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我又回到了北病区，透过窗户，我看见一个小护士爬在桌子上低头写着什么，看着她专注的样子，我想她可能不知道我们此时也进行着这么严密的警戒。但是她和我们一样，同样参加着今晚的战斗。从她那从容不迫镇静自若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小护士的心态是很平和的。我们就不一样了，烦恼、惊恐、焦虑、暴噪等不良情绪随时随地困扰着我们。想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真可笑，一帮大男人还不如两值夜班的小护士勇感，我笑了。过了最瞌睡的时间，我没有一点睡意，反而更加清醒，披着被子的我和王波像两尊石膏一样端坐在寒冷的夜晚。

李晓言副所长又过来了。他说南病区的同志还是很好的，车不熄火，听着广播，任劳任怨，真让人放心。此时，他的手机响了，我从他与对方谈话的内容断定是嫂子打来的。我很纳闷，凌晨4点多了，还会有什么事呢？是不是家有急事或孩子生病了？而李副所长和嫂子对话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我和王涛站在一旁也不便说些什么。我听见李副所长激动的对电话里说道：“如果你再这样问，那我就对我们十几年的爱情的忠诚程度表示怀疑了，为什么？你连你最信任的人的话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说完这句话后，李晓言副所长便用力的挂断了电话。

原来，得知丈夫所在的派出所参与了留观人员的警戒任务后，嫂子便一直挂念着丈夫的处境，自22号通了电话后成天心里发慌、睡不着觉，现在又在电话证实爱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的“辉辉儿娃”不但在医院执勤还被留观人员咬了一口，并且也被留观了，他们又是怎样的睡不着觉呢？我们三个人心情都不好了。坐在一起长时间不说话。

公路上的中巴车的喇叭声零星传来，李副所长站起来说：“天快亮了，现在是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万一北病区的留观人员冲出东门、南病区的留观人员跳下二楼奔到公路上跳上中巴车逃到西安，那就是了不得事情了。你俩等在这里，让我在南病区和同志们一块守住那里吧，有啥事情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这里黎明静悄悄，但随时有演义肉搏战的可能。”我跟王涛开了个玩笑。

“那我们就给他杀个片甲不留。”王涛也和我开起了玩笑。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天色逐渐呈现出了深蓝、淡蓝的颜色。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天亮了。树林里的小鸟蜿转的鸣叫着，三三两两的人们提着暖水瓶到锅炉房打开水了，继而又有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医护人员前来交接接班了。

太阳跃出了地平线，东方一片桃红。我长吁一口气，我们胜利了。

我们撑不住了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却都没有胃口，李晓言副所长一看十分着急：“不吃饭咋行？不吃饭就会被累跨的，都我给大口的吃。”但是一脸倦相的大家还是没有一点精神，我甚至在趁早餐的过程中爬在木桌上睡着了，而民警李益民在吃米线时竟打起了瞌睡，热汤洒满了他的双腿。正当我们吃着索然无味的早餐时，李晓言副所长的手机响了，院方通知又有留观人员要被送来了，请民警作好接车的准备。

我皱起眉头瞪大眼睛----我想骂人。

我们又向病区跑去，在前往北病区的路上我碰到了当天的值班大夫，我顺便问了一下北病区的留观人员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解除隔离？该医生说：“目前留观人员的身体情况依然很正常，但卫生部门开始通知留观期限为1个星期，现在成了21天。这就是说还要等14天，即最迟也要等到5月1日左右。而且上级部门已决定将我院定为专门隔离留观人员的医院，以后还要大规模的收治留观人员。”

听了这个医生的话，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病房里，我们激动的讨论着我们这班什么时候才能撤下去，头昏脑涨的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着自己的看法：21天，这不要人命吗？医嘱让我们静卧休息，生活规律，但是警戒起来那能顾得上呢？休息不好，吃不下去饭，承受着外界乱七八糟的谣传，而逃人事件的后果又让我们不寒而粟，还要不时的给打来电话的家人朋友撒谎说自己没事，个别同志的手头还有案件没有办结，有些案子拖的久了，过了时效要出事的，而此刻我们中究竟有无人感染非典谁心里都没有底儿。单调枯燥的生活让人难以承受，整天穿着上厕所极不方便的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又卸下，卸下又戴上，把人都能整成神经病了去。白天捂的满身是汗，21层口罩又让人心慌气堵，好好的人都要弊出病来，更何况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抛开自己不谈，父母、亲人究竟在操多大的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扯下令人讨厌的面罩，多日没刮的胡子就像苔癣一样粘在下巴，多日没有洗澡的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每个人的脸都是那么的苍白疲倦，暗淡无光，眼圈发黑，嘴唇上火，起满水泡。当警察虽然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但我们也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永动机，机器也不能毫无节制的运转，更何况是血肉之躯的我们。大部分同志的情绪不稳定，纷纷要求领导就上述牢骚给予答复。

