棉花，一把一把地塞满大筐笼后，再用蚂蚱车推回家。晚上还要摘棉花，一摘就是半夜，第二天再晾晒。从第一天摘棉花起，此后一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摘棉花，一直忙到秋末拔了棉秆种上麦子后，还要摘完最后一批开在棉秆上的棉花。

母亲的裁剪、刺绣、扎花的手艺非常好，鸳鸯枕、荷花巾、虎头鞋、花肚兜、老少的四季衣裳，刺绣裁剪样样精细，乡亲们都夸母亲手巧能行，常拿来布匹请她裁剪。母亲心地善良，有求必应，且不收报酬，甚或自己连吃饭都顾不上，也要先忙完人家的活儿。

母亲参加扫盲识字班，她白天忙家务或农活，晚上去认字打算盘，学啥都挺认真。她是妇女主任杨秀兰带领的积极分子，凡是需要妇女做的事情，母亲都积极参加，凭着一双大脚，跑东跑西的忙活。村里每户过事，人们自然推举她做“领班”，她领着一帮妇女干得井井有条，乡亲们夸她是一个能行精干的女人。

母亲刚强，做人硬气。她说祖母在世时，我们家日子过不去了，就向城里的三伯父要些，三伯父也给接济些，因为，那时是共同养活老人哩。祖母去世后，她说三伯父就不能再指望了，一家人得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母亲计划着，有了自强自立的思想，但仅凭在生产队劳动，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再者，有靠着车站的地利条件，站上好多职工也热心帮助我们。人心总是向善的，有些乘务员看见穷苦人或者逃荒的人没买车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查验不追赶，放人一条生路。

母亲由于常年做生意，在外接触的人很多，经见的世面也多，她有一副菩萨心肠，见到穷人就想救济。户县余下有母子俩（儿子是哑巴）逃难来到了马王，母亲就给村里的光棍刘二牵线，促成了这桩婚事。刘二后来还给哑巴养儿娶了媳妇，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错。母亲在监狱里时，认识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已经离婚）出狱后不想回去，经母亲牵线嫁到了马王村。

母亲识字不多，她人生的三观究竟是怎样行成的，我说不清楚。母亲也积德行善，若有哪个要饭的到门前讨一声：“老嫂子，可怜可怜。”或者诉说一番苦衷，她和人家一同流泪，并毫不吝惜地在自家并不宽裕的面食里拿出来一点送给行乞者。我们埋怨她，她却责备我们说：“心放长些，多积些德，也为自己留一条大路。”

后来，母亲被生产队和大队干部相中了，想要叫她为大伙儿跑采购，干部们说话都是一个调子：咱村里人可怜，你在外边门道多，你给咱队里办点事，倒腾倒腾，叫社员们都渡过难关吧。母亲半个不字都不说，就应承了。

西安有一家工厂出产豆腐渣，可以用棉油兑换，一斤棉油可换近百斤豆腐渣。母亲通过联络熟人，外加塞黑拐（好处费），帮生产队弄回不少豆腐渣。那时候，粮食很是短缺，社员们不怎么吃油，就想用油换些粮食，就是靠吃换来的豆腐渣度过了饥荒。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这件事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乡亲们从内心里感激母亲，谁不说母亲为老老少少办了件大好事。从此以后，母亲除了“能行人”之外，又多了一个“女外交家”的称号。

母亲受过牢狱之苦。母亲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也为了生产队，终日在外奔波，她曾对我们说：“多亏妈走这条路，要不然，只等饿死了。”的确，母亲就是用她的智慧经营，让我们度过了那段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

母亲也有认不清人的时候。有一家人从河南逃荒路过马王车站，母亲腾出一间柴棚给他们住，最后他们却翻脸不认人。有人贩卖大烟土，找到我母亲，叫她寻买主，母亲犯糊涂了，没有想清这是个危害，她想着就是叫她寻人买么，又不是她自己参与买卖。就因为这件事情，母亲坐了牢。

1960-1962年前后，自然灾害四处蔓延，庄稼几近绝收，吃食奇缺，生活都难以维继，我们这个娃娃众多的大家庭，日子日甚一日过得愈加苦焦了。起初吃食堂时，饭食质量还凑合，后来吃用玉米芯、玉米叶做的淀粉馍，吃得人排不出粪便。食堂不久后散伙了，进而过上了“瓜菜代”的光景——烧一大锅清汤，放几片萝卜，煮几把青菜，就是全家人的吃食。早上吃的稀溜溜，晚上吃的溜溜稀，撒一泡尿肚子就空了，饿得我们直流眼泪。弟妹们大的大，小的小，高的高，低的低，站在一起像楼梯台，跟着一串，围着一堆，睡着一炕，肚子饿时都张嘴望向母亲。母亲看我们一个个眼窝都陷下去了，怜惜得一把一把地抹眼泪。

为给我们弄到吃食，母亲想尽了一切办法，可也往往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她利用火车站的便利，在车站卖茶水、醪糟和米汤。那几年，夏秋两季每人分的粮食仅有五六十斤，这哪里够吃啊！母亲卖了这些粮食做本钱，又在车站上做起了生意。有时候只是卖了细粮，用卖细粮的钱再买回粗粮，粗粮便宜，这样一倒换，粮食就多起来了，一家人可以多吃些时日。还有，从粮食到熟食，可以获得一倍的利润，我们常常到大王镇黑市上买回粮食，连夜磨成面粉做成熟食卖，如此反复倒腾，从中取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母亲外出做生意时，常把梧村的婆婆请来照看我们，我们也帮着婆婆照管弟妹们，一般都是大的看管小的。

