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苦难生存中孕育的文学之梦想——简评董颖夫的《平民记忆》（仵埂）

作者：仵埂来源：发布时间：2024年06月10日点击数：

在长安城里，董颖夫算是个人物，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人生的后半段，他以自己对文学对柳青的热情，多少脱离开以往的企业家轨道，极为深入地嵌入到了陕西文学的发展之中。从1996年自己出资征地修建柳青墓园开始，2006年筹划柳青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2007年成立柳青文学研究会，2008年设立“柳青文学奖”，创办学会刊物《秦岭》并担任主编，出版《柳青研究文集》和《柳青纪念文集》《柳青在长安》，运作拍摄柳青纪录片，编排演出大型秦腔现代剧《柳青》，策划力推柳青文化广场、柳青文学馆、柳青纪念公园、恢复柳青故居一系列工程建设等等。他以一个企业家之身，全身心投入到了以柳青为中心的事业之中。近几年董颖夫身体多病，朋友半开玩笑半疼惜地说，老董身体有病，卧床不起，但只要一提“柳青”二字，他立马翻身坐起，神采奕奕，仿若柳青魂魄附体一样。

（左起：董颖夫、邢小利、畅广元、段建军、仵埂）

一

董颖夫对文学为什么如此钟爱？对弘扬柳青精神为何充满如此热情？在他的自传性作品《平民记忆》里，我们可以得出答案。小而言之，董颖夫笔下的《平民记忆》是一个家族的苦难史奋斗史；大而言之，他家族的命运故事，也是一个民族命运的缩影。因为其个人的命运和家族的遭际，与时代紧紧纠结在一起，完全可以诠释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时代样貌。假如我们以1979年为界来看两段历史的运行，可以看到董颖夫在家族历史抒写中，前三十年的辛酸艰难与后三十年的意气风发。他以个人化的视角，以真切的个人体验见证历史，并为之做了极为有力的形象化表达。家族的生存苦难和挣扎，如刀刻一般留在了他的文字里。

董颖夫的纪实作品《平民记忆》，有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一条线索可说是为了基本生存的艰难挣扎史，另一条线索则是在基本的生存挣扎中，闪耀在作者前方的那一道文学的绚丽之光。正是这样两条时隐时现的生存现实与诗意梦想的交织，成为他人生的双重变奏。在一个为了基本生存而战的时代里，我们看到了那种艰难与辛酸。也正因为这样的苦难日月，作者笔下那种隐伏的文学梦想，就更为迷人也更令人感慨唏嘘。《平民记忆》就这样以质朴的笔调，以渡过余劫的苍凉淡泊的心境，抒写了一个人命运中的双重变奏。

作者以个人化的视角切入，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点，生动展开了一个人的命运史。从这一命运的喟叹吟唱中，我们总能听见或看见，那个叙述的主人公在他童年时就被确定和注入的命运基调与底色。他心中成长的那颗种子，如何埋在心中，不屈不挠地发芽成长并壮大。传主度过天真且困苦的童年时代，进入初中阶段后，他的写作才华被语文老师张望发现，此后，“每周三的作文课，那是我最最期盼的，因为那是我最为荣耀的课堂时光。我的一篇篇作文，往往会一次次地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念诵、讲评，也常常是在这个时候，我会被同学们羡慕。下课后发了作文本，我的作文本在抽屉里是放不住的，时常会被同学们争相传阅抄录。”（P89）在传主的成长中，正是这种少年荣光，恰如种在心田里的种子，逢着雨露与阳光，一下子滋润发芽。尽管仅仅是学生作文，但在一个枯寂的时代，在一个缺少欢愉的凡庸人生中，一个人所受到的激发，成为他此生不断复盘的记忆。成功的小小快乐，竟然具有了这样巨大的力量，在他50岁之后，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借回报社会成就他人，而曲折地完成了他的文学梦想。

二

在一个群体中，社会分工是以各自的长处自然而然构成的，如同上天赋予了人以各不相同的禀赋，且这一禀赋成为他立足社会的行当角色。董颖夫在老师与同学的赞颂声中，享受到了那种被肯定的喜悦。这一点，对少年董颖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当然知道童年少年时代对一个人终生发展的意义。在这样的种子时期，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此后的人生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复现，种子总会萌芽和成长。遗憾的是，因了时代的关系，这颗种子种在心中后，却没有适宜的空气温度，未能得到有效的成长发展，而长时段在心田沉睡。因为作者面临着生命的第一要义，就是先要吃饭活下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梦想。这种艰难的人生境遇，迫使他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困窘，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奔忙。

