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在当时的农村，男娃长到十八岁，早就到了订亲的年龄，到二十岁还没有订亲，父母就发慌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段的女子，大都订亲了，那是戏台底下的婆娘——早都有下家了。

因为兄弟姊妹多，家境贫穷，我们一大家人只有三间厦子房，加上母亲的原因，当兵、招工都轮不到我，我好像成了社会的弃儿，似乎没有人会愿意多看我一眼，甚至连正常看一眼都不会。我心里越来越明白，自己不具有“待价而沽”的资格。农业社和生产队里的一些当权干部，“生杀予夺”他们尽在掌握，农家子弟想要跳出农门，奔向一个美好的前程，那必须得看他们的脸色。

我越来越清楚，我自持比别人学习成绩好，笔头有两下子，从而“待价而沽”，但我无疑已被冷落忽视，被摆到了最差的货架上了。不仅如此，我甚至连订亲都难，就是倒插门做上门女婿也几无可能。当然，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竟是四川、陕南、陕北逃荒过来的女子。

再后来，队里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或当兵或招工，一个个的都走完了。我就想着接下来再有机会，也该轮到我们了，我家是中农成分。我家兄弟们多，也不是地主富农成分。再说了，母亲“投机倒把”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不是“阶级敌人”，不管咋说，也该轮到我们了。

队里已有几个中农出身的子女招工走了。有一次给铁路上招工人，给我们队分了一个名额。我想着也确实该轮到我家了，我二哥当的生产队的保管员，也算是队委会的人，这个名额于情于理都该给我家。那天晚上，队委会在磨房旁里间的办公室开会商讨这件事，我事先知道了开会的消息，就躲在队委会窗外的草垛后头偷听。

那天晚上下着雪，冻得人手脚发麻。我听到屋里有人提议：“咱队上贫农的娃们都走完了，这回到中农了，就让大权哥家的颖夫去，他们家娃们多，颖夫又是中学毕业，有文化，叫他去。”这人话音刚落，立即有人反对：“咋能让他去？！他妈是‘投机倒把’分子，那跟‘坏分子’一样，咱要坚持阶级立场，贫农家娃是走完了，那怕把名额瞎了，也不能叫他去！”这人说完话后，没人敢应声了。那年月，没人敢拿阶级立场开玩笑的。

我当时听完这话，又恼火又绝望。回农业社几年来，我脏活累活抢着干，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好前程。但是，一个个机会一次次地与我擦肩而过，我内心抱有的一团团的希望之火也一次次地被冷酷的现实无情地浇灭了。我想出人头地，自己挣工资给家里一些贴补，好让父母不再那样辛苦。然而，我的所有希望和梦想都一次次地破灭了。

那时那刻，雪夜之下村街上寒气袭人，我的四肢和身心冰冻了一样，我感受到肢体前所未有的僵硬和痛楚。这个生我养我的给了我无限滋养的村庄，这里众多的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顷刻间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可怕了。

我甚或彻底绝望了，冰天雪地下的寒夜里，似乎没有一处温暖的地方了，我冰冷的身躯连一滴热泪都流不出来了。

那一夜，我冰封了自己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那一夜，我坚定了信心：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走出去，靠自己走出去，去给自己找条出路。

02钢厂农民工的私人照相机

没有过不去的冬天。那个寒冷的冬夜过后，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王村不再是我待的地方了。待在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出路的。人家并不看重你在学校学习好不好，在生产队劳动好不好，而是按家庭出身划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当时的农村，出身就决定了你的一切，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我想，我必须走出去，只要走出去，不论干啥事，都比在生产队有出息。“天下纵有千条道，何必走南府这独木桥！”我拿样板戏里的这句戏词给自己宽心、打气、鼓劲。

我寻求“曲线救国”的路子。必须离开农业社，必须走出去。

机会终于垂青我了。在上世纪50年代停产的西安八一钢厂重新上马搞基建，临时搞工程突击大会战，要求长安农村派民工参战，由生产队记工分，按民勤对待，这也不算啥好机会。我是“一平二调”去的，一个大队去了十几个人。我们和沣二大队的民工住在一个工棚，主要干拉运电杆、挖电缆沟、埋电缆的力气活。每人每月有伙食补助和加班费，工资发的现钱。几个月下来，我的加班费和节俭下来的伙食费一共攒了五十多块钱。我一咬牙，狠着心在西安东大街照相器材门市部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海鸥”牌照相机。相机是固定单镜头，有暗盒，既能装120胶卷，还能装135胶卷。但不能自动测光调焦，需要目测按拍摄环境手动调光圈和快门速度。当时买这部相机，我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以后要搞写作、当记者，那就得有一部照相机。

