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走近张汤“隐身”处(徐树安)
谁能想象到,一位古代重要的法律人物在时隔两千年后,竟然与一座现代化的政法大学“相牵手”,续上了前世今缘。
那是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在建设西安城南长安校区时,西汉御史大夫张汤的墓葬被发现。为纪念此事,西北政法大学在墓葬遗址上建造了遗址陈列馆等建筑。当初前往,以及后来数次途经校区内的“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陈列馆”,均引发我无限的遐思。
张汤,是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臣——位列“三公”中的御史大夫,城南杜陵人,曾一度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知道张汤,始于年少时的教科书,书中介绍他是执法严苛、刑讯逼供的“酷吏”。在当时狭隘的评人观“非好即坏”的尺度下,我对张汤的印象自然是不好的。
张汤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从“三岁看大,五岁看老”视角看,少年时张汤便显露出日后所谓的“酷吏”之本色。司马迁将其列入《史记·酷吏列传》:“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就是张汤少年“审鼠断案”的鲜活情节,长期的家学熏陶和实际历练,对张汤以后的法律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张汤历任长安吏、内史掾、茂陵尉、侍御史、御史大夫等职,逐渐成为汉代立法、司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
西汉武帝后期,当时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地方豪强势力不断壮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使用“酷吏政治”,成为当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时势造英雄,张汤被历史大潮推到浪尖,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处事果敢、用法严苛,深得武帝刘彻的赏识。他一生中遵旨办案,依律断案,曾审理过陈皇后巫蛊案,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重大谋反案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言“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而对地方豪强“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对平民百姓则“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显示出对豪强的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对弱势百姓富有同情、宽以待之。除此之外,张汤协助武帝实施币制改革、盐铁官营、告缗算缗等经济改革,打击富商大贾,增加国库资金,为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平定匈奴之患,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汤对中国法治的另一贡献,就是修订政律,行经断狱,与另一大臣赵禹酌定律令。《晋书·刑法志》曾载,张汤撰《越宫律》27篇,赵禹撰《朝律》6篇,与汉初萧何撰《九章律》9篇,叔孙通撰《傍章律》18篇,合称“汉律60篇”,汉代律典之基本风貌至此成型。在司法审判中,为适应武帝时所采纳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理主张,引证儒家经典附会汉律,通过“原心论罪”的方法观察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开创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御史大夫张汤遭同僚陷害获罪,自杀前上书武帝:“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然后自杀身亡。张汤死后被查明是冤案,于是汉武帝就诛杀了诬陷张汤的三个长史,即朱买臣、王朝、边通,幕后唆使诬陷的丞相庄青自杀。
张汤,这位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其职位显赫,但他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均是皇上所赐。《史记》中记述有“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下葬于荒郊贫民墓区,也是薄葬,“载以牛车,有棺无椁”,这些均被后来的张汤墓考古发掘报告所证实,其廉吏风范足为后世仪表。
历史是否有冥冥之间的安排,对张汤有所眷顾,让蒙冤而死的这位西汉时期重要而有争议的政治法律人物,重见天日时,竟是一座现代化政法大学的建设“唤醒”了他!事实上,先有政法大学入驻,在基建过程中才发现张汤墓,而不是社会上流传的“先发现张汤墓,后政法大学才来此”的说法。
就在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基建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进行了考古发掘,张汤墓遂见天日,张汤亦再次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据考古报告称:其墓葬位于该校体育办公楼基槽的西北部,是斜坡墓道土洞墓,坐东朝西,略偏东北向。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件,不见汉墓中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枚极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张君信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印面直径为1.8厘米,为汉人所说的“方寸之印”。而墓中的发掘结果也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张汤的多项记载。
张汤及其墓葬,这个宝贵的历史资源也得到了西北政法大学的高度重视。2008年元月,在校园内建造了具有汉代风格的“张汤墓考古发掘纪念碑”“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和纪念亭——“廉亭”,这是对历史的纪念、对古人的尊重、对文脉的传承。学校的莘莘学子也因此为豪,他们自发组织了志愿者队伍,为每周定期开放的陈列馆服务,为那些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在一所现代化的政法大学校园里发现古代廉吏的墓葬并建“廉亭”,以弘扬廉洁文化,意义极为深远。政事兴亡,惟廉弥珍!
两千年前的张汤也未曾想到,自己的葬身之地竟置于两千年后一座具有“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育人理念的现代化政法大学的校址内。这是历史的“安排”,这是穿越两千余年时空的“衔接“,这是中国法律在不同时期的状态,这是逐渐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注脚。张汤行法一味严酷,重刑轻民;而现代法治的灵魂和根本目的则是保障人权,即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张汤之墓地也昭示了中国法律走过的漫长道路。
置身于张汤墓遗址前,面对的是古人,是历史,是镜子。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无不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看待历史人物,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在封建社会里,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官吏,所以不能简单地、不理性地以褒贬而论,也不能苛求历史和古人,而应理性地、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后人如何评价逝去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后人从中读懂了什么,感悟了什么,启示了什么,又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汲取什么。
惟有如此,也惟愿一代代的后人有如此思维,注定会潜移默化地优化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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