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洗完澡刚回到单位,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原来市公安局已派人前来给我所进行彻底清毒呢。我看见两名背着喷雾器的同志正在所里逐门逐户的喷洒释稀的过氧乙酸,市公安局的同志还要求我们把挽下的警服放在准备好的过氧乙酸里浸泡消毒,并订嘱我们以后每到省结防院里去一次,就需要换一次贴身的衣服进行消毒,我口头上表示感谢,但心里想以后的日子也不知道有多长,这样作多麻烦啊?但是在难闻的房子里,我还是感到了一丝温暖,组织还是关心惦记着我们的。在我们和市公安局的同志挥手告别时,其中一名同志的目光和我对视了一下,这个眼神里没有丝毫的作做和敷掩。我赶紧说:我哥,你放心,我们不会有啥事的。”两个人依依不舍的离去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警车,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一开始我就打了败仗,虽然在后来的几个事件中都奋不顾身的努力着,但这究竟能否挽回被动的局面吗?等待我的又是什么后果呢?
“同志,祝你们平安,也祝我们平安。”
我们的晚饭被送进了宿舍
“开饭了”灶夫在院子里喊道。我兴冲冲的拿起碗筷往灶房里走,“田辉,是这样的,你先呆在房子里头,叫王朋给你端进去”。王涛、康军毅也分别得到了类似的要求。我又闷闷不乐的回到了宿舍,到底给咋了?这是个啥意思呢?我顿时没有胃口,我只喝了一点稀饭,就上床倒下了。我又睡不着,是不是怀疑上了我?我又没有什么症状,我肚子账的满满的,这倒是什么事嘛?
我打开电视,满频道都是长篇累犊的非典报道,其中不乏对工作不力出现失误的人员采取的处理报道,我又无助的闭上了眼睛。
逃逸的14名留观人员被悉数找回
晚上8点20分,由所领导带领我王涛,康军毅又前往省结防院,以替换还没有吃饭的李益民、曹司波、张维佳。当所领导与牛副院长在行政楼前交涉着有关事宜时,我看到一辆闪着警灯的三菱特警车后面跟着两辆大面包车,一些带着白口罩的男女从车中走下来,被许多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两人一组护送进了污染区。我特意走到工作人员身旁,以期待得到一些消息,从领导之间的交谈中,我得知在市卫生局副局长秦鸿学的带领下,数十名非典办流调队员在西安市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将凌晨7时逃逸的14名留观人员全部找回了。啊,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比98年收了市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都激动。我恨不得和劳苦功高的流调人员一一握手,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那么没成色,我只是感激的看着正在忙碌的他们。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我揪的很紧的心一下子就放的很轻松了。同时我们知道,隔离区内现有留观人员21名。
我与所领导的观点发生了分岐
顺利移交完这批逃逸留观人后,院方便在市卫生局的主持下开会了。我们派出所的8名同志便都站在清洁区外的东门口处谈论着关于非典的话题。两个多小时后,院方散会了,所领导向院方表明了太乙派出所将会竭尽全力配合院方搞好“非典”防治工作,同时也希望院方在具体工作中予以方便的观点。院长郭刘甲表示,我们两家单位历来都合作的很好,在现在的这种形势下,更要齐心协力,精诚团结,一道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历史任务。
在所领导的要求下,院方答应北病区的安全防护问题会尽快予以解决,但同时又派了一名护士给我、王涛、康军毅每人发了一支温度计,说是要求每两小时自测一下体温,以方便院方掌握情况。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又怪怪的,一方面院方明确承诺修补北病区的漏洞,这在具体工作可以减少我们的工作量,我感到虽然有些不太及时,但终究也将有了,心里有些满足感。另一方面给我们三人发温度表,让自测体温,这又是什么用意呢?难道所里和院方也怀疑我们三人染上了非典?!并把我们蒙在鼓里?我决定还是继续观察,以后有机会再提出我的疑问。此时,一旁的张三合科长又热情的派人给我们抱了三床被褥放进了清洁区内的三张床子上。我重重的“嗯”了一声表示不满。我想院方和所里已可能将们三人当留观人员对待了?有了这个疑问的我闷闷不乐的借口上厕所走了。等我回来时,警车已经不见了。康军毅说领导给他留了300元钱,我一听就说道你不该接这钱。
“难道让我们住进病区不成?”
