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张支书的话让我顿时清醒，茅塞顿开，我对他敬佩至极。他的领导能力和经验相当丰富，棘手的事情都可以处理好，把个新旺村治理的井井有条，业业兴旺，难怪他在全村社员中威信很高。

那时候生产队给我安排的派饭（轮流到群众家吃饭），利用吃饭的机会，我经常和群众座谈讨论，听取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意见，对于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我心里慢慢有了数。

临近春节，下了一场大雪，家家都只扫自己院子里的雪，街道上的雪却没人扫。

我首先通知党员、干部出来扫街道，群众一看干部都带头扫了，也就都出来扫雪，不分“二门”“五门”了，都和和气气的，场面非同平常。这件事情来了灵感，我写了篇广播通讯稿，标题是《社员同扫迎春雪，一对仇变成一对红》。借着这次扫雪事件，社员共同参与其中，平息了旧有的纷争，化解了社员之间的恩怨和矛盾，使“派性”之争的矛盾得以缓解。当时，公社把我报道的这个事件，作为“基本路线教育”的典型事例广为宣传。我心里明白，事实并非完全这样，这只是按张书记说的办法灭了火而已。这件事又使我认识到，一些基层干部的“政治手腕”是非常强的，农村的情况十分复杂，他们看问题准，也吃得透，措施才管用。但我当时还很年轻，不太懂得这个。

在新旺村九队、六队驻队时，也遇到了几个较复杂的问题，我也是有事多请示，不轻易表态，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自己，问题也得以完满解决，大队对我的工作很赞赏。

公社看我驻队工作做得好，后来又派我去大原村驻队。县上当时要抓“大批判”典型，批判“孔老二”，批判“资产阶级”等，我整天看书写东西，其实并没有做多少工作，只是照着报纸或文件念一念而已。

记得在大原村第三生产队驻队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天，有社员来向我反映说，他们抓住了一个贼——偷了几十年的贼，这回终于被抓住了。具体情况是：他们三队村西约二里路处有一户姓蔡人家，住得偏远，快和石桥村连在一起了，但仍是他们队的社员。这家户主老蔡偷人家玉米麦棒时被抓住了。老蔡夜里在村西土疙瘩的窑上烧窑，换班后回家时，趁夜深无人之际偷玉米麦棒。老蔡骑的自行车放在自己队的地头，人却不在这里，他不偷自己队的，而是去偷外队的。老蔡偷玉米麦棒子不是直接掰，而是用手拧下玉米麦棒子，空壳仍留在玉麦秆上，看上去玉麦棒子似乎还是完好的。拧下的玉米麦棒子，老蔡插在腰带上。老蔡一时偷得欢快，却没留意脚下，便掉进了地里废弃的水井里。幸好井不深，井底有水，水也不深，刚淹到裤裆。但井壁没有脚窝，他难以爬出井去。老蔡想喊人，又怕人来救他时，发现他的偷窃行径。他就把玉米麦棒一个个用脚踩进了井底的淤泥里。老蔡在井底冻了半夜，天亮时听见学生娃去上学，就大声呼叫：“救人啊！救人啊！”……老蔡被救了上来，他说自己去解手时不留神掉进井里了。但他临走时，绕路过去推他的自行车，这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咋能从那边地跑到这边地里来呢？有人就到井边去查看，发现了井水里飘起来的玉米麦棒的壳衣，再用长杆子在水底一搅，好些玉麦棒子飘了上来，这才知道老蔡偷玉米麦了。再查看那片地，好多玉米麦芯子没了。就这样，老蔡被抓了。就告到了我这里，因为我搞“大批判”工作，这不就是典型的现行事件吗？

当时正处在“大批判”的时候，这件事真是让我为难。老蔡来了，一见到我，“噗通”一声就跪下了。我连忙叫他站起来说话。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有群众又反映说，1958年饲养室丢了几串辣椒角子，当时怀疑是老蔡偷的。这事一反映，老蔡也认了。但在当年，却在“社教”运动中把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整惨了。我就觉得，农村社会的情况也是挺复杂的。我想淡化老蔡这件事。老蔡的女儿在公社当广播员，她找我说不要给他父亲处分，不要再朝外传播，把这事草草处理了就行了。

