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琼创作杂谈（雷涛）

对我而言，在陕西文学界，何琼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是董颖夫先生带着他的文学团队向我介绍她，并推荐了她的新作《我的逝去的良善庄》。我也知道，今天这个研讨会是老董们操办的。而且是一个多月前就确定的。因而，我不得不说说话。

老董和我是老文友、好朋友。他发现并扶持何女士，我看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农民情愫;二是他的文学情怀。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南董北曹》，说的就是他的文学公益事业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1996年自费征地修建柳青墓园，2006年又策划创立陕西省柳青文学奖，修建柳青文化广场、柳青文学馆，成立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等等，30多年来搞了一系列纪念柳青的工程和文化活动，现在，他老了，还拖着一副疲倦的身子。但还干着他钟爱的文学事业，支持支柱文学新人，这让我又平添了多多的敬意。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碰到一本儿新书，我先看序和跋，再看评介文章，然后阅读文本。读这本书也是如此。这样做并非是“先入为主”，而是吸纳各方面见解，让我的阅读感受更明晰和准确些。

我对何琼写作的总体印象是:对关中农村生活很熟悉，文学视角很明显;文字功力不错，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比较突出;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民俗知识，包括方言俚语等等的掌握和运用积累较深，运用练达，有时有呼之欲出之感;在作品中，白描的写作风格突出，这是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作者运用自如。作者是一位有潜力的文学创作者。

作品用了大量的笔墨进行辅垫。作者大幅度描写了的渭河南北岸乡村的生产生活场景，乍一看，与拆迁无关，掩卷沉思，方有顿悟:这些描述都是对主题的一种引子和渲染。作品一般的写作者都是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即使有引言，也是暂短的。这部作品用四分之一的文字叙述该村拆迁前的情景。书写地道的渭河岸边的乡村生活。然后以“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亲”这一章才返回来描写拆迁。这样的辅垫是很有必要的。辅垫越多，后面的悲情色彩愈浓，一连串的回响和叩问就产生了。我认为，这样的铺垫为后边描写拆迁起到了很好的前奏作用。

我把这部作品视为乡土文学。或者说是民间民俗文学。从体裁上看，像小说，但更像散文和随笔。因为每一个章节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是独立成篇的。从外表看是新世纪之初关中腹地渭水两岸农村的生活浮图和风俗画卷;但从内容上讲，是把农村拆迁、实现城中村改造和城镇化的过程加以透视。“拆迁”这一事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可逾越的一件大事。直到今天，这一“历史剧”还在上演。也许，谁也看不到何时谢幕。作品抓住这一历史现象，以亲历者的身份加以记录和描述，再次证明了文学是生活的回音壁的道理。

按说拆迁是一件十分痛苦、十分难熬的事，各地在拆迁问题上发生的案件，包括集体上访等事件屡见不鲜。但是作品没有将笔端放在“凄凄惨惨”一面，而是集中在六个字上:怀旧，叹息，期盼。良善村的拆迁和别的拆迁有着共性:从丈量开始,“己丈量”三个字便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然后是发放补偿金和寻找或自己盖“过渡房”。然后在告别故乡往入楼上搬。作者写道“拆迁，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庭院，而是一个村庄，一片田野，一种生存方式”。这里“腊八”的死亡具有典型意义。这个人不是为闹拆迁费而非正常死亡的，也不是因搬迁的尖锐矛盾而致命的，全部因素在于“不适应”而郁闷而自尽的。如果说，作品在描写拆迁之痛时，其感情色彩是自觉分布的，那么，在写这一章时，则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从心底吼出的呐喊。正因为拆迁前和拆迁过程中,只是离乡的怀念和依依不舍，并没有血与火的场面。而更痛的是拆迁以后,由庄子搬上了二十九层楼住的阵痛和巨痛。“腊八”只是一个代表人物，作品一共写了多少人，多少事，我没有做过统计。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大同小异之分，而“腊八”则以生命为代价诠释了这种不同。由“腊八”之死，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不但“拆了活人的房，还有挖死人的墓”，也不由得让人回想起作者在文本中的哭泣与呐喊:“我们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知道它已经没有了，永远的失去了。那份疼啊，如钝刀割肉，一下，两下，鲜血淋漓   ”“乡愁其实不是愁，乡愁是痛”。这才是画龙点睛之语。

这部作品给人留下诸多的拷问。其中，最大的拷问是:由庄子搬上新的高楼大厦，由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生活方式由土变为洋，这样的交织与嬗变究竟是福是祸，是短期效应还是长期利益?尚不能过早的下结论。说到这里，我倒建议作者再创作一部由庄稼人变为城里人的生存现状。我相信，要写的故事不比乡村少，其中大有大的难处。给读者留下的思索也许不比这部作品少。

