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格荣：(散文)为了棉衣

1975年深秋，眼看着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我的好几个玩伴都穿上了新缝制的棉衣、棉裤，而我还穿着那件已穿了两三年的“连冬子”棉袄，穿在身上已明显小得多了。当时又没有罩衣，一个冬天就穿一件光秃秃的棉袄，由于时间过长，我的那件破棉袄胸口已经脏得油黑发亮，两只袖口烂得不成样子，棉絮裸露在外，破布边儿在寒风中不停地飞舞。弟弟和我差不多，那双棉鞋已经露出了脚趾。看着我们姐弟几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母亲好几次都难过得落下了泪，她常常因此而唉声叹气。我也好几次听见父母亲谈论着要给我们做棉衣的事。

　　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吃完晚饭，母亲匆匆地收拾了碗筷，说要和父亲出去做活，我也嚷嚷着要一块儿去。母亲说，也好，这样也能有个遮挡。我当时不明白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只要能出去玩就行。

　　一出家门，父母亲先向四周望了望，发现没人，这才说“走吧”。走在路上，我感觉父母亲还心神不安地回头张望，生怕被人发现的样子。我当时就很纳闷，不解地问：“天这么黑，干吗要在晚上来做？”母亲很快捂住了我的嘴，让我不要乱讲话。我也就不敢再多嘴，只是默默地跟着走，自己也时不时地向后看一眼，像做贼似的。

　　跟着父母亲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要给长安县细柳运输站挖井。从我们细柳公社西庙大队到运输站也就是二三百米的路程，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到那以后，母亲悄悄地跟我讲，不许对外人说我们做活的事，如果让人知道了，弄不好要开大会批斗。我吓得张大了嘴巴，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在下面挖，母亲在上面吊土，看着母亲用辘轳一下一下地把土吊上来，我仿佛觉得吊上来的不是土，而是一桶桶某种说不出的危险，因为当时我一个劲地想着村里经常开的那些批斗大会，再加之我觉得特别难受，又冷又孤独，没人和我玩，一刻也不想再呆下去了，就嚷嚷着要回家。母亲无奈，让父亲在下面歇一会儿，再次交代我不许乱说话，然后拉着我的手往回走。

　　走到村口，碰见了村里的一个婶婶，她问母亲做啥去了，母亲连忙说，娃发烧，给娃看病去了。说完，母亲拉着我急急忙忙地走开，生怕她再接着问。等把我送回家以后，母亲又急匆匆地去运输站，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和父亲回家。一连好几个晚上，父母亲都是这样熬夜，冒着极大的风险，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终于把活做完，挣了40块钱。40块钱对当时的我们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那40块钱，除了贴补家用以外，母亲用剩下的钱给我们缝制了衣服。给我做的那件花棉袄，是三面新，里子、棉花、面子都是新买的，是母亲熬夜赶做出来的，穿在身上，暖到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