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拉麦草的人掺假造假的手段也花样翻番，有的给麦草里掺沙子，或用水泵往麦草里注水，以增加麦草重量，收料人员要求一严格，他们把麦草大车就吆走了。你有政策，他们有对策，真是难以管理啊！农民啊，仍是小农经济的思维，我常常无奈地感叹。

这是一种恶性竞争，必须想办法扼制。

我主动把各厂的负责人请到我们厂座谈，分析利害。大家都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告诉大家，世界上有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他们统一定价和掌控石油产量，防止恶性竞争，这样的结果对大家都有利。最终，我们大家也统一了认识。我起草了收购麦草的布告，统一了麦草收购价格，各厂在布告上盖章后张贴在门前。实际上，这样的布告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大家心里明镜似的，那又该怎样相互监督呢？有人说：“谁不这样办就日她×！”“谁胡来断子绝孙！”大家都以同样的话语赌咒发誓，这虽是脏话、咒话，听着都有些可笑，但真是管用。这样的言语胜过白纸黑字的协议，简捷省事奏效。很快，抢购麦草哄抬价格的不当竞争扼制住了。

提高麦草供给量，这是解决麦草供应紧张的关键所在。我了解到长安东部地区仅有两家造纸厂，麦草的收购价格便宜，送麦草的车辆还需要排队等候，形成了送麦草难的局面，这明显是供大于求的状况。我派人到长安东部联络拉麦草车辆，向他们通报我们西部的需求信息，并增加运费，他们觉得合算，纷纷把麦草运送过来。消息传开后，邻县、渭河北边原上的麦草车也来了，从而保证了各厂的正常生产。后来我反思，麦草是短距离运输材料，以麦草为原料的造纸厂在一个地区内不能建得太多，更不能扎堆，布局一定要合理，否则纸厂就没有竞争力了。

 

09 退股风波

 

1988年9月28日，厂财务部核算出建厂投资共计23万元，其中二虎投资8.366万元，我投了15万多（其中包含我二哥向银行借贷2万元，还有董某的1.3万元）。此前，我曾提醒二虎，说他的投资应该追加，但他说他实在借不到钱了，由我继续投资。核算结果我的投资多于他，他不高兴了。尽管如此，年底我俩各领到了4万元分红，我退还了董某1.3万元。

我和二虎联合办厂的协议约定：按投资比例分红和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但二虎不同意，他要一马两掰。1990年2月19日，二虎向我提出退股，我请张忠昌和贺忠文两人说和，他俩拿出了一个方案：把纸厂折价，谁出这个价，厂子就给谁。二虎不愿意，理由是他没有管理人员和销售渠道，怕经营不好。于是，说和人又拿出了第二套方案。最终商定，我给二虎退股并分红共计19.5万元（不包括已分红4万元），1990年9月底退清，此后再无任何瓜葛。当时，我身边的人都不同意这样退股，这岂不是把厂里的全部利润都拿去了吗？

我劝他们说：“全部拿去就拿去了，谁要我们当初建厂时没有资金呢，权当我们一年多没有干，只要有厂在，我们好好经营，一两年就会挣回来的。”

有人叫我去打官司，我没同意，理由是：“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拖不起，也耗不起，打官司往往一两年都出不来结果，还会伤了和气，我们吃些亏，也好合好散。留得纸厂在，何愁不挣钱，退一步天高地阔，退一步就是前进。后来实践证明：赢官司打不得，附近的好几个厂中途股东闹矛盾，一直耗到国家禁止办纸厂时，官司还未了结，他们损失惨极了。再者说，二虎后来包起了建筑工程，我们双方互利共赢。可真是：让人一步天地宽，吃亏原来是福报。

二虎退股后，我一心一意抓纸厂经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纸厂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可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当初建厂时，我二哥只是工作人员，名义上股东只有我和二虎。建厂中途，二哥跑来了2万元贷款（由我做担保），我和他商定，他不能作股东，只能把这笔钱归到我名下，占我投资的五分之一，我和二虎分红后，他在我的红利中拿五分之一。