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事情总要有个处理结果。我召集社员开会，将会议主题引向了“批林批孔”，强调老蔡这个事件只是群众内部的事，属于小偷小摸行为。处理方法是，收玉米麦时，叫老蔡做出赔偿，并且多赔偿一些。至于当年丢失辣椒角子的事，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说清楚就行了，给被冤枉的人正名，就不再追究了。想那老蔡也可怜，在井里冻了半夜，算是老天爷对他的惩罚吧。

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曲折，后来传成了“奇闻”。当时，三队有我的一位同学叫李昌义，是生产队的会计，他对我帮助不小，使我了解了实际情况，处理此事便有了分寸。

农村发生的很多事情，事态的确错综复杂，甚或称得上曲折离奇。

我在大原村三队驻队时，村里二队有个“地主分子”的儿子叫李长忍，老高中毕业生，回村后受到歧视。他跟我说：颖夫，你看能用上我不？能用上，就用上我。我说：能成，咱“大批判”时你来。当时对我来说，能发现人才，也要用人才，何况他和我“同病相怜”。后来，我推荐他当公社通讯员，他又被公社推荐到西安日报社去实习。

我有个同学名叫惠芳玲，和我在沣西中学是同班。记得在学校时，我的背心烂了，她给我缝过。惠芳玲知道我驻队了，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她当时以为我没有对象。惠芳玲长得漂亮，在大队剧团演过白毛女，我当时有些心动。我转念一想，这事不行，我已经和胡莲梅基本上确立了恋爱关系呀，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后来我才知道，胡莲梅给家里说我们的情况时，她母亲坚决不同意，此后都不让胡莲梅出门了，怕她会到我这里来。那段时间，我们谈恋爱的事就跟吹了一样。我曾经感慨这件事情，写了首《去岁今冬》：

去岁盛游沣河畔，鸟语花香扑满面。

今朝重览昔日处，但见花红鸟不见。

另一首是：

沣水之滨铁道旁，粮仓后院一草堂。

寒舍书生望星空，谁家织女手招扬。

后来，我们见面了。她说，她母亲到马王村打听过，后来全家人都不同意我们的事情，这事就这样放下了。我又回她一首《回断路人》：

车到山前必有路，力尽何疑路断头。

谁说沣柳无人爱，杨柳怒发冲霄九。

冲霄九啊志不休，热血滚滚江河流。

撕去云雾问苍天，大地怎奈我孤独。

我孤独啊我不愁，千江万岭雷声吼。

有朝一日笔在手，浓墨重彩绘春秋。

03 吃一堑，长一智

1973年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我在大原村驻队，领导通知我回公社，说要去河南七里营参观学习。七里营是毛主席视察后感慨说“人民公社好”的那个地方，是全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凡是去七里营的人都要预交路费和开支，钱叫我来收。打前站的人已经出发，在供销社预借了四千块钱，给大家买车票、办理住宿以及吃饭等一路上的开销。我是在出发上车前才向大家收钱的，一一收完钱后，也没顾上清点，只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公社办公室主任给我几张报纸，让我包了这些钱，他拿到信用社存进保险柜里，说回来后再清点，叫我先上车走。那时候人都老实，我也就没多想，照他说的做了。