记得那时候，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猪圈里的猪要割草喂养，鸡和狗每天也要喂养。为了小妹有奶吃，我家还养了只奶羊，我们每天放学后和周末休假时还要放羊。

就这样，为了一家人都能活命，母亲数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在火车站干着卖吃卖喝的营生。早年她还到甘肃等地做棉花、土布、药材等生意。这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那个有些蒙昧混沌的年代，却是超乎寻常的大事件。在后来的“社教”运动中，这些竟然都成为母亲的“罪状”，她被认定为“投机倒把分子”“坏分子”，脖子上挂上大纸牌子多次游街示众，甚至获刑受牢狱之苦……

苦难的年月里，母亲因此受了多少屈辱和白眼，作为家人，我们不仅无从想象，更无法替她分担，哪怕只分担一丝一毫。

但是，母亲咬紧牙关挺着，并一路挺了过来，她坚定着一个信念，她不认为这是屈辱，她的内心是欢畅的，为了她心爱的孩子们能够活下来，她觉得那样做很是值得！

在那个清醒而又混沌的年月，“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化”“军事化”“共产风”“反右倾”等，接二连三的诸多的运动风起云涌，让人们疲于应付也无可奈何。食堂化时，我家大院院前的门房被拆了，我家院子里的大榆树、椿树全被伐了木料，盖了公共大食堂。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母亲承受了一个女人难以承受的太多的屈辱……

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难过和伤心，内心无比沉痛和愤懑。

后来，车站上卖茶水的人多了，赚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母亲又寻思其它的路子。

常在车站上做买卖，母亲见的外地人多，信息交流也就多了，她能了解到不同地方的物资需求，这对聪明的母亲很有启发。此后，母亲的小买卖真正做成了生意，做成了大生意——贩卖棉花、土布、药材、煤炭。她走出了马王，走向了西安、咸阳、铜川、甘肃等地，生意越走越远，越做越大。

豌豆麦与扁豆麦

一次，从西安火车站过来的难民说，西安火车站城墙根有人卖饼，玉米面饼五角钱一个，麦面饼一元钱一个。好家伙，这么贵的，这大概是两倍的利润啊！这个事可以做。母亲从冯村二姨家借回苞谷磨成面粉，烙成饼，再乘火车去西安卖掉。来回多趟，供不应求。母亲就去户县黑市上高价收购小麦面粉，暗地带回来烙成饼，再去西安卖掉。如此循环往复，来来回回倒腾，钱便越挣越多。

我在周末的假期里，也帮着母亲到西安火车站的城墙根下卖过饼。那时候，我背着装满饼的鼓鼓囊囊的大帆布挎包到城墙附近叫卖。买饼的人多时，都围拢过来了，一个个伸着手。我害怕被哄抢，捂着挎包口就跑开了。跑到人稀少处，见有人跟上来，我再继续卖饼。

有一次，一个人买了饼，刚咬了两口，冷不防一个汉子从他背后上来，一把抢走了他的饼，一路撒丫子狂跑，他边跑往嘴里塞饼吃。被抢的那人去追，汉子就把饼往路旁的脏水坑里一塞，被抢者见状，就不再追要了。待被抢者刚刚走开，汉子拿出脏水里的饼，目送着被抢者一步步走远了，他手里的饼也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此后，我就更加小心了。饥荒年间，人饿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幸好我没有发生被抢的事，大概是我年龄小，别人同情我的缘故吧。

后来，饼子越卖越多，面粉用量也越来越大。我们用生产队的牲口套磨子磨面，时间上紧张不说，老是磨面也不太合适，其他社员会有意见，母亲就找了个捷径——到西安三桥国营面粉厂用粮食换面粉。

有一天夜里，风嗖嗖地刮着，顶着月光，母亲和三哥用架子车拉着麦子，急忙忙地赶往三桥去换面粉。忽然，后面有人骑着自行车追来了，原来是公社和村上的干部。他们拦住母亲的车子喊道：“站住，停住车，把粮食往回拉！”

“为啥？”

“西门社保管室昨天晚上粮食被人偷了，肯定是你们干的。”

“胡说，这是我自家分的麦子。”

“不许嘴硬，回到村上再说。”

回到大队办公室，他们唤来派出所的民警审问。母亲按实说，绝不承认是自己偷的。民警准备从我们小孩子身上找突破口。在另一个房间，民警问我：“你们爱谁？”我说：“我爱我爸，爱我妈。”民警启发说：“小学生应该爱国，爱集体，集体的粮食被盗了，你爱集体吗？"

我回答：“集体的粮食被人偷了，你们另找线索破案，反正不是我爸我妈偷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我爸我妈是好人，我爱我妈我爸。”

民警说：“这小子嘴还硬的！叫校长把你领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不老实交代把你开除了。”

“校长来了我也不怕，我就爱我爸我妈，你们放了我妈我哥。”我才不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