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吃食堂的时候，每个队开一个食堂，老三队（后来的五六队）在南门社和北门社村中间的三间大房内（听说是张长义家）开了食堂。食堂蒸馍用大方格子笼，一次能蒸好多馍。烧火的鼓风机是土法上马，是用自行车的传动系统做的。开饭时，人们排队从窗口取饭，刚开始饭食质量还不错，到后来连馍都没的吃了，只能吃稀饭了。各家就用罐罐盆盆盛了稀饭回家去吃。

我们小学生一度曾被集中起来，集体到白家堡吃食堂。那是用废弃的饲养室的草棚改建的食堂。每天我们去吃早饭，食堂门外的空地上分开摆放着几十块砖，每块砖上放一个盛有萝卜丝的碟子，十几个同学围着一个菜碟子吃饭。饭食只喝玉米粥，就的是萝卜丝。这个食堂开伙时间不长就停了。

现在回想当时的食堂化真是造孽。农业社吃“大锅饭”，人心涣散耍奸偷懒，干活没效率也没效益，上上下下胡乱支配劳力“大炼钢铁”。到秋收时节却没人收获，地里的玉米到种麦子时还没收完，阴雨连绵就烂在了地里。记得有片地的棉花来不及收，快到拔棉秆的时间了，学校里组织学生去摘了棉花，拿书包装回来堆放在空教室里，未能及时晾晒的棉花就糟蹋了。那时候，学校根据上级的安排，动不动就组织我们去河东（客省庄地里）拾棉花或干其他农活。那时候的“食堂化”“共产化”波及学校，便耽误了学生学习。“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可以说一方面是因为天灾，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人祸。

02 爱学习，爱劳动

1958年，我由大姐领着去上学，这个记忆比较深刻。记得上学那天，我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衣服，上衣换成了白色的半截袖。这一捯饬，我才知道，这是要去上学了，我内心说不上的激动和兴奋。

那时候上学很轻松，放学后是没有作业的——上学似乎就是劳动，上学也就等同于劳动。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劳动，况且学校里也开设了劳动课，提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时对学生做操行评语，往往少不了一句“爱学习，爱劳动”，其在操行评语中的位置仅次于学习。

记忆里，我每天放学回到家，家里早就安排好了很多的永远都干不完的活儿。每天早起去学校前，我就有一项光荣的劳动：拾粪。是天不亮，我就得跟着父亲的马车拾粪。拾粪是我人生中难以磨灭的劳动记忆之一。庄户人很重视牲口早起的头一泡粪便。牲口吃喝休息了一夜，早起憋了一夜的第一泡粪，量自然很足。但它们往往在走动起来之后才会排便，所以拾粪就得赶在一大早牲口出勤之时。一路上，我既拾父亲马车牲口的粪，也拾其它牲口的粪。我经常提着冒着汽儿的牲口粪便赶回家，再匆匆忙忙地去上学。拾回来的粪，晒干后可以煨炕取暖，或者沤成土粪，给庄稼地上肥。

记得“大跃进”时，我只有八九岁，秋忙时队上也叫我们这些娃娃们去劳动，到地里挪玉麦秆，腾出地来种麦子。挪玉麦秆时，大人掮两捆，小娃掮一捆。当时没有架子车，就靠人一趟趟掮出地。有两种情况是让人欣喜的：一是地里有坟头的，就在坟头围上一垛子；二是地里有井的，就在井边堆一圈子。为什么欣喜？又湿又重的玉麦秆捆子，对于一个小娃来说，挪动起来很费劲，这是很苦累的活儿，遇着坟头和井了，就能少跑些路，就能省不少劲，所以欣喜。干这活儿真是有苦难言，掮玉麦秆捆子时，经常被玉麦叶子划伤脖颈胳膊不说，遇着雨天或是潮气凝了露水，玉麦秆上的水顺着脖子或胳臂灌进衣服里，冰凉冰凉的，混合着汗水顺着身子流淌，那种不适的感觉难以形容。等到了冬季，玉麦秆干透了，也变轻了很多，再拉运回村时就轻松多了。

