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群众喜爱，自发组织，不需要政府出面，自行解决了经费问题——锣鼓家伙震天响，敲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赞助，出钱出物，他们乐意，图个吉祥，图个热闹。自娱自乐，自己忙活，充分体现了“群众文化群众办”的宗旨。由此可见，群众文化工作的关键，是要办在广大群众的心坎上。

07 纪念张周勤烈士

张周勤，又名张行一，化名胡轩，1917年8月16日生于长安县沣西乡张海坡村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在长安沣西小学上学，“七七事变”后，他考入西安高中，思想进步，投身革命，加入西安学联组织的“假期工作团”进行抗日宣传，为唤起民众拯救民族危难而奔走呼号。1937年9月，张周勤由朱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党组织抽调他到延安“抗大”学习，他于婚后第三天奔赴延安。1938年6月，“抗大”毕业后，他担任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站长。在此期间，为营救去延安而被扣押的进步青年，他与国民党顽固分子、特务分子进行了多次斗争。

张周勤后来调到中央西北局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看守所所长。1946年下半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张周勤到西安侦查敌情，搞策反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1947年10月7日清晨5时，他和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等十二人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一岁，后被追认为烈士。

我上小学时，学校每年清明节会组织纪念英烈张周勤的活动。在“文革”中，传有张周勤烈士在狱中变节的谣言。张周勤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义后葬于家乡的黄土坡上。后来，此坡段常有村民取土，日久天长，其墓可能会裸露悬空，张周勤烈士的儿子张建国多次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对墓地进行保护，最后得到回复是，让他们迁墓到西安烈士陵园。家属不同意，就找到了我，我听后非常焦急。我觉得，只有开展纪念活动引发有关部门关注，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我认为：张周勤烈士的事迹可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所以其墓地应该进行保护。文化站虽小，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英雄正气义不容辞。于是，我策划并发起了“隆重纪念张周勤烈士就义四十周年”的活动，得到了主管文化的左世新副书记的支持，马王镇党委、镇政府发了《关于隆重纪念张周勤烈士遇难40周年悼念活动的通知》，通知文件和请柬交张建国分送省、市、县部分领导和相关人士。

1987年10月7日，纪念活动如期举行。当年和张周勤一同开展地下工作的领导和战友何承华（时任省人大副主任，曾任西安市委书记）、李浩、朱平（解放后任长安县首任县委书记、县长），罗治文、聂敬德、薛高涛、董大椿、董志英、张克宽、柏景侠、费德贤、于黄信、范克正、杨公愚、张平、白玉洁、白崇信和县级领导刘乃俊、苟希斌、刘栋梁等30余人，全公社各校师生、各村干部、驻镇各企业负责人共1000多人参加纪念活动，深切缅怀张周勤烈士。

这场纪念活动办的很是隆重，规格也高，在马王镇是第一次，影响巨大，反响强烈，《西安日报》发布了活动消息。后来，我以镇政府的名义起草了《关于修缮张周勤烈士墓的报告》，报送县民政局，修缮款很快下拨。我请建筑队的贺忠文同志设计图纸，随后动工修缮，烈士墓得以保护。

这也为我后来办此类活动积累了经验。

三、文化站的结局

1985年12月20日，在长安县文化站工作会议上，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表彰。县委副书记毋森宝到会讲话且高度赞扬了我，并号召全县文化站的文化工作者向我学习。长安县文化局（1985）42号文件专门印发了毋森宝副书记的讲话内容。

后来，我出席西安市文化工作会议，被评为“文化站先进工作者”，省文化厅授予我“先进工作者”荣誉，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的先进事迹被编写成书面材料，题为“丰镐遗址上的奇葩——记马王镇文化站站长董颖夫同志的先进事迹”，并在省群众文化“双先”表彰会上作为会议材料发放，供大家学习。

1989年，长安全县干部大调动，实行干部任职“规避”制度，凡是家在本公社的干部一律不得在本地任职，我和斗门文化站站长张浩然同志互换，去了斗门文化站。

很可惜，多年以后，马王镇街道进行拓宽改造，马王镇文化站被拆除了，这个让我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地方消失了……新的文化站再也没有建起来，这是让我痛心的事情。我当年筹建马王镇文化站，以及她异彩纷呈的辉煌的情景，如绚烂的烟花一般，随着岁月流逝，也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逝，绮丽多彩的光影却永远挥之不去。