参观回来后，算完账要给各人退钱的，但钱不在我手上。参观中途供销社来人催着还款，办公室主任拿出信用社保险柜里的钱还给了供销社。有个姓王的干部，搭伙帮着清点了钱。这笔钱可能多于四千，这次参观每个人花了多少钱，我没有办法计算，打前站的人他们算了账。王给我说：每个人平均按二十九块六毛三算，再看看你收上来多少钱，减去这个实花的钱数，多退少补。我不知道当时钱花没花完，有剩余的话都在姓王的手上。我后来就按二十九块六毛三去做了结算、退款。我从姓王的手里断断续续拿钱，今天拿五十，明天拿六十，每次我都写个条子，最后我不知道我总共拿走了多少钱。事情就出在这里，后来打前站的几个人一同算账，说是每人平均是二十六块九毛三。前边的账算错了，每个人多算了三块左右。这时候，钱都快退得差不多了，人家来公社找我，说我把账算错了，叫我退回多算的钱。我找姓王的对账，他给我的数字是错的，大概是把“9”“6”颠倒了。要是这样的话，我没有退的钱就应该在姓王的手上，钱也应该余到姓王的那里，不会余到我这里。人家说，那是我和王的账，要我和王去算清。我找姓王的，他说他记不起来了。王比我年龄大好几岁，坏就坏在我和他之间没记账，两人争执不下。公社有人就给我说，让我不管想啥办法，先给人家把钱退了。拿啥退呢？所以，我回家后给我二哥说，咱把咱家新架子车卖了，能卖八十多块钱，看还有啥能卖，卖了给人先退钱。这时候，公社在五局建材厂开会，各大队小队的干部把这件事传开了。当时，近百元钱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大笔钱。我说姓王的把我讹了。

公社领导对此也是难辨是非。从供销社借的钱，花销剩余的钱都在王的手上。我出发时收来的钱转交办公室主任存进了信用社的保险柜，后来他们将这笔钱还给了供销社，有无剩余我不知道。我手上再没有沾钱啊。让我结算、退款，也是王给多少我退多少，说我有问题，我不承认。

党学勤对我很是抬爱，但这事说不清道不明，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我就是再有才华再有理，也让他难以器重了。我从公社回到了家里。

就因为这件事，断送了我在公社的前程，对我的影响将近十年时间。

当时公社新调来的书记刘云亮，是我三伯父在西安市委时的下属。他听说我三伯父回马王村了，来看望三伯父时说了我的情况，三伯父听后很惋惜，说我的发展势头那么好，却因这件事毁了前程。刘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暂时在长安县基层任职，后来调回西安任西安市卫生局局长。

这些钱放到现在不是啥事情，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劳动力半年的工分值。我当时发誓：以后再也不染经济了。经济上这样的倒腾，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根本上没有经济头脑和财务经验的，所以我以后养成了记日记、记账的习惯，吃一堑，长一智。

1974年初，我从公社回家后，就直接到大队修建沣河抽水站。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讲。”“走错了，有时候要影响你一阵子，有时候要影响你一辈子。”这时候，我才对作家柳青《创业史》中所写的这两段话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04 处女作及其影响力

在新旺村驻队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写作。我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有报告文学《沣河岸的春天》，还有秦腔戏剧本《渠水长流》，小戏也写了不少。我和县上的文化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清楚地记得，在1973年上半年，省军区要编辑一本《民兵故事集》，县武装部组织并动员大家积极参与，具体事务交给县文化馆操办，文化馆召集了十几个人来写，也给沣桥大队发了通知，明确点名叫我到县上，接到通知后，我就去了。

当时由党员王兆利带队，他也是业余作者，带领我们十几个人在全县范围内到处寻访，搜集素材。几天后，我觉得成人和民兵军事方面题材都不好写，民兵斗地主、抓逃犯的题材也很普遍，我联想到了河迪村、小新村，客省庄民兵营修水库时，用土法制造炸药炸石头的事，后来写出了《小炮手——云涛》，文中记述了少年云涛想当民兵，搭伙帮人家炸石头，有一次放炮时出了意外，需要清除一个哑炮，云涛挺身而出灭了引线，从而避免了一场安全事故。但当时危险并没解除，要是有车开进来，一旦发生爆炸，很可能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小说是单线结构，反映了小小少年云涛幼小的积极进取的心理、美好的心灵以及其迸发的临危不惧、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仍是类似于好人好事那样的写法。这篇写完，我就回马王了。县上召集的其他作者仍然还在采写，前后写了十几天，也没写出高质量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