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为有祖辈的老人在世，我们一大家人相处和睦。我们董家是个大家族，封建意识较强，思想守旧传统，祖上有个规定：女人不能传家。就是说，谁家没有男丁，可以让家族中其他男丁入嗣。二伯父没有男娃，只生养了两个女儿：媗媗和瑛娃。加之二伯父读古书较多，所思所行更是遵守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为遵家规，将我二哥过继给他。我大哥出生后，父辈兄弟几人都很高兴，因为他是新一辈人中的第一个男孩。三伯母张芝兰十几年未生育，就想让我大哥入嗣她家。我三伯父当时是军官，常年在外，要想纳妾，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她不生养。三伯母就想着，只要我大哥入嗣她家，自己在董家的家族地位就有了保证。这件事情，有祖父母给她做主，三伯父也就同意了。但对我母亲来说，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却都过继给人了，她心里真不悦意。可在当时，父母之言不得不遵。祖父母提了这样的要求，母亲还是遂了老人的意愿。再说了，虽说过继给人了，但几家人仍在一个屋吃住生活，似乎和往日并无多大区别。

02 我的二伯父

我的二伯父，名叫董大樟，为人性格耿直，都说他脾气不好，很难与孩子们沟通，孩子们也害怕他。从我记事起，二伯父就与我家分居了，他住在三间大房的东厢房。二伯父一直当生产队饲养员，乡亲们都说他饲养技术好，喂养牲口有一套。二伯父勤劳质朴，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牲口被他喂得膘肥体壮，毛色滚瓜流油，深得乡亲们信任、称赞。

听老人们说，爷爷在世时，曾让二伯父跟自己学医，二伯父也识字，可是他学着学着，半道却不学了，他着迷于看古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西游记》等，都是他最爱看的，特别是《三国演义》，看得滚瓜烂熟，后来竟成了村内外有名的说书人。

雨天或农闲时，常有人围在饲养室的热炕上，缠着二伯父说书，他讲得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听得人入迷。这个时候的他，全然没有平时的严肃和坏脾气，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曾经看见他在大房的格子门里支起一张床，躺在上面，戴着老花镜，拿着《三国演义》，一字一句的拉长腔调唱念着。这时我才知道，古人念书原来是这么一种腔调。我二哥说：二伯看《三国演义》，百看不厌，不知道看了几十遍，书先后买过十几本，看三国、说三国、常拿三国说当今的人和事，三国成了二伯父的最爱。

我二哥过继给二伯父为子，二伯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萱萱，二女儿名叫萱英。二伯父认为女孩子无才便是德，让两个女儿早早就不上学了。萱萱姐学习很好，却不能上学了，她后来嫁了客省庄一位很老实的农民。我不明白二伯父的“怪脾气”，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生产队处在马王街道，客流量大，生产队在街道两侧建了公厕（旱厕），积攒人粪尿，公厕要不断打扫卫生，垫土掏粪。二伯父离开饲养室后，就干起了这最脏最累的“掏粪工”，但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一直干到干不动了，才歇了下来。

二伯父爱喝酒，平时总要喝上几盅。他也爱喝浓茶，用大茶缸放在炉子上煎熬，他喜欢喝熬得颜色发黑，像酱油一样的浓茶。有时候，炉子没有煤了，就劈硬柴来熬，这大概是二伯父另外的爱好吧。

我二哥、二嫂很孝敬二伯父，晚年的二伯父便很满足，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曾经的怪脾气荡然无存。二伯父即使在弥留之际，二哥还不忘给他喂几盅酒。二伯父去世后，二哥给他棺木里放进了一套《三国演义》和一瓶酒、一包茶叶。

03 我的三伯父

我的三伯父董大椿，青少年时期学习刻苦，从西安乡村师范毕业后，在本族的一位国民革命军军长董钊家中当私塾教师。任教一年期满，只得到了三块银元。伯父很不满意，便辞教回村，后在“本村”的三关庙办了私立小学，免费教本村学生。

马王镇与户县大王镇接壤，赵寿山将军是大王镇人，与我们马王村相距仅十几里路。我祖父董孝顺是方圆有名的老中医，算是和赵寿山有一层同乡之情，祖父也认识赵寿山部队的参谋长。时在1933年，有文化的伯父不甘心待在农村，祖父便给这位参谋长写信推荐伯父去参军。三伯父到了赵寿山的38军17师，在102团和3营部队当军械士官、事务长，从此走上了军旅生涯。

