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史研究的回顾

“民俗”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但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民俗学，却是从西方“进口”的。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首倡“民俗学”之名，百余年来为学术界所认同，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年轻的学科。

　　二十世初，中国民俗学走进学者书斋，尽管那时我们民族仍在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呻吟，但社会危机、民族危机、西方文化的挑战，使一批崛起的新型知识分子，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为救亡图存而首次自觉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弱点，民俗学逐渐受到仁人志士的极大关注。于是著述译介西方政治、民俗、科学技术等蔚然成风。虽然固执己见的冥顽之士并未随之而荡然尽绝，但从此国人对中西民俗文化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理论坐标系。

　　五四时期，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辈出，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王国维、顾颉刚、林语堂、周作人……群星璀璨，成就斐然。“五四”运动也极大地开拓了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当此之时，一些民俗学家荜路蓝缕，艰辛创业。1911年9月，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问世，开创了研究中国风俗史、民俗史的先河。从此学者吐纳百家，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中国民俗文化。钟敬文先生1927年执教中山大学，编辑《民俗》刊物和民俗丛书。不久，民俗著作如雨后春笋，这些著作跳出前人的藩篱，从多个角度对民俗史作了系统的论述，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述显得粗疏，多属史料的疏理，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是他们把中国民俗史从先秦诸子到清末思想家，从正史、野史到文人笔记小说的历史堆积中发掘出来，使其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梳理，赋予了它们应有的历史价值，并推向系统研究的高度，从而结束了千百年来民俗史单纯材料积累阶段。

　　建国之后，随着极左思潮的钦定强化，以及那个斗争哲学的不断升温，民俗史研究在“古为今用”等口号声中作茧自缚，日益封闭，民俗学、民俗史研究处于休歇、遗忘、断裂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开创了较为宽松的气氛，被冷落、停滞了三十余年的民俗学进入学者视野，人们又开始了民俗学的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北师大举办民俗学讲习班时，我们在西北大学首倡并组织全国各高校中青年教师、博士生，编写《中国风俗丛书》，奋战八年，出版30本，约500万字，这是全国第一套深入研究中国风俗、民俗的大型丛书，是世纪之交的拓荒之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曾三次获全国优秀图书。钟老生前讨论《中国民俗史》编写方案时，就将《中国风俗丛书》列入重要参考书。

　　1997年春，我们应三秦出版社之邀，又组织西安地区学者编写《中国社会生活丛书》。2005年又应北师大《中国民俗史》编委会之邀，加盟《中国民俗史》编委会，并合著《隋唐卷》（59.6万字）。《中国民俗史》六卷本，400万字，由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主编，并约清华、北大、北师大、西大学者撰稿，历时八年，超额完成目标。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价为“规模宏大、学术性强、有历史厚重感”，为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大标志成果之一，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民俗研究领域水平最高的一部巨著。

　　在合著《隋唐卷》时，我们又把视野投向精神家园建设，编写出版了《节日长安丛书》，丛书的显明特点是，提出“长安为中国传统节日破晓地”，为人文西安注入了活力，受到文化界的好评。

我们四人以文会友，优势互补。李志慧教授、郭兴文先生、李颖科教授都是德才兼备、有学术造诣的知名学者。李志慧教授系西大文学院前任院长、先秦两汉文学史专家，著作丰厚；郭兴文先生是晚报资深高级记者，文史兼通，思维敏捷，还是韬奋奖获得者；李颖科教授文献学、考古学功力深厚，政论水平高。我们合作二十余年，霜晨夜雨不改初衷，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没有争名逐利的躁动，团结、和谐，开拓、进取。正因为如此，方有今日令人欣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