记得一次掮玉麦秆的时候，妇女队长杨秀兰焵我，说老四家这娃厉害，舍得力气。人家这一焵，我就更来劲了，硬是掮起了两捆子玉麦秆，一路掮到了目的地。那伙大人看见了，也都夸我厉害，说我小小年纪，干起活来跟大人一样。我心里乐开了花。后来，这事让母亲知道了，她和杨秀兰虽然关系很好，但也很是生气——她嫌杨秀兰焵了我，说我还年龄小，正在长身体，要是把我“挣了”（挣出了毛病）咋办？！

我那以劳动为主旋律的童年时期，虽说有时候有些劳累，但我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我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根本不知道主动去学习。在课堂上，我靠着天生的聪明劲儿就能听懂，学习也勉强能跟上。但由于学习不踏实，也挨过班主任薛蓉珍老师不少批评。上高小后的五六年级，我才对学习有了兴趣，也才知道啥叫认真学习了，我一头钻进了书本里。学习成绩也变好了，记得薛兰州、杨振荣等老师多次表扬过我，还给我的作文打过满分呢。

当时在家里，父母从来对我的学习不提要求，却总是给我安排活儿，没完没了的活儿。不是割草喂猪放羊，就是去挖野菜，或者去地里拾柴禾，我只要干其中任何一样，都皆大欢喜。只要我勤快，父母都高兴。要是我不想干活，肯定就要被责骂。所以，我是很自觉的，放学后就知道要干啥活计。拔草、挖菜、拾柴、放羊、喂猪……干得好了，父母也高兴，一高兴还夸我，表扬我。只要受到父母表扬，我就更有干劲了。

当然，我也不总是有干劲，毕竟还是小娃娃么，有时候和伙伴们一耍起来就耍过了头。眼看天要黑了，却没挖到多少菜，咋办呢？就把挖来的菜埋到土里，那样的话菜就不焉了，临回家时在担笼底撑上小棍子，再把野菜抖松泛些，铺放在小棍子上面提回家。害怕被父母责骂，我也不敢把担笼放在明处，就悄悄放在屋子拐角。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怎么能逃脱父母的眼睛呢，一顿数落肯定是少不了的。

1960年小妹出生后，母亲奶水不多，小妹肚子饿得整天哭。那阵子我家日子也不好，雇不起奶妈，就养了一只羊，让小妹吃羊奶。我拾柴割猪草时牵上羊放。那时候拾的柴，平原地区多是玉麦根和谷子根，也有在土塄坎枯草的地方搂的柴禾。玉麦根和谷子根算是硬柴，要比麦秸好烧，火也硬。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在马王火车站卖水，也去西安车站卖馍，甚至跟着大人去甘肃卖棉花，这让我从小就得到了锻炼，也使我早早地感受到了生活新奇、复杂的一面。

记得在马王火车站，我跟着母亲一起卖茶水时，茶叶用完了，就用沙果树叶子替代，泡出来的颜色和茶水一样，味道上区别不大。当时火车上没有供水设备，乘客没有打水的地方，等火车进站停稳后，我和母亲提上大铁壶卖茶水，一缸子茶水卖二分钱，顺着车厢来回转圈售卖。一趟竟然能卖几十缸子，卖的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村劳力一天的劳动所得。尤其是夏天天气热，户县余下那边的工人回西安坐火车途经马王车站时，他们大都从车窗伸出缸子买水喝。客车停站时间短暂，买卖的过程紧张而又忙碌，像打仗一样。后来我还卖过烧饼。母亲将烙好的烧饼装到黄挎包里，我背在身上去西安火车站城墙根叫卖。