正因为这样，为了填饱肚子，董颖夫跟着母亲在火车站卖茶水，卖米汤、鸡蛋、醪糟。《平民记忆》以刀刻般的细节，记叙到这一情景：“母亲提着水壶沿着站台走动叫卖，当时一碗水二分钱，站上每天停靠两趟列车，每天能赚伍角到一元多钱，天热时，喝水的人多，能赚到两元钱左右。”（P27）董颖夫也成为母亲的小小帮手。他特别写到自己到西安火车站城墙根底下卖烧饼的经过，也见识了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人刚买到烧饼，自己还没有顾上吃一口，就被人抢走，买饼者急忙追赶，眼看追上，抢夺者将烧饼塞进脏水坑中，追赶者只好恨恨作罢。待他离去，那个人返身回来，捞出来几口就吃掉了。如此亲历的现场细节，再现了一个饥肠辘辘的贫困时代。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为了生存，董颖夫到了公社建筑队，他的商业智慧，在这儿大放异彩，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好评。再后来，社会活跃起来，社办企业、私人企业遍地开花，他抓住时机，咬紧牙关，借钱办起了纸箱生产厂，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又转战建筑行业，终于获得财务自由，为自己的余裕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根基。

三

于此同时，命运的另一条线时隐时现，向他敞开怀抱，这就是少年时代悄悄种下的那颗梦想的种子：当一个作家。在作者质朴的记叙中，也可看出他长久孕育心中的大梦，这个梦想，与他的生存要求经常冲突，但是每每面临两难选择，传主总是以梦想作为他的首选。作者写到，本来他在公社建筑队混得不错，挣得钱也多，但是，当长安县文化馆想要一个人帮忙时，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建筑队而去了文化馆。尽管文化馆也是临聘，没有给他正式身份，且常兼做收倒垃圾的又脏又臭的苦力活，被人下眼观之。但是，在他心里，这份工作，离他的梦想更近了一步。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以文字写作行走天下的人，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未来。少年时代他从张望老师那里获得的社会性肯定，成为一生发展自己的不竭源泉。此后，他的文笔，也一次又一次为他带来荣耀，不管是书信写作或者文革期间的大字报，都不断地显示出他的文字能力。加上他在修水库时被选拔为广播站的撰稿人，后来还被提拔为公社宣传员，再到长安县文化馆的两年经历。这些以文为生的经历，都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为文者，命运似乎对他刻意折磨，在张开了双臂拥抱他的同时，往往又给他以无情的打击，把他推向另一条道路。命运以两种不同的面目展示开来，令他左右失据。

现实与理想以痛楚的方式，交替地碾压他的内心，似乎要毁灭他又似乎要成就他，让他在两个方面都放不下心来，似乎让他在获取现实财富与实现心中理想双双成就。他被县文化官清退了，没有任何理由。他工作是那样卖力，做出了那么多成绩，那一页页工工整整的工作日记，就能显示出他的勤勉，他的业绩。但仅仅因为他的临时工身份，就丢掉了文化馆的饭碗。这是让他最为心仪的工作，也最接近于他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义无反顾地丢掉了挣钱多的基建队，但理想却似一个魅惑人的精灵，不断地向他招手，心中的那个大梦总是时不时浮现出来，却又一次次破灭。冷峻的生活向他显出了严酷的一面，他又一次远离了梦想，尽管为了这个梦想，他连屈辱也吞咽下去了。传主让渡了他内心的屈辱，想要坚守心底的梦幻前方。但命运之手，却推拒他，使他不得不做出完全相反方向的选择，离开心爱的岗位而选择更为艰难的致富之路。现实就这样以诡异的方式，硬生生将他推入商海大潮。在商海里，他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经营天赋，大展异彩。当我们了知了这一切，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董颖夫能够在人生的后半截，全身心投入到了对柳青的事业中，做出了让整个陕西文坛都觉得惊诧的举动。

