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施工现场会

张忠昌很能吃苦，吃住都在工地上（住在门房的临建工棚里）。他曾在大建筑公司干过木工活，带领本队（他是泥河村第四生产队队长）的社员进城搞副业多年，对工地的管理很有经验，但对开现场会心里没底，甚至有些发慌。我给他写了半页纸的发言稿，他照着念都紧张，念得结结巴巴。我让他先熟悉稿子，到时候可以脱稿发言，工地上怎么干的，发言时就怎么说。一说到工程，张忠昌就不会紧张了。

开现场会那天，县公司、公社的领导，各分队的负责人，队部所有人员都参加了。他们到工地视察过后，都称赞工程干得好，工地管理也很好。我事先准备了锦旗，公社领导亲自为张忠昌颁授锦旗，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从那以后，张忠昌的在行业内声名鹊起，县公司屡次带人到他的工地参观学习，沣西建筑队也因而成了优质建筑工程的代名词，一时间在全县建筑行业声名大振。

从此以后，闫景科、张忠昌逢人便说，老董真有一手——点子稠，办法新！这人呐，有文化和没文化就是不一样。

 建筑技术培训班

为了提高建筑队各分队（组）的管理水平和施工技术，培养人才，提升工程质量，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我思谋再三，萌生了举办培训班的想法。我和队领导做了沟通，他们同意并夸赞了我。我起草了沣西施工队（83）10号文件：“关于举办建筑技术培训班的通知”，通知载明，从1983年5月份开始，培训时间暂定为一个月（如需延长另定），每周六晚上上一节课，星期天白天是三节课、晚上上一节课，每节课不少于2小时，晚课19点开始，白天课早8点开讲。

参加培训的人员，涉及各分队队长、工长、预决算员。另分配给各队（组）和挂靠单位2—3个名额，条件为：技术冒尖的技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本人喜爱钻研技术。为了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星期天白天工地要留一名队长（或副队长）安排生产，其余人员参加学习。

主讲人由我来联系，我聘请过长建二公司的技术员、工程师李焕学，预决算员龚汉琪；聘请过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教授、西安市土木建筑学会和各大公司的工程师；也请过我们施工队的技术员曹希文，预决算员贺忠文等。培训课堂就设在我家二楼的通间房子，用五合板刷漆做黑板，摆上几排长条椅，挂上大灯泡，就那样开班了。

我当时还挂着马王镇文化站站长的头衔，所以从名义上讲，培训班是建筑队和文化站两家合办。

这份通知报送二建公司、公社周主任、工业办，下发到各分队（组），所有筹备工作，我都一一提前做好，还刻印了培训资料，买了培训教材。第一讲在5月7日晚开始，大家热情很高，都早早地骑着自行车赶来了，自行车停满了我家的院子，这是建筑队从来没有过的景象。建筑队队部和我家不到100米的距离，一、二、三分队都在沣河毛纺厂的工地或沣西商店工地，来去十分方便。挂靠建筑队的泥河村（编为四分队）等工地施工负责人、工长都赶来参加培训，我清楚地记得有张忠昌、曹振凯、闫战续、李思昌等人。

三、难忘的几件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有的丰富多彩，有的晦暗无光。但千种万种的人生，千种万种的境遇，总会予人伤感或者甜蜜，抑或不堪，让经历者、见证者难以忘怀。

 支票案件

杨某，男，当年40岁，沣西公社石桥大队第三生产队人，时任沣西公社建筑队第二分队工长职务。

1983年5月6日下午4时许，我与建筑队支部书记、队长闫景科等在毛纺厂二分队办公室开会。当时，我要给队里办事，从三分队财务人员贺润生处借了2200元存款支票。开会时，支票放在在桌子，大家围桌而坐，我执笔作会议记录。不料，杨某起了邪念，趁大家不注意拿了支票。我发现支票不见了，大家立即寻找，却怎么也找不着，弄得在场的人都不好意思。支票不翼而飞，我和闫战绪（三分队队长）连夜到沣西信用社挂失。次日，闫景科在队部召开的干部会上公开了此事，希望拿支票者交回，但没有人交。

7月8日，杨某将支票交给他丈人家妹夫牛某，让牛某去冒领存款，并对牛某说：“如果信用社经办人要询问的话，你就说你叫贺润生，如果他要问你取钱干啥？你就说要买拖拉机，要是问你是什么地方人，你说你是大原村贺家堡子人（当时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牛某按照杨某的安排，当即到沣西信用社冒领，工作人员核算了利息，正要办理付款手续时，忽然想起支票挂失一事……牛某被派出所审了一天一夜后，最后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供出了杨某。

我真不相信杨某能干出这样的事。我平日对他的印象不错，他在工地上也挺负责的，办案人员要我写证明材料，我问怎样处理他，回复说2200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一个工人四年的工资，按规定是要负刑事责任，是要判刑的。我说能不能不判刑，交给我们单位进行教育，办案的人员说，这就要看我如何写材料了，我要是把具体情况写的不严重，同时给我们自身揽一些责任，他的刑责就轻了。我就在我身上找了一些责任，派出所根据我们的意见，批评教育了杨某和牛某，把人交到建筑队处理，但要对其罚款，我们又好说歹说没让罚，这一关算是过了。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丑事还是传出去了。公社领导知道情况后，向建筑队要处理结果。1983年8月5日，队部开会决定撤销杨某工长职务，并留队查看。这个处理决定形成了文件，上级公社和派出所下发到各分队，此事就这样收场了。杨某、牛某事后非常感激我，也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坏名声传出去了。“好事没人说，坏事一阵风。”有人说“人没长尾巴，比驴还难认”，也有人说“董太心软了，不该放杨一马”。我心里坦然。杨某的家庭负担太重，一事关乎两人，能饶人处且饶人，何况并没有损失嘛。