上高小以后，我的学习成绩提高了，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我的有些作文竟然得了满分，记得最先是薛兰洲老师给我打的满分。当时我爱看小说，看到优美的句子就会摘录下来，写作文时就用上了。

我至今还记得上小学时几位老师名字，卢秀琴老师是我一到三年级的授课老师和班主任。还有薛蓉珍、李倪贤老师，代音乐课的李宝强老师。高小到小学毕业的几位老师有薛兰洲、杨振荣、任伯泊等，教导主任张凤享有时候也代课。这些，都是我记忆最深的老师。

我考中学的那一年，国家教育政策有变化，中学招生缩招了。1963年，我们学校毕业班全级只有几个人考上了中学。后来学校就办了补习班，我又补习了一年。这一年，全班半数同学考上了沣西中学，我在沣西中学的班级是“六七级三班”。

回顾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在三年级以前，我是比较调皮捣蛋的。那时候，社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之我家经济条件差，在那种精神和物质都不宽裕的氛围下成长，我形成了不服输、敢冒险的性格，对我的为人处事很有裨益。后来，我有一个感悟：如果一个人在孩童时代缺失了野性和冒险的天性，那对他以后的成长有不良影响，而且损失较大。

顺便交待一下，在我孩童时代的记忆里，还有几件清晰的印象，或是因为它自身的异趣，或是因为它饱含人生况味，这都让我终生难忘。

记得“大跃进”期间，我们村子的南北主干路边，在北门社靠路西的厦房的背墙上，用白灰刷了一大块宣传栏，时为社员张建耐家厦房的背子墙。画师张建章在这面墙上画了一面宣传画：画的最上面，一个老汉坐在粮仓上，面对太阳吸着旱烟，为表达粮食大丰收，粮仓顶都挨着天了；画的下面，有人坐着火箭上天，寓意人定胜天；画的最下面，却画了只蜗牛，寓意对落后者的批评。这幅画很有意思，在我脑海里扎根了一样，多少年来一直清晰异常。

记忆里还有一件幼稚的事情。我有一个在沣惠造纸厂当会计的亲戚，一天她带回来一沓纸，父亲只给我分了几张，却给姐姐厚厚的一沓。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我想，我正在上学，用纸应该多些，姐姐学得差不多了，应该用纸少些。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去抢姐姐手里的纸。姐姐也不愿意，紧攥着纸不放手，我更加使劲了，竟把几页纸撕烂了。父亲看见了，很是生气，随手捡了柴棍来打我。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车站，父亲仍在后面撵我。我边跑边说：“你嫑撵……你嫑撵，你撵不上。”没想到父亲听成了“你不要脸……你不要脸”。他觉得我在骂他，便气坏了，一直撵我，最终没能撵上。父亲回家后生气地说：“这崽娃子，我撵不上他，他还说我不要脸。”有几位亲戚一听笑了，说：“‘不要撵’和‘不要脸’是谐音，娃咋能骂你！是你听错了，娃并没有骂你。”自此，撕纸的事就不再提说了。事实上，姐姐因为学习科目多，用纸也就应该多；我学的科目少，就该拿纸少。是我自己强词夺理，太好强了。

03 伤疤的记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承载，随着身体的成长发育，其天然性原始性逐渐消退甚至破坏，比如皮肉创伤留下伤疤，创伤愈重大记忆愈深刻。我身上留有好几处伤疤，大都是我幼时调皮捣蛋或者后来劳动时受伤所致，与之相关的事件总叫我难以忘记。

我左手食指上的伤疤，是小时候削手枪时留下的。那时候，没有玩具，我们自己做，拿一块木板，用刀就能削砍出手枪。我不小心，一刀砍到了手指上，瞬间鲜血直流，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钻心的疼痛早都忘记了，但留下了刀痕和伤疤。