四

《平民记忆》的前半部分，最是打动人心。作者顺着自己童年的眼光，再现了自己所历经的苦难岁月。平实的笔调，却具有了还原历史的力量。他娓娓道来的故事，却那样令人锥心地疼痛。特别是母亲这个形象，最是动人心弦。这是一段共和国历史上永难忘却的历史。作者以一个亲历者的回忆，写出了一个为了养活十个孩子的母亲，身上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她不管不顾地为了一口吃食而奔波拼命，甚至致个人安全于度外，让人看到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光辉。这是真实的历史抒写。四男六女十个儿女，却恰巧出生成长于1950到1960那个困难年代，让这一大群儿女活下来，当是一件多么艰难的壮举，凡是经历过那个饥饿年代的人，都会体察到这个超出常规的苦辛。好在他们村旁，在1954年有了一条西余铁路线，幸运的是车站刚好就在他们家旁边。“为了一家人都能活命，母亲数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在火车站干着卖吃卖喝的营生，早年她还到甘肃等地做棉花、土布、药材等生意”（P52）。仅仅是活命，她就须使出浑身解数。“西安有一家工厂出产豆腐渣，可以用棉油兑换，一斤棉油可换近百斤豆腐渣。母亲通过联络熟人，外加塞黑拐，帮生产队弄回不少豆腐渣。那时候，粮食很是短缺，社员们不怎么吃油，就想用油换些粮食，就是靠吃换来的豆腐渣渡过了饥荒”（P51）。母亲不仅为自己的小家解决问题，也为整个生产队社员解决了问题，因此赢得了社员们的赞誉，称她为“能行人”，还加给她一个“女外交家”的称号。但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一个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所做的一切，却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在后来的‘社教’运动中，这些竟然都成为母亲的‘罪状’，她被认定为‘投机倒把分子’，脖子上挂上大纸牌子，多次游街示众，甚或获刑受牢狱之灾”（P51）。

到文革时，母亲罪加一等，变成了“坏分子”，儿女在政治上也受到牵连，在招工、上学、人生出路等方面，都大受影响。作者写到文革时的一个细节，令人感到刺骨的疼痛。当时各村经常开批斗大会，让出身不好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游街，有些地方甚至也让子女陪斗。母亲也是被批斗游街的对象。作者写到：“有人指着我们这些被批斗对象的孩子说，你们应该站出来，去批斗你们的父母，要和他们划清界限。”（P97）社会上也有这样“反戈一击”与父母划清界限的子女出现。这时，母亲也动员我说：“你给妈也写张大字报，写上‘打倒山玲贤’，拿红笔在名字上打个红叉贴出去，就证明你跟妈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怜的母亲之心，为了保护儿子，她的内心是何等的煎熬！当儿子不愿意这样做时，母亲严厉地说，“我已经被批斗了，瞎好就这么回事了，你要活人，要给前面走，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儿子不受冲击，这才是母亲内心最柔软的用心。写完大字报，要在母亲的名字上，拿红笔打叉。“我心痛得落泪了，我的手剧烈的颤抖着，无论如何难以下笔。母亲见状，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笔，自己在她的名字上打了个叉。”这样的历史实录，令人惊心动魄。尽管母亲拼却全力保护儿女，但却还有一件令她终生不能疗愈的伤痛。她的大女儿，当年跟着她做生意，后来受到了牵连，陪着母亲挨批斗。年轻的生命，觉得无颜在这一方土地上活人了，便去了甘肃白银市，迫不得已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每每想起这些，母亲便心里难受得不行。

这是一个家庭的历史遭际，这难道不也是一个时代的民族苦难？这件事，“是终其一生都难以疗愈的伤害”。“那红叉，像刀一样永远地插在我的心上，让我通彻心扉，肝肠寸断。”（P97）晚年的作者，依然忘不了这烙在心头的尖锐场景，他直视自己内心的创伤，勇敢地揭示出来，如同自己的忏悔，也如同沉痛的控诉，让后人知道曾有过的那一个荒谬时代。

传主此后成为二等公民，受到了各种歧视。这种歧视发展到后来，严重到个人的婚姻也受到了莫大影响，没有一个正常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他，村上有人给他介绍一个残疾女子，独眼且是一个跛子。他从周围人对他身份掂量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不堪和不幸。作者就这样娓娓地向我们叙述自己的亲历，叙述影响他生命运行的各个事件。过去了的历史就这样一幕幕浮上读者的心头，召唤我们与他一起反省。

五

最早认识董颖夫的时候，大约是2007年夏天，董颖夫与我和邢小利、阎建滨等人，坐在小寨的“小花茶园”，筹划成立柳青文学研究会。此后，他不断地为了弘扬柳青精神而劳心费神，痴心不改。我曾对他对柳青的深情一直不大理解。他在为柳青出资征地修建墓园时，是1996年，那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另一种样子，他遭受了很大的冷遇，但他就是执着坚持。后来，对柳青所做的一切，正如文章开头所叙，董颖夫一步一步都做到了。记得我当时跟朋友开玩笑说，柳青的魂魄钻到了董颖夫身上，不然，他与柳青无缘无故，怎么会冒出这些奇怪的念头，铁了心要为柳青做这一切？读了他的《平民记忆》，我一下子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找到了根由。