“是的,领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也就是这个意思,晚上这么冷,又没安排其它地方。不住进病区住哪里?”
我头大了。
虽然我们与留观人员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更甚至发生了争吵、撕拉等行为。但我们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如果真的住进去,好好的一个人被里面的人传染了怎么办?事实上,病区的选定、内部的规划、以及怎样装修我都是了如指掌的,虽然划出了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一开始到现在,我个人认为这里不是绝对的封闭。我对所里让我们住进病区的决定不能接受,我认为我这是为了我,也为了同志们。
我的任务是看守好留观人员,让我看管他们,我坚决服从。可以让我们住到离这栋建筑物较近的房子,或者所里固定一个警车让我们呆在车里,为什么非要让我们住进病区?实在不行我可以晚上不睡觉,可以在病区外围整夜巡逻,而我仅有的出发点还不是为了完成这次特别的任务?
如果怀疑我被染感上了非典,那么我就要提出单独居住进行留观,一方面为了减少传播,另一方面也为了不被别人传播,此时一个假设也同时出现在我的念头,万一我现在被感染,那么我曾回到了派出所,进过澡堂,饭馆等地,这也要感染很多人。但我自信我是正常的。那些事不会发生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我再给自己宽心。
我们没有住进病区,我拿出一张椅子坐在楼道东门外,思想斗争激烈的我在思考着下午到现在的事情变化。我坚信自己没有被感染,但是所里局里,院方都知道我凌晨7时和上午10时的事情了。我成了“派出所的非典一号”了。暖春的夜晚依然寒冷,虽然身底穿着羊毛衬衫的我和王涛、康军毅只在空地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被冻的瑟瑟发抖了。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披着被子坐在露天地。烦恼的我一根接一根的吸烟,大口的烟雾深深的吸进胸腔才让我感到有一丝忘乎所以的感觉。王涛和康军毅的脸宠也随着烟火一明一暗的,我不知道今夜如何度过?以后的工作怎样开展?
“警察同志,很抱歉,我帮不了你。”
在我将一盒香烟抽得只剩下二根时,我们三人听见楼道内的喊叫声和摇门声混成一片,我们急忙扔下被子,在东门口站成一排,并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十七八个留观男女站在清洁区里的玻璃门后群情激愤的和两名护士交涉生活问题。有要喝开水的,要卫生纸的,有要牙刷,牙膏、香皂、洗脸盆的,更有患者提出要听音乐,看电视的。这些人越说越激动,更有人简直在斯底竭里的嚎叫,医务人员的各种劝导都无济于事。有个带头的男留观人员大声质问医务人员和门外的我们:“无缘无故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连最起码的人权都没有,我们犯了什么法?这和把我们治安拘留了有什麽不一样?这不行,我们要见你们领导,我们要出去。”说着这些留观人员又高声起哄,喊叫的喊叫,敲盆子的敲盆子,拍门的拍门,眼看局势又一次难以控制。我赶忙给所里打电话,请求支援,刘影照所长一边向局里请示,一边指示我们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挺住,所里马上增派警力。
眼看隔离门里的留观人员就要作出过激的行为,而增援的同志的到来还需要时间,没有办法的我让王涛和康军毅守住这里,而我则赶紧跑出楼道来到病区外面,看有无其他人员可以进行应急。一个男子坐在草坪里的石椅上,我紧急说明了我的身份和请求。然而,那人却冷淡的说道,他是陪护病人的家属他现在走不开。我再次说明情况特殊,如果让留观人员逃到了西安,则有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他还是坚持不去,急噪的我大声喊道:“你到底去不去?”他显然被我的失态激怒了,他一字一顿的说道:“我不去,你是公安人员,你不去完成你的使命,你让谁去完成?警察同志,很抱歉,我帮不了你。”我无话可说了,我想大声的骂他一句,更想在他的嘴上打一拳。但我没有那样作,他说的对,我是警察,警察不上让谁上?在返回病区的路上我忍着眼泪,我怕别人笑话我。
高孝奇指导员带着民警曹司波、张维佳及时的赶到了。他们也顾不得自身安危进到病区亲切的安抚着这些留观人员。在院领导的调配下,后勤人员也拿来了留观人员要求的生活用品,院领导亲自将这些物品发放到了留观人员手中,此时整个病区才慢慢的安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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