前文已述及，有一次我跟着父亲的马车拾粪时，看马尾巴扬了起来——这通常是马儿要拉粪之前的习惯动作，我赶忙端了铁锨快步跟了上去，却没在意马车仍在行进中，就被车轮碾了左脚腕，脚拐骨裂了缝，皮也被擦伤了。我拄拐子将养了好长时间才康复，皮上留下了伤疤。这是第二个伤疤。

第三个伤疤是1960年以后的事，前文也已述及，是我跟大哥往车站拉沙子留下的。在河里用架子车拉沙子时，他驾车辕，我在后面掀车子。空车子返回时，我拉空车，他坐车，河道往河岸是下坡路，由于坡路陡，我没把控好，抓着车辕的左手撞在一边的塄坎上，左手中指被撞烂了，好在没有伤到骨头。当时指头皮都撞开了，流淌的鲜血染红了衣襟。大哥用布条给我包扎了伤口，赶回村里找焦先生做了处理，后来左手中指就留下了伤疤。直到今天，我左手中指是弯曲的，伸不直。

吃食堂时期，我的脖子还被烫伤过。我去食堂打饭，盛了稀饭的罐子放在出饭口的窗台上，我当时个子不及窗口高，就顺手抓了罐子口往下搬，那稀溜溜的滚烫的饭就倒进了我的脖子。脖子烫伤了一大片，满是水泡，仍是去焦先生家敷药治好了。

还有一次在家里，我和大姐推着土车子（独轮推车，车身比较高）玩，我坐在土车子上，她没推稳当，车子翻了，我便摔下来，头碰到了石条上，磕出一道血口子，血流不止。有人捎话给母亲，她着急忙慌地从棉花地里赶了回来，用旱烟叶子捂在我额头的伤口上止血。我额头上的几道横纹，实际上并不是抬头纹，而是当时留下的伤痕。那次出事后，母亲是从棉花地赶回来“拾掇”我和大姐的，大姐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这让我记忆最是深刻。

伤疤犹存，记忆仍在，这些伤疤像烙印，不易抚平和忘怀，摸着它们我便会想起那些苦难的时刻。现在想来，岁月留在我身上的这些伤疤，似乎成为我人生某一个阶段的图腾，使我于困难中拼搏，于逆境中进取，从而成就了自己。

04 几桩考古事件

生我养我的马王村，是西周王朝都城丰京故地，其历史悠久古迹遗存也不少，后来时有发掘、发现。马王村及其周边的考古事件，从我有记忆起就经历过几次：

其一：我家老屋向北约一百米处是个土壕，东西长八九十米。那时候生产队用土，都要在这里取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土壕越起越深越挖越宽，距地面足有二丈多深。土壕顶上的地面是我们村的杏园子，也有邻村客省庄的部分土地。当时取土不断，已经逼近杏园和客省庄地界了，横向就不再向前挖掘了，再取土时就只向深处挖，土壕因此越挖越深，壕沿跟绝壁似的，人站在顶上真有些害怕，双腿都会打颤。没料想，就是这里的土壕断面，暴露出了许多考古文化层。

那时，土壕的断面引起了考古队的重视，他们在此进行考古作业，挖成了一处处的像房子隔断似的考古点。在这里清理出的陶器（残片）等物件经鉴定后给出了“文化层”的结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发现了客省庄文化遗址（之一）。此后还有多处发掘、发现，据此定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也称“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其间包含仰韶、龙山、西周、战国以及汉、唐等时代的多种文化遗存。

我家北边这个让我们熟视无睹的土壕，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土仗、捉迷藏的地方，竟然有着这么多的大名堂，这让我有些吃惊。可惜的是，这些并没有被保护保存下来。

其二：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1956年，西安城建部门利用郿邬岭黄土资源优厚和马王火车站便利的运输条件，在马王村征地建起了新联砖厂，建起了大型的轮窑，也已生产出几窑红砖。一天工人在砖厂内取土时，挖掘出了墓葬和青铜器。后经考古发掘，确定此为西周时期贵族墓葬的车马坑和青铜器，是西周时期丰京遗址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