一旁的李晓言副所长给所里通报了我们6人的思想波动情况，答复说：“刘影照所长已委托高孝奇指导员前往区局进行请示，并会尽快传达局党委的意见。”

下午1点多，高指导员带着水果，来到了我们所在的病房。刚坐下，李副所长介绍了民警们的困惑和迫切想知道关心的问题如何解决。高指导耐心的听完了李副所长的介绍和民警们你一言我一语补充，随后他说区局的意见还是和市公安局的指示相统一，即本着为执勤民警负责，为本系统负责，为社会负责的态度，更为不能再扩大被留观民警的数量的，一方面，6名民警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少出勤率和巡逻次数，这方面的工作原则上还是以6名一线同志为主，而区局先前调配的20名非典小分队的一部分在外围起配合和应急的作用。说完他又看着我们，意思是征询我们的意见。

高指导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提问。

他传达的意见虽然也符合实际，但又是十分枯燥的，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和接受，几名同志一个一个的走出门去，看到不愿表态的同志们，他知道思想工作一时难以作通，便给李副所长说自己先回所与刘所长交换一下意见。

看着高指导闷闷不乐的开着警车离去，我们又觉得刚才的态度有些不妥。大家私人感情都很好，分岐在工作上，我们又将自己有些歉意的想法给留守的李晓言副所长如实的作了说明。二十多分种后，刘所长，高指导带着民警张会昌、胡伟来到了医院。他们和李副所长开了一个二十多分钟的短会后，便将我们分别叫进该院保卫科进行谈话，我是第四个被叫进去的，在他们开会的过程中，我的大脑里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由于种种原因，考虑的结果，我选择了留下。

我的誓言

我在被喊名字时看了一下表，25日17时30分。走进办公室，我看见刘所长，高指导，李副所长，张会昌，胡伟神情严肃的坐在里面，刘所长开门见山的说道：田辉同志，现在我们所党支部全体党员代表局党委代表区局党委和你进行谈话。

“非典防治工作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现在我区其它地方也陆续出现了数家隔离留观人员的医院，我们所领导深知留守的6名同志由于日夜熬战，身心疲惫，但是我们所里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其它同志去作，我们不能再抽调所里同志充实一线以免造成更多的同志被留观。而留守医院同志们的工作非但不能因此而停下，反而更要加大力度，继续拼搏，局党委的意见还是你们应继续完成党委交给你们的任务，你是什么态度？”刘所长在说这番话的过程中，始终用一种暗视的眼神看着我。同时我的脑海也在急速的转着弯子。

在座的同志们也在满怀着期望的看着我。

说实话，我抑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连续7天7夜的工作已使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腰酸腿痛，没有食欲，头脑发昏，痛苦时刻困绕着我。我早已有了厌烦的情绪，但我一直硬着头皮，顶着压力积极的参与警戒，也没有在领导面前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但是事情的实质在于综合原因的作用下，在我执勤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逃逸事件，我虽然表面上毫无怨言的执行着警戒，而内心则每时每刻都在考虑着两起事件的严重后果，并作好了接受组织处理的思想准备，我承认我在执勤过程中的默不作声不是大而化之，万事无所谓的处世态度，我是有严重的畏惧心理的。我已别无选择，我要为我的失职作出自己的补偿，我笑谈自己就好像一颗被钉在木板上的钉子，一页被砌在墙上的砖头，一个支在重物下的千斤顶，一块被患者服下的药片，一枝被点燃的蜡烛，一只到了吐丝时的春蚕，一样要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刻，支撑到实在没有办法再支撑的那一刻。否则我不会后退一步，而这样作的目地在于是为自己将功补过。我自认为如果自己那样作了，组织让我承担逃人的责任时，就会考虑我的这些付出。

看到我长时间的沉默，刘所长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