但是给二虎退股后，二哥的思想慢慢地起了变化，认为我和他是兄弟，挣家不等分家相等，他向我提出了无理要求。这不能按通常的办法处理，我只好请郑振远、柏焕壁二位兄长出面说话。最后商定，他出资2万元，退给他10万元，满足了二哥的要求，让他多拿些钱。我们签订了退股协议。可是不到一年，二哥又来厂里纠缠，说话人让他讲出道理，他说他没道理，只是觉得自己拿钱少了，我请我舅出面说话，又按他的要求给了5万，前后累计给了15万。尽管如此，我不生他气，因为我办纸厂的初衷，就是为了弟兄们都过上好日子。多给他钱了，他心理上就平衡了。后来，二哥用这笔钱在高桥槽坊承包了一家纸厂。我心想，只要他能挣钱，日子过得好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处理弟兄们中间的事，是不能按常规常理的，因为这里面有亲情在。同时也告诫人，办企业最好不要搞成家族式的，这里面往往有大隐患。

 

10创办南厂

 

当时，纸张供不应求，我想着扩大生产。1993年，我在沣河西岸新旺村八队（新河庄）的地面上投建了马王福利造纸厂（南厂）。南厂厂房宽大，我计划再上一套回收废纸箱，生产牛皮包装袋的设备。为了抓机遇、抢时间，从山西泌阳等地订购了整套设备，1993年6月正式投产。

南厂是妻子娘家所在地，天时地利人和，本该条件很好，可是她的弟弟生事，让我不省心。我和妻子商议，请她退休在家的舅舅到南厂主持工作，维持了纸厂生产。在此期间，我出资给妻弟盖了三间前后两进的房子，稳住了他的情绪。

那年月，经济形势良好，行业发展也很快，相关资讯瞬息万变。作为企业的掌舵人，必须具备敏锐的嗅觉和相当的应变能力，且能做到杀伐果断。那一年，陕西省造纸工业协会召开造纸工业会议，参会者都是国营造纸厂的领导，唯有我来自民营纸厂。会上获悉国家要治理造纸污染，整顿“十五小”（小造纸厂、小水泥厂、小钢厂、小炼油厂、小化工厂、小煤窑等）污染企业。对于造纸企业，年产5000吨以下的将一律关闭，年产5000吨以上的进行整顿，污水处理达标者继续生产，不达标者关闭。企业要进行污水处理，相关投资相当大，小型纸厂根本无力进行，故必须逐步关闭。意识到关闭纸厂是迟早的事，在南厂经营了4年后，我已收回了全部投资，我决定转让南厂。

消息一传出，不少人争相而来，因为当时纸厂生意确实很好，纸张供不应求，一些人仍在投资建厂。如此大好形势下，我却要卖掉纸厂，让人感到意外和不解。但我做了决定，就绝不回头。由于抢购纸厂者众多，竟有人以堵门相逼，无奈我请派出所出警来解围。纸厂卖掉了，后来一些朋友说我眼睛亮，有远见。其实不然，只是农民信息不畅，眼光看得不远而已。

1998年，马王福利造纸厂也关停了。我对我的同学（时任长安县副县长）王作兆开玩笑说：“你在县上当官，主管民政局，批准我办厂的是你。现在你主管县城建设局（环境保护办），让我关停厂子的还是你，为人和得罪人，让你全包了。”王作兆笑着说：“都是形势的需要，政府是节节政策，摸着石头过河嘛。”

当时在关停纸厂的文件中提到，要给关停企业一定的补偿，实际上一分钱也没补偿。

 

 

二、不测风云

 

 

古语云：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话我是这样理解的：在人世间，任何人任何事，总不会一帆风顺。在纸厂这十年间，我们也经历了许多坎坷、挫折，甚或灾祸。

 

 

01 三哥遇车祸

 

三哥董颖红长我两岁，我办纸厂时请他来上班，他执意不来。他说兄弟几个都在纸厂干活，不好管理。他去了大队办的马王面粉厂上班，谁知1989年3月14日下午2时许，三哥去上班，到了面粉厂门前，一辆面包车从他身后急驶而来，把他撞翻了，头碰到了地上。

当我赶到沣西医院时，三哥深度昏迷，不省人事，急需转送西安抢救，可联系不上救护车。找了村里几个有小车的人家，人家都推托了。救人要紧，无奈我在给纸厂拉煤的汽车上搭了个软吊，把床板放在软吊上，将三哥拉到了陕西省人民医院急救科。急救大夫一看，三哥瞳孔放大，立即决定做开颅手术。手术从晚上10点一直进行到12点以后才完毕，三哥一直处于昏迷中，他在和死神做着殊死搏斗。