初中阶段，如前所述，董颖夫很幸运地遇到了张望老师，这是带他跨入文学之门的贵人。作者说，张望老师特别爱看小说，一定也读过《创业史》。待“他上课讲《梁生宝买稻种》时，他讲得特别传神，让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还告诉同学们，这个作者“柳青就住在我们长安皇甫村”。“课后，我就从图书馆借来了《创业史》，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及至后来自己也开始创作，再一次读《创业史》时，又有了新的收获，“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作家的柳青，也关注生活在长安的柳青”。后来“几十年来为传承柳青精神所做的许多事情，都可能与此相关”（P94）。就此，作者以别一种方式，圆了他少年时代的文学大梦。这种方式，就是以柳青作为一个着力点，纪念、研究、设奖、活动，这些，都不是仅凭热情就可以做到的，还必须具有经济支撑，而董颖夫恰恰在这个时候，具备了这一切条件，促进并成就了以柳青作为命名的陕军文学事业。

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成功之后却念念不忘文学大梦，这是文学的魅力。董颖夫在年轻时，就是一位“业余作者”，这是对上世纪60—70年代作者的惯用称呼。他起步很早，早就与陈忠实因文相交，是共同的文学道友。我看过他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的小说，比如他1979年写的《上任以后》，1980年写的《出墙花》，此后还写了《石榴花》等，以那个时代的总体水平而论，我觉得相当不错，为之还专门写了评论文章。“我尤为喜欢他1980年写的《出墙花》。这个短篇，从人物到故事，从结构到叙事，新颖而耐读，人物形象是新的，具有青春的锐意朝气，洋溢着开放时代的新鲜气息，极为吸引人。”对《石榴花》，我有这样一段评述：“这篇小说，充分表达了长期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隔阂、对抗和冲突，对过去时代，做了深沉的批判和控诉。当然，其小说表达的重心，倒是倾向于和解。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主题。作为业余作者的董颖夫，此刻所具有的敏锐艺术感知和超前的思考勇气，这是让人感佩的。”这样看来，我们就知道了，董颖夫是带着未能完成的文学之梦走向商海的，所以，他在商海成功之后能够反哺文学，有着这样的前定因缘。可以说，他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完成了自己的大梦，或者说，超常地实现了自己的大愿。

六

许多文学场合，董颖夫开场白往往会说，“我是一个农民，粗人，不会说话”。的确，董颖夫看起来像个实实在在的农民，质朴淳厚。他的情调以及趣味，他的面相以及气质，任谁都不会错认，他身上的确葆有着一个农民的本色。我年龄比董颖夫小，我们这代人，有几个不是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但董颖夫却有着文化人的细腻和敏锐的感知力，他骨子里是受了文学滋养的人。大事上他精明聪颖，非常人可以达到。在他的这本纪实性传记《平民记忆》里，我们可以从他的人生阅历和改革开放后的商潮中，看到一个时代弄潮儿的形象。他做基建，办工厂，搞开发，头脑灵光，做啥成啥。后来围绕柳青做起文学事业来，在长安城的才子堆里显身手，获得众人的称颂好评。所以，我说他身上既保留了农民淳朴的外形与气质，但在骨子里透出了商海里人的精明和聪颖。他兼具厚道与明慧，这就是我眼里的董颖夫。他接地气，重承诺，不管说话还是做事，诚恳实在的天性底色里，掩藏着他的坚韧与智慧，这也是他能做成事的根基。

一个历经了沧桑岁月的长者，岁月会将这种记忆写在他的脸上，那种曾经沧海的磨砺，那种静水深流的安然，你似乎都可以在董颖夫身上感受到。他的传记体《平民记忆》，向读者打开了他记忆的宝藏。那些陈年往事，如打开的闸门，奔涌而出。他以自己独特丰富的个人体验，如实记录了自己的一生，故事的奇特如同小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人生。他的生命里，明丽的梦想与苍凉的记忆，结构了他在艰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的与苦难挣扎的纽带，他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圆满，这也定会被陕西文学史铭记，记住董颖夫这个用自己的一生去实现梦想的人。这个梦想与陕西的文学相关，与柳青相关，也便与中国当代的文学史相关。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记忆里，窥视到一个时代，从一个人的命运抒写里，感受到时代构成的寒冷或温暖的基调。我们知道了在西安市的长安区，那个叫做马王镇的地方，诞生了一位叫董颖夫的人，他与共和国同龄，他的受难与成长，他的令人动容的童年少年时代，他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他心里埋藏的那个弘扬柳青的大梦，在他经济自由之后，终于以超越自我的方式得以完成，他的人生也放射出璀璨的生命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