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合：矛盾的结局。

戏剧有单线结构和复线结构，要突出表现人物，什么叫高潮？主人公的矛盾到了生死阶段，决定人的命运，有的戏剧是高潮和结局同时出现，如《雷雨》。

常用的技巧有：

1.突出人物，突出主题，戏的主要情节要围绕主要人物去写；

2.铺垫，千呼万唤主人公出场，“千呼万唤”就是铺垫；

3.对比，人物性格的对比是描写人物的主要环节，剧情的对比，如悲与喜；

4.悬念，要让观众迫切的想看下面的剧情，是观众想猜却猜不出来；

5.吃惊，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6.突然转折；

7.误会；

8.道具的应用，反复。

我当时的日记本至今保存完好，现摘抄日记中部分相关内容，也算是对我当时工作的展示和回顾吧，如下：

1980年10月7日

下午乘5：30沣西—韦曲的公共汽车到达县文化馆。与馆里郝、张、薛、翟等几位老师见面。晚看电视《武侯祠》、电视剧《盼》，由于住房旁暂被别人占着，故这晚就与曲艺队的同志住一起。

1980年10月8日

早晨6点起床，馆里的习惯是先打扫院落。未来时听人讲，每天早晨大都是郝老师喊：“扫地了！”于是各人自觉地拿扫帚打扫院落。后来一见果不虚传，文化馆是群众搞文化活动的地方，一定要整洁、干净、卫生，同时注意美化，要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所以，每天早晨打扫卫生很重要，我应从细微之处做起，注意这一点。

吃早饭前，郝老师告诉我，馆里做了分工，翟耀老师负责戏剧、诗歌，薛志诚老师负责曲艺、民间文学，我负责小说、故事。我听到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符合我的兴趣和专长，担心是怕我做不出成绩或者拿不出作品，辜负老师们的希望。

1980年10月9日

开始写作小说《棉桃登枝》，小说记述的是棉田管理责任到户后，两口子中间发生的一场故事。

下午翟耀老师开会，文学组由三人组成，翟老师为组长，安排了几件事：

赶年底出一本《长安作品选》，凡报刊上已发表的长安县业余作者的小说、故事、散文、戏剧均要收录。

1.10月份搞个故事队巡回讲出，脚本为省故事会和县上的优秀本子。

2.12月份搞一台故事的创作本子，以上三点为我的主要任务。

3.排练《红鲤鱼》等戏剧，参加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4.与县武装部接洽出一本《长安民兵文艺集》。

5.准备好《长安风物志》。

补记：翟老师要去省《延河》看稿，要抽调一段时间，他的工作由我接替。

1980年10月10日

继续写《棉桃登枝》，题目改为《发生在责任制之后》。

补记：此篇1981年8月改为《王会贤回头记》。

1980年10月11日

《发生在责任制以后》已写出草稿，上午邀请郝老师、翟老师、薛老师看后作了修改，下午3点50发出递给《西安日报》《陕西日报》《长安》《延河》，留底稿一份（后送《陕西农民报》高思正老师）。

1980年10月13日

来到馆里，改写《出墙花》。

今年6月份，我将此稿寄给《陕西农民报》，该报文艺组高思正同志来信，给予高度评价，信中说：写的是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主题，但鉴于《陕西农民报》稿子要短，建议将此稿改为《日记》，情节照原样，字数控制在1500左右。

我根据这一意见，进行了改写，题目为《日记》，删掉了“看标语”“下井捞锅锥”“向爷爷学习有用的东西”等三个情节，数字压缩了一半（原8600字），现在4000字，与要求差得很远，实在压不下去了，我将努力去压，力求短、精。

这天上午，几位同志到西北饭店坐席，因几位同志涨工资，请客。

此稿后来《陕西农民报》发表，标题是《新任队长》。

1980年10月15日

1.去西安到《陕西农民报》高思正同志处，面交了《在责任制以后》，听取了他关于目前创作的一些意见。下午到王爱蓉处，要了照片，代杨志胜领了稿费，3点50又到省团校，找到省故事会改本子的周竟老师，南子仲老师，索要了有关故事脚本，5点返回长安，向郝老师汇报了情况。

2.购了几本书，1980第一期《小说选刊》，《西厢记》，秦兆阳著的《女儿的信》。

3.到西安时顺便去张顺维住的旅馆，他人未在，留了张条子。

1980年10月16日

访知音

根据馆里的安排，10月份由我走访农村、工厂、各单位的业余作者。从名单上看，全县60—70人，但实际掌握的重点作者只有20—30人，我准备走访，首先要拜访的是何少南、毋东汉、刘双计、樊耀亭（此为一路），庞惠农、周博学、柏成武为一路，杨志胜、惠德普、张顺维、叶崇学为一路。

他们是我的老师，一些和我是同辈，我想念他们，心情是十分急切的。

10月16日，从韦曲出发到韦兆，在韦兆小学找到了何少南老师，一推开门，他正在房子内写戏，一见面，热情得双手握双手，哎呀呀“是你——”顿时，我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心理真佩服他自觉创作的精神。戏写了6场，还有4场，他准备写10场古典戏，戏的剧情我没有看本子，戏词翻了一遍，相当优美。放学时，我到他家，他家靠坡有三间厦房，两间灶房，厦房内有他写的字，画的画，他的画、书法都也相当好。吃饭间晒玉米、粮食，忙得很，何老师真是一位辛勤的人。我向他谈了馆里的情况，他告诉我，拿出两篇小说故事，需要些稿纸，饭后他妻子与我同路到王莽（给我带路）。

到王莽经过王建处，这位作家我不熟悉。住在西王莽樊中附近，由他妻子陪同在地里找见了他。他正种地，看上去40左右的年纪，实际39岁，他告诉我文革前写一部大的小说，写了10余万字，运动中受到了批斗，底稿全毁，最近写的是戏剧，本子经翟耀老师改过，正修改。

与王建一同到樊川中学惠德普老师处，惠老师人未在，与王建商定：10月17日上午12点左右在樊中相会，故分手。

从樊中的公路向南，经王莽公社走二里路有向西的一条大路，便到红旗小学，学校坐北向南靠公路，找到了毋东汉老师。真巧，毋老师正同叶崇学同志看稿，改诗。谈了许多情况，午饭在毋老师家，家里劳力缺，谷子等待收割，他父亲已经年老，于是我和毋老师同去地里掐谷穗。老人很辛苦。家里人口多，毋老师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写作，生活是很困难的，但他却乐观的坚持着。

刘双计和毋老师都住在孟家村，在村西就是刘双计老师的家，刘老师在地里干活，孩子叫了回来。

我对他是由衷的敬佩。1973年12月份，在西安市文艺会演时我们在一起，后来，虽也因写作接触见面，但一直很少长谈过，我见到他后，他便拿他刚刚脱稿的小说《前途》让我看。他擅长儿歌、曲艺写作，现在又写起了小说、故事，我很赞赏他。

《前途》有一万字，写一位业余作者成长中的事，写得较为生动，结构也全面，正在修改中，还有一篇《手艺》已写了15张，不几天就会脱稿。他告诉我，他准备大干一番，每月写一篇小说，争取干出成绩。

他的创作精力是十分旺盛的。

晚上，我让他看看蒋子龙的佳作《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他每天晚上写很长时间。刘老师谈，这一年情况十分不好，孩子脑子发病两次，花费200余元，这里的决分是日值0.27—0.30元，没有什么副业，看来，是很穷的。

人艰苦一些也有些好处，它出斗志，这就叫穷则思变。

晚上同床休息。我在考虑着他艰难的创作道路，社会啊！你毁了多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