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她不置可否，但还保持要执意前行的姿势，我又一次的把她拉得倒退了几步。女青年甲流着眼泪瞪着我，但她眼神里分明流露出了一丝乞求的神情，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我们两人。我也顾不得再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再次强行拉了她一下，一幕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女青年甲低头在我的右手腕上咬了一口，一个声音反复的在我的心头回荡：“妈，你可能永远也见不到我了。”而我从女青年牙龄的松紧程度能感受到她似乎也怔了一下，她也觉得她过份了。她用这种方式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后，她屈服了。“不用你拽我，我自己会走。”女青年甩开了我的手，极不情愿的向医院走去，另两名女青年见状也没有办法跟在她的身后。

    在回医院的半路上，我望着泪流满面的女青年甲，心里突然产生出了一丝内疚和歉意。1、她因此将会缺考。2、她自认为自己健康却被强行隔离。3、病房简陋的实在无法让娇贵白晰的她忍受。4、她认为在那多围观人群面前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5、她认为她的妥协并不是自愿的，而我这个当警察的简单粗暴的行为又令她没有开口的机会。

她们会联合起来告我吗？我又该怎样负她们缺考的责任呢？如果我作得过于武断，我又该如何应对？

念此，我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我加紧步伐走到她的旁边低声说道：“你要理解我，如果把你放到我的角色，你也会这样作的，假使你一到考场造成疫情的扩大，那就是我的失职，我也是没办法的呀。”

她没有原谅我：“失职？如果谈到失职，你早都失职了！”

这句话深深的捅到了我的伤处，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无奈的答道：“你的观点我予以尊重，但这结论不是你可以下的。我也一直为这个后果矛盾和痛苦着，事情的性质是由组织说了算的。我的任务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能力有大小，问心无愧就行。”

我是为了大家好，想到这里，我的信念坚定了。我又电话汇报了李晓言所长刚才的情况，李副所长当即表示，只要是为了防治非典而采取的正确措施而出了事，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听了这话，我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电话里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减少与“非典”留观人员面对面接触。

把这三个女青年安全的送进污染区后，我们站在清洁区里听取了张三合科长关于院里的临时应急意见：一、留观治疗由医护人员进行。二、外围警戒任务由派出所和保卫科共同进行。三、由张三合科长负责派出所和院方的勾通联络。四、干警们的防护用品正在进一步的协调之中。五、警务人员若出现了不适症状应立即报告。六、客观公正向关心大家的人们介绍院里实际，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七、被留观人员原则上不能探视，更不能越过警戒线。

明确任务后，我们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警戒工作。

                                我多次深入污染区

由于病区西边、南边的木门均被勤杂人员用木板订死，我们便把警车停在楼道东边唯一出口的门外。这里一眼就能将整个楼道里的情况看的清清楚楚，并能看到病区外围的闲散人员的活动情况。

这时，我们的防护用品还是仅限于白帽子、口罩和白大褂。坐在警车里的我们在看管污染区内的隔离人员的同时，不禁又为自己的安危担忧。透过车窗，看着医护人员穿着隔离服来回走动，我又对他们感到羡慕，同样在抵抗“非典”而装备却是如此悬殊，万一我们也感染上了病毒那该由谁负责呢？就算是有人负责，到那时候又有何用呢？我们三个人用说笑话、谝闲传的形式企图冲谈笼罩在心头的恐惧。但是沉闷的气氛使大家都笑不起来，我们默默的把车窗的每个缝隙都合上，互相鼓励着，焦急的等待着援兵的到来。

我又考虑到自己还不了解污染区里留观人员的情况，我便下了车，让王、康二人守住东门。我蹑手蹑脚的绕着北病区的外围进行观察。在污染区的窗外，我偷偷的透过玻璃向里张望。我看见我原先抓住的那三个外地女子坐在同一病房内的床上，低声的交谈着什么，她们没有发现我，我赶紧低头猫腰继续向前走着。每过一个窗户我便轻轻的站起来小心的向里探望，一连四间病房，里各有一个男留观人员，都是年轻人，分别倦着身子嗑睡在床上，我知道这是由于长时间坐火车加之经过一夜的折腾，现在都困了。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竟然有一种作贼后狂喜的感觉。却又不知道市非典办流调队的同志们现在控制住了几个逃跑的留观人员呢？想到这里，我又心情沉重的回到了警车里。