伯父个高体健，爱好打篮球，不仅有文化，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加之他思想进步，才思敏捷，性格刚毅，办事干练，这在当时的部队是很难得的人才，所以他很快从士官、班长升任中尉排长，营、团部副官，后又在赵寿山、李子干办的教导队当文书、教官（一、二、三期都参加过），为部队骨干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被称为“干部的摇篮”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38军教导队，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仿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办学模式举办的。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开始。7月下旬，17师（1938年7月改称国民革命军38军）师长赵寿山奉命率部队开赴保定前线，后又转战山西娘子关、雪花山。连续作战数月，部队损失很大，伤亡人数巨大，由出发时的12000余人减少到2700多人，该部队的共产党员人数也由50余人减少到20余人，急需补充。1938年1月，赵寿山访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陪同参观抗大，赵做了“从前线归来”的报告。抗大学员高昂的抗日激情，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作风，极大地启示和感染了赵寿山，随后在拜会毛主席时，他向毛主席提出干部支援的请求。毛主席说，干部可以给一些，我们党中央为该部组建了“战地服务团”和“雪花剧团”，但干部主要靠自己培养。我们延安办了那么多学校，就是培养干部嘛！赵寿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产生了按抗大模式举办教导队的思想，遂下令在三原招生。其第一期、第二期学员主要是我党吴堡青训班和陕西地下党送来的大批进步青年和少数共产党员，以后各期学员均是通过社会关系介绍，或前期学员推荐，或从部队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士兵中选调。从1938年的第一期招生，到1944年7月第五期结业分配，共培养干部约1500名，其中约500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1944年3月，地下党工委领导下的中共党员，由抗战初期的几十人发展到630人左右。

38军教导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的，蒙定军、范明担任地下党工委负责人。地下党工委的一位委员就在教导队工作，直接领导。干部从队长、副队长、区队长至班长，除个别进步分子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各期均设有军官支部和学员支部，一、二、三期开会小组会，过组织生活。四、五期改为单线联系。

1938年4月，三伯父经范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蒙定军、范明的直接领导。

三伯父在汉中教导队时，与宁必成（现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政委、少将）相识，交为知己。与李子干联系甚密，结为兄弟。后来部队辗转三原，与陕北红军相联系。西安事变爆发后，伯父所在的部队紧密策应，护送红军将领（李先念、汪锋等）和地下党员途径三原去陕北，也常为陕北红军转送物资军需。

“九·一八”事变后，部队开赴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对日军作战。伯父在孙蔚如、赵寿山的率领下，在蒙定军、范明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率部对日英勇作战。这一时期，他当过机枪连、手枪连连长；在一二〇团任过二营营长。后来，该部伤亡人数太多，又缩编为连，他任连长。伯父参加过著名的娘子关战役、中条山战役和“六六战役”。

1938年7月，孙蔚如将军率领以38军为主力的第四集团军进驻中条山，至1940年10月调防河南，这两年4个月时间内，打退日寇11次进犯，寸土未失。当日寇第10次进犯失败后，我党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2月16日）评述：“敌犯中条山企图再度失败”“迄今进犯10次，每战皆败”。第四集团军成功守卫中条山的意义，在于粉碎日寇南渡截断陇海铁路，西进占领西安的图谋。在中条山上，第四集团军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多次进犯也难以撼动。

“六六战役”是日寇纠集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双方损失最大，仍以敌人失败而告终的一次惨烈的战役。日寇调集第20师团4个联队、37师团1个联队、1个骑兵联队、1个野炮联队、1个工兵联队、1个飞行大队（飞机38架）共6万余人，分9路向我中条山阵地大举进攻，企图打过黄河，截断陇海铁路。而守卫中条山的第四集团军只有38军、96军两万余官兵，且无飞机大炮，枪支弹药补给供应也不如日寇。战役从6月6日开始打到了6月21日，敌人的计划失败，只好带着重创撤退。