我当时难受极了，下定决心要把三哥抢救回来。三哥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贡献太大了：他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帮着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很早就替父母分担起养活全家人的担子。他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起早贪黑，不避风雨。我跟着三哥一起收割庄稼，一起在火车站装砂，一起垫猪圈起圈，一起套磨子磨面，一起去渭河北原买粮度春荒……他总是让着我，护着我……他一天福都没享过，就这样躺下了，躺在病床上……

我守着他，心里呼唤着他，盼望他快些醒来。

也许老天开了眼，三哥终于醒过来了。主治大夫告诉我：“你三哥命大，要是迟来医院半个小时，或许就没命了。”肇事车辆是西安新新车辆修配厂的，那天因为车闸失灵，才冲向了三哥。经过近一年的治疗，三哥的命保住了，但从此成了残疾人。

三哥的孩子都还小，一家人挤住在老屋的一间厦房内。我决心替三哥分担些责任，照顾好三嫂和孩子们，帮他实现愿望。

三哥的事故是王寺交警队处理的，赔偿金共4万余元，除去治疗费用2.7万元，剩余1.7万元，作为他后续的康复治疗及其他费用。

我为他申请了庄基，盖起了三间前后两进的楼板房。经过几年的康复治疗，三哥站起来了，在家门前摆起了烟摊……三哥的女儿出嫁了，儿子晓鹏也结婚了。我让晓鹏和妻子粉妮都来纸厂上班，管财务，把三哥盖房子的2.3万元欠款全免了，直至纸厂关闭。

 

02 路遇劫匪

 

那年初冬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郭杜五桥的一家纸箱厂催收货款，纸箱厂老板躲着不见我。我一直等到晚上近12点了，他才出现了，答应我过几天就付款。我这才骑着自行车朝回赶，过了郭杜十字西边，走上了韦斗路，路旁是一家猕猴桃园，园子西边是一片麦地，四下里寂静无人。突然两个身影迎面而来，一句话也不说，其中一人拿菜刀劈头盖脑地朝我头顶乱砍，另一人手持流星锤击到我脑门。我顿时眼冒金星。那人用刀指向旁边的麦地，意思是要我去麦地里说话，怕路上有来人被发现。

我当时已经反应过来，很快就冷静了，打算和他们先做周旋，再伺机脱身。我被胁迫着走进了麦地，我说：“你们要钱了好办，都在大衣口袋里。”说着，我脱下格子呢大衣。我接着又瞎说：“你们不认识我，其实咱是一路人，没想到今日遇到你们了。”一个歹徒问：“你是谁？”我说出韦曲几个有名气的黑老大的名字。他俩有些犹豫了，我趁机把大衣递了过去。他俩不敢靠近我，可能害怕我反扑。一个用刀挑着大衣说：“不好意思，弟兄们没钱花了。”说着，就在大衣兜里开始摸钱，我借机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公路上一处亮灯的地方，那里停着一辆拉纸浆的小四轮拖拉机，车主见我满头浑身是血，吓得尖叫起来。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遇见劫匪了，快把我拉到郭杜医院。”好心的车主二话没说，就拉我去了医院。到医院后，处理、缝合伤口、止血，我一边请医院人员帮我报警，一边通知附近的朋友。在郭杜公社工作的崔浩、长里村的周博学、纸箱厂的陈学正，他们闻讯立即赶来了，这些在危难之中挺身相助的朋友，让我至今感激不尽。

第二天一大早，我转到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重新缝合了伤口：头顶三刀，额头一刀。后来拍了X片，所幸未伤到骨头和大血管。

遭遇此劫，好在抢救及时，并未伤到紧要处，我算躲过了平生的一大劫难。

住院两天后，我觉得不能再住下去。我知道：好事无人问，瞎事传千里。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马王村和厂里，会对厂子和我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于是，我换了一身衣裳，用一顶火车头帽子把包着伤口的纱布捂得严严实实，坐车回到了厂里。我故意去车间里走动，和职工们说说话，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也走上马王街道，随处转转，碰上人问我额头上的伤口，我说不小心碰了，不碍啥事。

果不其然，我听到村里有人传“董颖夫被人在郭杜用刀砍了”，还有编造的其他说法。总之，说啥话的都有。也有人反驳传话者：“再嫑胡说了，董厂长刚才还在街道上溜达，人好好的。”

事后，郭杜派出所的民警说，这伙劫匪是一支菜刀队，在郭杜附近已经作案好几次了，他们心狠手辣，专拣走夜路的人下手，所里正找线索，非破案不可。

这次历险后，我提高了自我防范意识，我觉得还是要购买小轿车，我原来“自行车跑过汽车轮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