第  九  章

纸 厂 十 年

开办纸厂

祸起菜场因穷根，另谋出路图生存。

商品流通兴包装，包装纸业日看新。

风生水起兴企业，心想事成学蔡伦。

十年辛苦不寻常，赢得平生首桶金。

1983年，土地已经承包到户，家家户户独立经营，生产队集体的饲养室也解散了，父亲不再去饲养室忙活了。农闲时间，父亲在街道上摆摊卖菜。后来，父亲将菜摊转到新修的农贸市场经营，他晚上就住在农贸市场。

1986年3月30日夜，父亲遭遇厄运，在农贸市场被歹徒抢劫身亡。父亲的突然去世，让我痛彻心扉。痛定思痛，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也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最为重大的转折——我决定下海办造纸厂。

一、下海办厂

父亲去世，突如其来的横祸炸雷般击倒了我。我悲愤难抑，心中逐渐亮起了两盏灯：一盏是希望的灯，我为之做了长久的准备；一盏是勇气的灯，受逆境激发而点燃。有了这两盏灯，我不再惧怕黑暗和险恶了。

01 下定决心

父亲悲惨地走了。我们兄弟几人将父亲的遗体抬向家里时，沿街的人家都在门口烧起了纸钱……烟火明灭中，我步伐沉重，内心愧恨交织，真是无以自容。

安葬了父亲，我为父亲守坟，荒野孤坟，满目萧然，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不断自责：父亲为什么会遭此横祸？还不是因为家里穷——六弟尚未成家，最小的妹妹正上大学，这都需要花钱，父亲他放心不下，他说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为了儿女他还得挣钱。其他姊妹们的日子也都紧巴巴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穷呀！我也在反思自省：自己不能光顾了爱好！常言说，文不养家，我必须另找一条活路。我暗暗地发誓：我要脱穷皮，拔穷根，抓经济，让弟兄们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只有这样，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下定决心办造纸厂。

02第一桶金

可以说，为了迈出这一步，我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甘平庸和贫穷，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契机。终于，我抓住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承揽了为几个公社群众照身份证相的活儿，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1985年某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实行身份证管理的讨论文章，我看到以后，觉得实行身份证管理势在必行。过去进城出差，都得有大队或者单位开的证明，才能在旅店住宿，和单位联系业务也要证明材料，出门办事很不方便，实行了身份证管理，能证明自己身份，办啥事都方便了。

没过多久，公安部门下发正式通知，要求人人都要办理身份证件。而办身份证就需要照片，马王镇没有照相馆。我到公安部门询问过，当时照身份证照片由派出所统一安排，在指定地点照相，且对身份证照片有统一的规格要求。只有通过审批的照相馆，才具有照身份证相片的资格，对照相馆的要求是要有座机（稳定性好）。我觉得商机来了，就花了7000多元购置了座机等照相设备，请我七弟瑞生过来帮忙，又在沙河村招聘了两名聪明且长相好的女孩，一个叫西梅，一个叫灵花。将她俩送到长安摄影部进行培训后，我们办起了“沣河摄影部”。我承包了沣西派出所辖区所有村民的身份证照相，购了一辆三轮车，拉着座机和设备上各村巡回照相。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照相任务终于完成，获利一万六千多元。照相前景好，我让我大哥的儿子董晓明也来学习摄影，灵花和晓明对上眼了，两个人成就了好姻缘，这是让我们高兴的事。身份证照相任务完成后，我立即收兵回营，剩下的零星散户，让其他人去照。我用业余时间寻找起另外的商机。

得益于我从报纸上获取的信息，当别人争做万元户时，我已收获了远超万元户的第一桶金，这成为我后来办纸厂的第一笔资金，也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后，我进行市场调研，发现全国各地大量栽植苹果树、梨树等，这些水果在销售装运时需要大量的纸箱，我便决定办造纸箱的造纸厂。造纸厂的投资可不是小数目，以我个人当时的财力难以全面支撑。那资金缺口怎么补呢？我想好了路径：借贷或者和别人联合办厂。办造纸厂时我记有日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日记本第一页写道：

1988年2月3日，腊月十六，我已经整38岁了。回首往事，我不悔，但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我必须转轨——下海办造纸厂，从长远看正是为了不转轨。

03筹  钱

办造纸厂，机械、设备、基建等最少也需要30多万元资金。我经过仔细核算，准备因陋就简：机架用槽钢焊接，所需十几个导辊在户县大王王守村我姑妈家郑振远办的机械厂用车床加工，设备自己来组装，但关键设备必须在国营单位的轻工机械厂定制，这样既能确保造纸机质量，又可节约三分之一成本。这些准备就绪，还差20多万元，钱从哪里来呢？

我想，“树起办厂旗，就有联营人”。我联系了沣西建筑队的张忠昌、沣桥大队的书记董长明，另外还有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办企业的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