关于这本书的特点，包括体裁、题材、人物形象设计、故事情节安排、写作技巧、语言特色，同类题材的比较分析等等，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会各抒己见，恕我不赘述。我只想从三个“意义”上说些感受。

第一，它的社会学意义。我把这作品既当做文学作品，又视为社会学的一个读本。原因是它承载着当代中国一个个大城市的兴起，大城市外表繁华，和现代背后的许多内幕和真实故事。最重要的是人治与法治的明里暗里的较量。只要有“政绩工程”在，人治的因素就大，伤害老百姓的事就多有发生。有时政策是对的，但执行部门象歪嘴和尚一样的把经念歪了。还有一些中间商，两头揩油，一面欺哄政府，一面坑害群众。我认为，作品的社会学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

我还有一个感觉和思考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法制观念也相对淡薄。一方面，政府和有关方面不兑现承诺，或不完全兑现承诺，是问题的主要症结;另一方面，受害群众也不完全懂得如何用法律去维权。我就亲眼看过不少村子为应对拆迁而加盖房屋，还有不少村民在外临时搭建过渡房而始终领不到补偿金等。所以，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多些。据我所知西安周边的拆迁还有不少的暗箱操作的情况。说到底，这些暗箱操作都是以盘剥和牺牲农民利益为目的的。作为社会学研究，更要注重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无疑，何琼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本。

第二，它的文学意义。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意义主要是指文本创作的特点。说句实在话，当我看到作品并开始阅读时，我将它视为一部长篇小说。可是读了几章，就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后来，我想将它定为纪实文学，也觉得欠妥。因为里边肯定有虚构的成份，包括指名道姓的人物。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长篇散文或随笔为妥。关于这一点，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用散文和随笔的形式对一个村庄的拆迁进行全景式的描绘和记录，是该书的第一特色。文本看来是独立成篇的文章组合，但却不能拆散，原因就在于它的整体性，在于内部的逻辑必然和叙事必然。作者有这种驾驭能力。我甚至认为:这是长篇散文和随笔写作的一种尝试。

该书的第二大特点是它所体现的乡土文学的浓浓味道。作者的第一身份是农民。她从小生长在母亲河渭河岸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家一户，一男一女，周边的一村一寨都是熟知的。她的第二身份是人民教师，又是嫁到良善庄的媳妇。一切都是感同身受。第三身份才是写作者-是作家。她用民俗的眼光和笔调记录和书写生活，又用文学的审美和情愫来塑造人物和事件。应该说是一种“恨透铁”的精神和意志来书写的。

第三，它的史学意义。这方面我不想多说。我始终认为:历史的真实只是一种相对真理。有人调侃，历史像一位姑娘，任人打扮。其实，这话有一定道理。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要将正史、民间传说，包括所谓的野史，还有演义作品一起来读，来研究。拆迁和“城中村”改造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事件，要让教科书更科学、更详实，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它的确真。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何琼的作品也是一部难得的资料和佐证。

作者有较高较深的文字历练与表述方式。我在阅读文本时有两个较为突出的印象。一是古典诗词的运用。不论是描写故土故乡、人文历史的，还是借古喻今的，都可以信手拈来，朗朗上口，如影随行。这说明作者平时对古典诗词的偏爱与钟情。仅举一例，麦收八一十一三场雨。这是原西北农学院赵洪章教授总结出来的，我当时在人民公社工作，经常引用这句话。今后再看到这句话，感情一下子就升将起来了。二是对方言俚语的通透理解与掌握。从语言学与文字学的角度讲，语言，尤其是方言很丰富，形象，但文字表达却有限。有的方言，当地人一听就明白，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字词。我能感觉到，何琼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尽可能让读者从字面上知晓方言的涵盖。这种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和赞赏。实在写不出来,就用拼音字母替代。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还有一个较明显的阅读印象就是观察细腻，描述细腻。这不但是写散文的良好基础，也是写小说的重要手法。读这部作品，让我感受到一个不吐不快的遗憾，就是如果在众多的人物、事件描写中，用几个典型人物与事件将主题串起来，长篇小说的要素就确立了。就差这一步、半步!也许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容后再讨论。

关于描写拆迁和城中村改造题材的作品，我看了三部。第一部是写河池寨的，时间长了，印象模糊了;第二部是冯兆龙先生的纪实文学《唐坊里的古村寨》，他挖掘的是唐坊里的人文故事，讲述古村落的前世今生。何琼女士的《我的逝去的良善庄》则讲述的西安与咸阳之间，且在渭河两岸的村庄拆迁的过程。将八水绕长安中的最大河流，被人们称之为“母亲河”的人文生态变迁还原历史，把永远告别故土，告别乡村，集体进城的历史事件用文学加以表述，再呈现给读者。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作品的可读性更大，研究的价值更浓厚。

作者简介：雷涛，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长达13年，为文学陕军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