刚坐上车不久，所长刘影照、指导员高孝奇、副所长李晓言同乘一辆警车看望我们来了。我把刚才抓获了三名留观人员的情况介绍了以后，刘所长微笑着说他都知道了，所领导对我们以凌晨3点多一直坚持到现在表现表示满意，并鼓励我们继续坚守岗位，休假的同志已全部赶回了单位，现在正在等待安排任务。我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所领导走进院行政楼后，我又对该院的防护设施不放心，我在脚底没有套塑料袋的情况下前往楼道内部查看房间的细节。我发现楼南边，西边的门虽然被订死了，但门框上的小窗户上没有加钢棍，这是一处隐患，（留观人员可以打碎玻璃翻越门上的小窗逃走的。）楼道内女厕所的窗户上没有加钢棍，留观人员可以趁解手的机会逃走。整个楼道用二个铝合金玻璃门隔成了三个各长约27米长的区域，用院方的话讲自西向东就是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但此时我看到两个玻璃隔断上没有反锁装置，病人在污染区和半污染区内可以随便走动。能否尊守医院纪律，好像完全取决于留观人员的自觉性。造成了交叉感染撇开不说，单就是打碎第二道玻璃门跑出来逃脱怎么办？还有一点就是留观人员的衣物、提包、手机、手提电脑等贵重财物没有专人保管或地方存放，这也有可能发生被盗或丢失的情况。（但和以上几点相比，我认为这已不重了要。）

带着这些疑问，我找到有关人员当面提了出来，他们讲这些工作尽量搞，但其它工作千头万绪，这个问题缓一缓再说吧。听了这话后我很失望，虽然上述存在的问题不是我操心的，但此时我在参与执勤，我就有义务说出我的观点，至于能否达到我的期望，这就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了。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矛盾，至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有效的防护用品，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危险的“非典”留观人员，在我执勤一开始就有留观人员逃逸了，而我又在二次拦截过程中不但与留观人员来回撕拉了三、四次，还被其中一人咬了一口。现在隐患那么多，却没有人明确的答案该怎样解决，我可能要受到严励的处理，现在没有处理之前，我只要人在岗位上，我就要尽力保证不出事。而我本人呢？我会被传染上病毒吗？我尽量不想这个问题。

我的烦恼还在于，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具体的角色和职责，到目前为止，我手头没有明确的应对措施。我凭直觉觉得我们要保证医务人员能顺利的护理这些留观人员。但现实简陋的办公场所和漏洞百出的病区，加之留观人员归心似箭的心情，都使逃跑不无可能。万一人跑了，由谁承担责任？医务人员？保卫科？我们警务人员？或是防疫部门呢？凝望着这个隔离着非典留观人员的苏式建筑，一个比喻句浮现在我的的脑海之中：现在这些情绪不稳定的留观人员就像一群鸟儿关在一个年久失修的笼子里一样，鸟儿都要往外飞，笼子又得不到及时的修补。我感到压抑、彷徨。

王涛、康军毅二人继续坐在停在楼道东门外的警车里，监视着楼道里的一举一动。我则一圈一圈又一圈的在整个病区外面不停的转圈，以求了解和掌握留观人员的活动情况。在我进入病区查看时，我得知整个病区只有两个护士和一个大夫值班，我更感到人手太少了，具体权责不明确，又没有其它人员配合，我的烦恼又来了，心情十分低落和沮丧，完全没有早上7点多和上午10点时那种无所顾忌的气慨了。我想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这时电话打来了，刘影照所长说替我们回去吃饭的同志马上就要到了。

                                 瞬间的小憩

过了几分钟后，民警李益民、曹司波、张维佳三个同志乘警车来换我们来了。我一看表13点14分，我给他们交待了一些应注意的事项和有关应急措施后便与康王二人返回小镇去了。

由于过了中午12点，所里已没有午饭了，饥肠鹿鹿的我们在镇上胡乱吃了些面条就回所里洗脸休息了。下午点4点多，我被叫醒了，所里让我们先洗个澡。在去洗澡堂的路上，我听到了两个农妇的对话。

一个说：“我们这里的疗养院（省结防院）来了很多得了非典型肺炎的患者。”

一个说：“是呀，这病传染的很快，一旦传然上了，只感到头热脑胀的，一会儿就‘嗷嗷’的蹬腿咽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