为什么我军军力、装备均远远不及日寇，却能够打败敌人，守住疆土？仅从军事方面而言，主要是战斗指挥机动灵活和官兵英勇顽强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六六战役”初期，96军和46旅1万余人被包围在平陆县城附近约5千米的狭长地带。怎么办？孔从洲旅长认为，固守阵地实乃坐以待毙，只有向敌后突围，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才能扭转不利的战局。于是，在6月7日晚间，部队的两个营和旅部两个连，以10挺机关开道，向敌后突围。8日凌晨3时，群众举报敌炮兵部队驻扎在东车村。敌兵正在酣睡之际，孔旅长即指挥部队迅速将敌人包围，以密集火力发起突袭，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歼灭敌军200余人，缴获山炮11门、高射机关炮1门、轻机枪3挺、步枪30余支及敌作战命令等重要文件。山炮、机关炮无法带走，遂卸下望远镜将炮身推下山沟。战斗结束后，继续向敌后挺进，途中捣毁了敌人两个野战医院，割断了敌通向运城的电话线，安全返回38军主阵地。

46旅成功袭击敌后，打乱了日寇军事部署，动摇了日寇军心，其不得不抽调部队援后，从而减轻了我军正面战场的压力，96军军长李兴中及时调整防线，组织部队突围，战局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

这次战役中，17师98团2营营长范文英（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不畏强敌，率领全营先以机枪、步枪打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摔手榴弹，手榴弹摔完后和敌人拼刺刀，他从敌人尸体中检起一杆“三八枪”，一连刺死10余个鬼子，后多名鬼子向他合围，他刺死3名敌人后状烈殉国。

战役中，96军有1000余人组成入伍不到3个月的新兵团，在河滩和2000余名鬼子厮杀，在弹尽粮绝又无援军的情况下，有800多名壮士高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口号，从80多米高的悬崖跳下黄河，魂灵随着滚滚河水流向大海！

此役虽歼敌4000余人，而我军付出阵亡8800余人（96军阵亡6950人，46旅阵亡1075人）的惨痛代价。

在中条山战役中，部队经过十几场战斗，伤亡惨重。伯父拼出命去了，他身负重伤，带余部在一个村子暂息。当地老百姓犒军心切，拿出锅盔馍慰劳前线下来的将士。伯父眷念牺牲的众多弟兄，泪如泉涌，一口吃不下去，站在一旁遥望硝烟未尽的战场。正在这时，日寇飞机轰炸，将围在碾子上吃饭的战士们全部炸死，此时此景，太悲惨了！伯父痛心不已，对天嘶嚎，恨我军没有制空权，他恨不得活吞日军鬼子。他一时间悲恨伤痛交集而昏倒在地，后被送往驻地抢救。这是他平生最难忘的一幕，后来常向我们晚辈讲起。

部队在河南时，三伯父的岳父（长安灵沼冯村人）前去犒军，不幸被日军炸翻火车而遇难。他把岳父掩埋在铁路旁含泪开拔，在黄河岸边与宁必成相遇，老战友重逢在生死战场，悲喜交加，无以言表，面对黄河，抱臂而泣。

长安有许多在38军的干部、战士，亦有不少共产党员。部队在三原、西安驻防期间，和张周勤、薛高涛、乔光含、董志英等人均有秘密联系。

后来，部队党组织调伯父到汉中挽马二团负责地下党组织工作，伯父也曾受蒙定军、范明的指派，负责组织17师的起义事项。他发展的许多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抗日前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眼看就要迎来胜利的曙光，伯父的部队驻扎在汉中，因他人身份暴露被抓指供，伯父被国民党抓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没有暴露身份，保守党的机密，保全了同志。后国民党兵败南撤，他才有幸逃脱。

三伯父从汉中回到西安，当时西安已经解放，他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受了很长时间的审查后，被分配在西安市委工作，他是西安市委、市政府组建时最早的一批老同志之一，曾任机要科科长、行政处处长、秘书处处长等。1962年—1964年任西安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等。

三伯父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我说几件事吧，认识一下我的这位受人尊敬的伯父。

我弟兄10人，都在农村上学，伯父没有孩子，按祖父的安排，将我大哥董颖生过继给他。按说在当时，他有能力为我们弟兄做些安排，但是他一丁点也没有。他在生活上非常关心我们，一遇到原则问题，他不说不做，不越原则一步。他还为国分忧减轻国家分配负担，把过继给他做儿子的大哥送回农村务农。他曾主管西安市委机关房产方面的工作，但他临去世前还住在南院门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过共产党的“牛棚”。

1964年10月到1965年5月，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抽调一万多名干部，进驻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时称“万名大军进长安”。这原本是在农村前期全面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运动的基础上，发展为后期在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意却发展成一场疾风骤雨般的残酷的政治运动。

运动一开始，就夺了县委县政府和各区、社的领导权，各级干部80%以上的人被批判、斗争，打倒一大片并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