买了照相机以后，钢厂“会战”也结束了，我就不再去钢厂当民工了。

当时，我是全长安县第一个私人购买照相机的。由于第一次使用照相机，还不太懂得照相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打开相机后盖时，看见了三道裂印，我以为里边镜头打碎了，一下子慌了神，心想自己咋就干了这样的傻事。后来，我请教别人，才知道那是相机的快门，是由三片叶片组成的，在拍照时“咔嚓，咔嚓”地一合一张，是控制曝光的装置，而叶片外头才是相机的镜头。哈哈，我错把快门当成镜头了。

相机有了，我不会照相，咋办？我去斗门照相馆向人请教，但他们也不会使用这样的快机。我又打听到了一个人，名叫张英，大学毕业，在我村附近的西安挖掘机配件厂上班，他有“右派言论”，但没被“戴帽子”，属于监督劳动的改造对象。他是从上海来的，喜欢照相，我后来见过他拍摄的相册。当时，他人身自由受限，不能走出厂区。但厂区的围墙倒了，拉了铁丝网当墙，我偷偷钻过铁丝网，去他的住处找他，去向他请教学习。他给我做了很多指导，说我的照相机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在复杂环境下使用，其他环境都适宜。他教我照相的技术，教我目测拍摄物的距离，并教我根据光线强弱明暗来手动调节光圈和速度。一般用5.6-8的光圈，光线太强或在水边就用11-16。这样，照出来照片就有了层次，有深景和近景。他还建议我，最好去照相器材店买一个带有刻度的卡片，在拍摄时能够计算速度和光圈。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学会了使用相机。

记得刚买回相机时，我去照沣河上的铁桥，被道口的工人看见了，喊人要抓我这个特务。那时候，挎个相机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说到底还是人们少见多怪的缘故。另外，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我后来出外照相时，时刻还得注意这一点。

开始照相时，技术不精，把握不好，我就先给朋友、亲戚和自己人照相。照完拿到西安，叫人家照相馆冲洗胶卷和照片。后来逐渐掌握了技术，定影粉、显影粉、相纸曝光都会使用了，我就自己冲洗底片和相片。那时候胶卷贵，能买得起照相机，却用不起胶卷。当时120胶卷卖一块八毛五，一卷只能照十二张相，还要冲洗照片，这又是一笔费用，何况我基本上都是给朋友照相了，所以并没有收钱，相机真有点耍不起。

不过，有了照相机后，让我在自豪的同时，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照相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魔幻般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03 修建大峪水库

大峪水库在大峪口村，是长安乃至西安市第一座大型的山谷水库。水库自1959年秋季动工修建，后因资金问题中止建设。1964年，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倡导“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全国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新高潮。1966年10月，大峪水库建设工程再度启动，后因文革影响，工程不得不再次中止。1969年10月，大峪水库工程第三次开工，41个公社全部出工参与水库建设，参与人数达一万多，号称万人修水库。

1970年，工程进入关键时期，需要的人力很多，每个生产队派好几个人，我“有幸”被派去了。这回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家里大人有“问题”的后代，或者是“地富分子”的后代。因为工程需要很多人力，被派去是出苦力，不像招工、招干那样，并没有前途。我们队上贫下中农的子女大都当兵招工走了，剩下的人里，出身好的当记工员、会计之类的队干部，这些“重要”的岗位，大都是这些人把持着，也没有我的“米汤馍”。所以，去修大峪水库，我背上铺盖和照相机就去了。

真可谓“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改变人生”。在那个阶段，照相这项技能让我再次“名声大振”。当时，我的钱基本上都买胶卷了，也买了不少有关照相的书籍，自己业余钻研学习，不断摸索提高技术。再往后，我的照相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就想做一些事情，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我暗暗地注意到：长安县当时只有两部照相机，县文化馆一部，县农业局一部。所以，在全长安县范围内，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拥有照相机的私人。我的个人影集《平凡人生》的前半部分所编排的黑白照片，基本上都是拿这部照相机拍摄的。

工地上采用会战的方式，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公社的民工分编成几个连队，一个大村加二个小村的民工编一个连队，四五个连队编成一个营，我所在为沣西营。沣西营设有营部，营部由公社干部管理，每个公社由一名革委会副主任和一名公社干部带队。

