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民主革命补课，补订地主、富农成分，声称“民主革命不彻底”“补课”，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组织积极分子无休止的批斗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几百人因而自尽。时任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政法工作的董志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在巡回批斗后被判刑八年（工作团自带法庭，而且是终审定刑）。当时，工作组审问他是怎样混入共产党的，他坦然回答说，他是经我三伯父董大椿介绍入党并参加革命的。

西北局驻长安社教工作团的领导直接指示，将三伯父关入西北局机关的地下室，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关押期间不予审问（因西安市没有开展社教运动）。“社教运动”结束后，三伯父被释放，仍回西安市委上班。

“文革”中，三伯父被污蔑成黑帮、叛徒，又关进了牛棚，下放陕南劳动改造，直至1980年才平反、离休。

记得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一年，伯父身体力行，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们弟兄都忙着种庄稼，他担心我们干不好农活。在麦收时回到马王，亲自到麦场帮我们打麦脱粒，除了白天忙碌，一连几个晚上也不歇息。我们当时年轻，连天劳累都有些受不了，叼空就磕睡打盹，但他老人家精神百倍，干劲十足，鼓励我们说：“比起中条山战斗，这算个啥！”打完麦，他坐在装着麦子的小拖拉机上，像是当年立马中条，凯旋而归。

三伯父82岁那年，因病重住进西安粉巷医院，可他嫌住院治疗花钱多，硬是住回了马王村老家。伯父不慕虚荣，一生务实。弥留之际，他让孩子们用架子车拉着他，去看望家乡当年他部队上的老战士、老部下，或者他们的亲属。去看一看他们，和他们说说话，他心里觉得舒服。去看一看他们，看看他们的境况，他就感到很欣慰。到了那边，他会向他的老战友们告慰、致敬。伯父拄着拐棍，步履蹒跚地行走，艰难地挪步于他去日无多的人生路上。那日，他抚摸着沣河桥的栏杆，双眼沉重而又坚毅地望着东方，他是望向中条山的方向。他痴痴地望着，一动不动地近乎于发呆，他是在想他的老战友们啊。那个地方，还有那些人，让他至死不能忘怀，甚至到死都难以瞑目呀！当他弥留陷入昏迷时，口里仍然是“排长、连长、冲啊！”的呓呓梦语……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国家，交给了人民的事业。他临终遗言：自己逝世后，不要惊动领导，让自己的老战友宁必成（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政委，老将军）致悼词。

三伯父的葬礼很简单，是村长主持的。范明等老将军、诸多老战友们、老部下送来了挽帐，全村几千人悲痛地排成一里多路为他送行。宁必成老将军为他致悼词，他以一位革命战士的身份静静地离去了。他无愧于17路军，无愧于共产党员，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在我们家族传承。

 

04 我的父亲

 

前文已经述及，我父亲生长于一个富足的家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家庭有30多亩地，有大（马）车，有牲口，还雇有短工。这些，都是母亲讲给我们的，年幼的我们对此记忆深刻。

父亲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四，人唤他“四哥”或“四叔”。

父亲没上过学，一直在家务农，这是祖父为父亲的人生做的安排。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都在和胶轮大车以及骡马打交道，他是村里最有名的“车把式”，他手里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鞭杆子。很长时间，生产队就那么一辆胶轮马车，吆车简直就是父亲的专职专岗。后来，生产队又增加了一辆马车，如果要用马车长途拉运，“车把式”非父亲莫属。因为，父亲不仅吆车技能高，而且办事精心认真，从来没出过事故和差错，队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是这样的认识。有不少人能讲出父亲熟练吆车经过危险路段安然无恙的故事，对此更是津津乐道。

那时候，畜力是生产队最主要的生产力，犁地、种地、拉磨、碾场、货运、拉砂等，都要吆喝牲口套车拉运，父亲根本就闲不下来。

让父亲自豪的事情不光是吆车，还有犁地。庄稼活里头，牲口的活路最多，因而吆车人也应是使唤牲口的能手。比如生产队每年的春耕秋播、夏收夏播，大于五十亩的每一块庄稼地里，往往是父亲吆着牲口开第一犁。这第一犁，十分重要，要犁得直，决不能偏，这就需要熟练掌握“收交”和“绽交”的犁地技术，犁出的地才不会成为斜角、偏角，这依赖于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全生产队，除了父亲，没人敢开这第一犁。父亲开了这一犁，其他扶犁的人才敢在后边犁，才敢跟着溜。所以，每年这些时节，都是父亲开第一犁，这在生产队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1956年以前，我们家被村里人羡慕。祖母去世后，我又添了几个弟妹，家里人口多了，只有父亲一个全劳力，我家成了欠社户、贫困户，生活日渐一日走了下坡，过得一年不如一年。特别在1960年以后，生活上更是困迫，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受生计所迫，为了孩子们都能吃上饭，母亲在马王火车站做起了小买卖，后来她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在历次的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父亲和母亲也因此经常吵架，父亲认为：三伯父在外搞革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能给他脸上抹黑”是父亲常讲的一句话。但面对一大家人无米下锅的困境，父亲却无法劝服母亲。几个孩子要吃要穿，母亲顾不了那么多，她依然起早贪黑劳碌奔波。父亲虽是惆怅和无奈，但每次争吵也常以他的叹息而告终，困迫的日子又一次暂时回归风平浪静。