 工伤事故

1983年底，沣河毛纺厂工地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伤者左某，复转军人，灵沼公社冯村人。他在曹寨村大队包工头毛某和冯村领工的带领下，在原挖掘机厂的铸造车间改建吊屋顶安装龙骨时，不慎掉落摔伤，伤势严重，转至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治疗，确诊为脊椎断裂，只能躺在床上，成了残疾人。治疗半年后，因花费很大，家属无奈之下，把左某拉到毛纺厂，大吵大闹要求赔偿，厂领导做其工作无果，一时束手无策。左某的家属辩解说，是厂方为了赶工程进度，指示左去吊屋顶龙骨，因此厂方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做出赔偿。毛纺厂筹建处的领导和基建科都找我，让沣西建筑队出面协调处理。我们在毛纺厂施工，要和对方搞好关系，也不好推脱。但此事不是发生在我们建筑队，包工头毛某躲起来了，这事的确非常棘手。

建筑队领导把这件麻烦事推给了我。我想了几天，要处理好这件事，关键是钱的问题。我和厂方协商，厂方说自己不承担责任，因为是公家的事，钱也不好从账上出，否则等于厂方承担了责任。我又和左某的妻子沟通，她说了左某治疗的艰难情况，她家确实拿不出钱了，她不向厂里要钱，再能向谁去要？包工头毛某无力支付，公家救一个人，总比私人有办法。来来回回经过反复协商，最后毛纺厂基建科长徐某松口说，可以从我们建筑队三分队的工程款上开个口子变通一下，事情就好办了。对于赔偿的底限，我从左某妻子那里做了了解，最后以多方资助的方式，一次性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各方面都没有了责任，左某妻子对此也满意。

1984年5月12日上午，各方在沣西施工队队部开会议定，形成了《关于处理左某工伤的会议纪要》。其中写道，与会各方在沣西施工队召开处理左某工伤事故会议，各方都谈了各自的情况，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最后决定一次性解决（包括在此之前的所有开支）其治疗及康复问题。左某此后的治疗、生活等一切费用，各方对其予以一次性资助人民币共计贰万叁仟元。此后，伤者及其家属不得起哄闹事、纠缠，伤者治疗及生活等均与毛纺厂、沣西建筑队、曹寨、冯村各方面再无任何关系，这些单位和个人均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各单位资助款额：沣西建筑队13000元，曹寨村大队6000元，冯村4000元。沣西建筑队参会人董颖夫等，曹寨大队毛某、冯村大队柏某等。伤者左某及其家属，还有监督方等，都一一再上面签字、按了指印。

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

曹寨、冯村方面都在建筑队三分队名下以工程结算的方式记账——名义上是沣西建筑队出了钱。

事后，毛纺厂的领导们看了这份“纪要”，他们对处理方式和结果都很满意。虽然我们建筑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进行了一番变通，结局使大家“皆大欢喜”。

但在事后，我总为左某的后遗症和他以后的生活忧心。原来好端端的一个人啊，咋能是这样的命运！

这件事对我有警示意义，使我以后在干工程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工地的安全工作。

 替人贷款

王科是西安毛纺厂总工王某某的大儿子。那一年，我在马王街道遇见了王科，他开着拖拉机来西安搞运输，因为他的拖拉机没有气闸，也不是西安地区的牌照，西安地区限制其通行。拖拉机是集体的，由王科等人承包使用，承包期间不能添置设备，他想在西安地区揽活就比较难，我找运输管理部门通融，问题也没有解决。

王科的老家宁夏固原，那是个极度贫困县，他家住在山沟沟，生活苦，自家还是地主成分，他在家乡难以发展，便背井离乡来到西安谋生。我设身处地一想，他在家乡的遭际和我差不多，所以我决定帮帮他们。我提议给他们贷款，购买一辆四轮拖拉机，将原来集体的拖拉机退回去，这样就能在西安地区跑运输了。但是要在沣西信用社贷款，必须是沣西地区所属的单位或社员才行。于是，我在大队开了证明，由我出面在沣西信用社贷款给他，利息由王科承担，5月份我和信用社签了贷款合同，其中约定：如果不能按期还款，加还利息20%。王科写了向我借款4000元的借条，拿到了信用社的贷款。王某某总工一再强调，王科不能在毛纺厂的工地搞拉运，这是原则，必须坚持。因此，我介绍王科去西安的一些建筑工地搞运输。到了7月份，王科还清了借款。

这件事情，虽然我承担了风险，但帮助了别人，我心里乐意、踏实。

真是世事难料。后来，毛纺厂党委接到举报，厂党委纪监部门工作人员拿着1983年10月28日开出的介绍信，知会了沣西公社党委和建筑队党支部，来找我调查王某某的问题。调查人员到后，我拿出那份信用社的贷款合同，贷款单据，归还利息的单据，还有王科的借据给他们看，随后我如实写了证明材料。调查人员很惊讶，他们佩服我处事周全，也由此更加尊敬坚持原则的王总工。

从此以后，王某某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建筑队在毛纺厂揽了大量工程。他后来调到西安某研究所任职，我和他之间仍然有来往。

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就要有一种坦诚的互惠关系，处处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和做事，才能深交，走远。

 意想不到的事

那阵子的建筑队，队部是个空架子，实体是各项目部，我喜欢在基层分队工作，因为能学习掌握建筑方面的知识、技术，钱也挣得多些。可天有不测风云，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我办完事回到了队部，才知道二分队的分队长换成了白某，是从公社机械厂调任的。这件事我毫不知情，我很生气，去找闫队长，他笑着对我说：“队部的工作太忙了，我根本忙不过来，你就回队部抓管理吧。”我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