我被分编在马王沣桥连队，马王村的党员董令民和泥河村的张振杰两人带队，他俩分别担任连长、指导员。那时候，一个公社有好几个灶，我们连队和沙河村、泥河村的几个连队共用一个大灶吃饭。所有人都住的工棚，工棚搭在大峪口的土坡和河滩两旁。我们马王村和泥河村、沙河村三村的民工住在一个工棚里。工棚用牛毛毡、苇席和麦草搭建，覆上泥巴。后来工地上人数不断增加，工棚里实在住不下了，就拿帆布、牛毛毡在工棚的檐口接续，大家都睡的麦草铺的大通铺。春秋两季，工棚住着还可以。到了冬天，棚里棚外几乎一样的寒冷，冻得人夜夜睡不着。当时的生活条件太差，工棚周围没有茅厕，人们就在工棚边上解小手，小便冲出了小渠，几乎跟灶房取水的水渠相连通……管不了那么多了，水流百步自净吧，大家眼睛一闭，该吃照样吃，该喝照样喝。

开始到大峪水库时，我主要在工地上拉运石头和土方。每日天麻麻亮时，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就在响亮的号声中起床，而后拉运土方和石头，运至大坝上。大坝是土心坝，一点点地用压路机压实。坝的两侧，用石头一点点地堆砌到坝面。

那时候的工地上，没有太多机械，主要靠人力，工程进度紧张，人也苦累得很。打炮眼用钢钎，装上炸药炸开山石，土石基本上全靠人力用架子车拉运上坝。由于施工人员多，上坝的施工道路拥挤，反倒影响劳动效率，因此每日实行三班倒，8小时一换班，白天晚上不停歇，全天24小时赶进度。大坝上下一天到晚密密麻麻布满了人，时时处处人流涌动。无人抱怨懈怠，个个干劲十足，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我清楚地记得，到工地一段时间后，可能由于山间的气候忽冷忽热，我竟然皮肤过敏，身上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麻疹，痒得让我不停地用手抓，实在无法出工。当天晚上，带队的干部要开会批斗我，我说了没出工的原因，他们说营部有卫生员，要我去开诊断证明。我去了营部，见到了黄桥村一位姓黄的卫生员，他叫我撩起衣服进行诊察，看到我身上确实出了一片片的红麻疹，就开了诊断证明。我拿回了证明，聚集起来的工友们才散了，因为先前想着要批斗我，他们早早就召集好了队友。

一份诊断证明让我免于一场批斗，这算不算福祸相依呢？

几十年过去了，让我最难忘的是万人修水库的壮观景象：大坝两面和通往坝顶的条条施工道路上，人就像撒上去一样，密密麻麻的。到处可见人们忙碌干活的身影，置身于这样的劳动情景中，我被“农业学大寨”“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精神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所感动，我一次次感到豪情万丈，便也激发了创作灵感。我下了一番功夫，趴在工棚的地铺上写出了一首七律《感大峪水库建设盛况云》：

春风化雨洒太空，秦岭千里披彩虹。

战天斗地夜继日，开山填壑扇伴风。

滚滚热浪冲碧落，巍巍大坝锁苍龙。

长安人歌凯旋日，喜看清泉泽少陵。

那阵子，工地上也是政治挂帅，宣传鼓动各营部办墙报，我把我的诗稿拿到了营部。营部有个党员叫王维，他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长安农民诗人王老七。王当时是营部的宣传干事，他又把我的诗稿推荐给了营部领导王成义，他们都说我这首七律写得非常好。很快，这首诗在墙报上登出来了，后来还被送到工地指挥部广播站，在广播上反复地播出，一字一句地传遍了工地的角角落落。

这首诗，概括描述了修建大峪水库的盛况，也首次在大峪水库的战场上展现了我的文字功底，并且展露了我的文学才华。当时，我们的营部就在县指挥部的对面，县指挥部的领导们进出时，抬眼就能看到墙报，他们看到我写的这首七律后也觉得很好，一个个赞不绝口。开始还都以为是个老学究写的，后来知道是我这个民工小伙写的，不免都有些惊讶。我这次才华初露，引起了领导们的重视，接着我就被调到营部做宣传员，除了负责全营的宣传工作外，还给工地广播站写通讯稿，给工地宣传队写唱词、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