父亲一辈子勤劳受苦，与车马为伍。当时生产队的相当一部分收入，就靠父亲这辆马车赚取，因为马车从来不断活儿。我们队在供销社对面，与供销社仅一路之隔，供销社经常在西安进货，就雇我们队的马车拉运。父亲经常在凌晨两三点出车，赶天明到西安，在当天深夜返回。往返装车卸货、吆车，都是父亲一个人干。每每出发前的夜半，或者是父亲晚归，母亲为父亲做饭时拉响的风箱声，常常会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那久远的风箱声穿越了时空，现在也仍会在我的记忆中响起。

父亲不出车拉货时，就吆车从沣河岸往火车站拉砂子，一天往返好几趟，装车卸车的活还是他一个人干。他经常是天不亮（凌晨四点左右）就出车，我便跟车去拾粪，休息了一夜的骡马，大都在出第一趟车的路上排粪。有一次，我跟在牲口后边，看牲口尾巴扬起拉粪了没有，不小心被车轮压伤了脚踝，留下了伤疤。现在每每看到这个伤疤，我就会想起那些年跟着大车拾粪的情景。

那时我家没有钟表，夜晚判断时间却自有办法：晴天看月亮，阴天听鸡叫，或者看火绳焚烧的程度。“二十二三，月落正南”，这个观天时的知识是父亲口传给我的。

我那时对西安特别向往，能去西安城里转转，就像到过北京天安门一样，那是人生莫大的幸事。我也庆幸，供销社要到西安拉货时，“车把式”非父亲莫属，我便有了多次去西安的机会，去看西安的街市，去经见大世面。

我随父亲的马车，往往深夜才能返回。不记得有多少回了，夜幕吞噬了万物，马蹄声、车轮声和着铃铛声，伴奏着路途的寂寞和单调，许是觉得困倦或者寂寥，父亲会扯开嗓子吼起秦腔，那高昂浑厚或者低沉婉转的唱腔，起起伏伏飘落在漫无边际的夜色里。每每在那个时候，我便能感受到父亲内心的豁达和乐观。

有时候，当天赶不回马王，牲口要在中途饲喂以增加脚力，这一点父亲从不马虎。每次出车时，随车总要带半个铁皮桶当草料槽，草袋里装上上好的草料。到夜晚时，人和牲口歇在车马店里，或者街头偏僻处，父亲支撑起草料架，成半夜地饲喂牲口。其他季节倒也罢了，最难熬的是寒冷的冬季。记得有一回，天气异常冷，父亲拿砖块石头支起铁皮槽（可以两用），里边生上柴火，叫我烤火取暖。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三伯父听说父亲到西安拉货，就到车马店来看望父亲。三伯父看到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受冻遭罪，很是心疼。后来就专门托人从宁夏买了一件羊毛“皮筒子”（没有挂面子的皮袄），送给了父亲。父亲冷天再出车时，就披上“皮筒子”御寒。有一天，父亲睡觉时把“皮筒子”盖在身上，睡着后翻身，将“皮筒子”压在了身下，热炕烤干了“皮筒子”，皮面硬化后开裂掉片，“皮筒子”坏了，再也不能穿了。父亲没了“皮筒子”，又要受冷罪了，一家人为此惋惜了好些时日。

1958年食堂化时，我家房子的木料被村里拆去盖了食堂。我们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大房西边原来做灶房的厦房里，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后来，三哥和我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才借钱在庄基西边用竹竿盖了3间厦房。

那年月，每到春秋季节种地犁地时，为了赶活路，犁地的人一般都不回家吃早饭，家人就都送早饭到地里。我们上完早课回家吃饭时，要先提上罐罐和饭篮儿给父亲送饭。陆陆续续地，家家的饭都送来了，扶犁的人聚在地头一起吃饭。父亲却不是这样，他把犁停在地中间吃饭，他害怕人看见自己吃的饭食——差而寒酸。我们那时候的吃食和穿戴都比别人差，一大家人的日子确实穷困。后来，每每想起父亲吃饭躲着人，想起那时一家人穷苦的情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落泪。父亲身体上受苦受累，他心里更苦更累啊！

父亲大半生与牲口搭伴劳作，很是爱护牲口。后来，父亲渐渐年长，不能吆车种地了，就当了队里的饲养员，更加爱惜牲口，甚至胜过爱他自己。他像爱惜孩子一样，精心喂养牲口，铲粪垫圈，扫刷皮毛，对它们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牲口有什么毛病或不适，他都能及早发现，他因此多次获评模范饲养员，受到表彰奖励。现在想来，他对牲口的情怀，那是一个农民、一个车把式的真切情怀。

记得有一次睡觉时，我发现了一把形似小金鱼的“鱼刀”，那是父亲常带在身上的，鱼刀刀刃合在鱼肚子里，看着很是精致，也十分锋利。父亲见我拿着鱼刀，便立即要了回去，他不让我玩刀子，说那是救牲口用的。我很是不解，问父亲：小刀可能会伤害牲口，怎么能救牲口呢？父亲说：拉运时，万一在路上翻车或车辕压下来，就有可能危及牲口生命，小刀可以快速割断套在牲口身上的肚带绳索，让牲口在第一时间脱险。听罢，我恍然大悟。

我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歉收，政府号召“瓜菜代”，就是种菜代替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生产队里种了大片地的萝卜，挖萝卜时父亲肚子很饿，就一边挖萝卜一边吃，可能吃的多了，肚子疼得躺在地上直打滚。我们一伙娃们束手无策，吓得一个劲流眼泪喊叫。医生初步诊断后认为是肠梗阻，需要紧急做手术，大人们跑到邮局，给城里的三伯父打电话求助。三伯父联系了小车回来接走了父亲。父亲在西安做了手术，救回了性命……这是我第一次被吓坏了时的情景，也是在这一次，第一次看到了小轿车的模样。

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待人和气、诚恳、热情，和睦乡邻，积德行善，童叟无欺，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他常告诫我们：诚实勤劳传家，吃亏让人是福，正直正气立命，多学技术立身。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在生产队里有几位相好的乡亲。

他最要好的朋友是董瑞林，他有文化，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曾担任生产队会计、队长。还有董富学，他是贫农成分，身强体壮，敢说敢为，劳动卖力，在队里敢说公道话，受人敬重。还有张建平（张老六），有文化，因有右派言论被下放回村（文革后平反），为人诚恳，深明事理。还有董林秀，他和父亲一样，是吆大车、犁地务庄稼的一把好手。再有张建新（又名瑞哲），他和父亲学会了吆车、种地，他性格直爽，人称三队长。父亲和许多的乡亲都相处友好和睦，父亲特别喜欢有文化的人，从不对别人说长论短，总提说别人的优点，记挂着别人的好处。只要提起父亲，大家几乎都会说：“他是个好人，亲热得很，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也逐渐实行机械化了，饲养室解散了，父亲这个吆马车、作务庄稼的老把式随之“赋闲”了，他就到农贸市场摆蔬菜摊卖菜贴补家用。

我不让他干这些。他说：“不行啊，你下边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子，要上学，要结婚，爸不干不行，爸任务没完成啊！”

1986年3月30日夜，父亲遭遇歹徒抢劫，悲惨地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天塌地陷，我悲痛欲绝！

父亲一生没享过一天福，就这样带着遗憾走了！

在父亲的坟头，我想：我们还是穷，如果不是穷，父亲何必在菜场卖菜，何必受这个罪！遭这样的厄运！我在父亲坟前发誓：我要下海办企业挣钱，要脱掉穷皮，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任务！

现在兄弟们生活都好了，每每想起一生勤劳、朴实、仁厚的父亲，想到他为儿女们辛苦操劳一辈子，竟然连一天的福都未享受，想到他临终前还时时刻刻为儿女们操心，我的心总是一阵阵痛楚。子欲孝而亲不待。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能让我好好地孝敬父亲一回，那该多好啊！可是，天地相隔，我与父亲再难见面，我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我只能望着父亲的遗像无声地流泪，我只能在父亲坟头为他燃香烧纸，我只能一次又一次默默地为父亲祈祷：愿父亲在天堂安好！

 

05 我的母亲

 

勤劳能干的母亲

 

我母亲是户县大王镇梧村人，梧村和长安搭界。我的外祖母名叫蒲心善，娘家在马王村西堡子。当时蒲老人家常带着女儿回娘家，我祖父常常外出给人看病，我猜想他们彼此可能见过几回面，不知怎么的，祖父相中了蒲老人家的这个女儿给自己当儿媳。

听老人们说，祖父是有名的中医，他是用医者的眼光和视角来选儿媳的——不仅要身体好，还要能生儿育女，也要能把持家务。祖父的认识自有他的道理。祖父原本给父亲的人生定位就是当个庄稼汉，那就得给他找一个能织棉纺布干家务，还要能孝敬伺候老人，各方面都能行的媳妇。蒲老人家的女儿无疑是一个合适人选。祖父打问清楚后，差人去给我父亲提亲，这桩亲事竟然成了。后来，蒲老人家的这个女儿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