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翁同龢：雍容肃穆 气度恢宏

翁同龢（1830年-1904年），江苏常熟(今苏州常熟）人。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状元。同治、光绪帝师。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姊疼爱。五岁时随母回到原籍常熟。六岁即从表伯朱启宇先生开蒙读书。九岁那年，父亲翁心存为孝养父母而辞官归里，翁同龢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书。十二岁从李惺园先生授读并开始作诗。十三岁时，父亲又授之以刘宗周（蕺山）的《人谱》，“日夕读之，懔懔恐失坠”。 十四岁的翁同龢考入了常熟县学游文书院。十六岁应院试，拨入苏州府学紫阳书院读书。二十七岁会试，中第六十三名进士，殿试一举夺魁。 

翁同龢在朝40多年，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对英、法、德等国的交涉和近代银行开设、铁路修建、新式大学堂兴办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因卷入“帝党”与“后党”的政治斗争被慈禧太后罢官。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翁同龢虽身居高位，但始终保持坦荡之心。处在极为复杂的两宫与皇帝、满臣与汉臣、官场南北派系、新旧两党等各种矛盾关系中，皆能曲尽其理，调和宫廷。在重大国事和外交等方面，则能遇事直言，矢诚矢敬。在历次学政、考官任上，认真为国家选拔人才。当时许多著名人物都出于他的门下。如王懿荣、李慈铭、沈曾植、梁鼎芬、汪鸣銮、张謇、文廷式、张元济、缪荃孙等。这些门生，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经济、外交、学术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光绪推行新政的中坚。作为枢臣，翁同龢在内政外交上都担负着极大压力，常常心力交瘁。在极不平等的外交事务之中，他力求能减少赔款，或以赔款代替割地，尽量减少主权的丧失。甲午战败，同时也唤醒了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激起了变法维新的思潮。

翁同龢多年来身处屈辱外交最前沿，感受当然更加深刻。年青的光绪帝，正是在翁同龢的影响之下，决定实行变法。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翁同龢以其声望和地位，很自然地被推到“帝党”领袖的位置，成为实际上发动“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在晚清极为腐败黑暗的官场中，贪污纳贿，买官鬻爵成风。翁同龢位高权重．却能坚持操守，一生正直清廉，极为难得。以至于晚年被罢官回籍后，竟至于“家无薄田输官租，又无一椽安厥居”。（《自嘲》诗《瓶庐丛稿》）只好租屋安身。生活上也靠亲友接济，甚至卖掉收藏的字画度日。聊可慰藉的是，昔日的门生故旧经常来探望，不时予以馈赠。其中尤以他最为激赏，一手拔擢的张謇关照最殷。翁同龢给张的信中说：“悠悠海内，唯真相知知我贫耳。”（《复季直》《翁同龢传》581页）

当一个人将其终生事业和生命，与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联系时，他个人的人格会得到升华，其胸襟会变得开阔。这种精神也会潜移默化的浸透到他的血脉里，滋润和供养着他的艺术，使其博大和厚重起来，翁同龢就是这样的人。

清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一个流派迭起、名家纷呈的复兴期。清初书坛上承明“馆阁体”之余绪，“康雍之世，专仿香光（董其昌）；乾隆之代，竞讲子昂（赵孟頫）。”帖学盛行，成为时尚。雍乾以降，文字狱大兴，文人们为避其祸皆埋首于故纸堆里。时碑版出土日多，激起了书家取法金石的浓厚兴趣，既而在书坛上掀起一股尊碑热潮，是以帖学渐废，北碑盛行。碑学的复兴为书坛带来生机，书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到了清末，又出现了以翁同龢等为代表的，崇尚碑帖兼容的书学新风。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翁同龢晚年曾说“写大字，始悟万法不离回腕纳怀，此外皆歧途。”所作行书，笔力沉郁，气度恢宏，别具雍容肃穆之致。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

清中期许多书家从唐人“碑版”入手。而唐人中又以颜真卿书有凝重端庄的庙堂之气，更加受到正统书学的倡导。如刘墉、钱沣、何绍基、包世臣皆出于颜。翁同龢晚年，一再说自己写字作画“皆无章法”，“余书以意行，不守法度”。 中年以后取法于颜的倾向十分明显如《便笺手札》《行书手卷》等，均能见其颜书的功底。

不过，翁同龢的学颜并不在于点画、结体的准确，而是更加着重于意趣、神采。避免了前辈的过于凝重、刻板，而能得其沉雄端劲，结体生动活泼。学颜为主，转益多师，是他中年书法的主要特色。晚年归田，纵意所适，不受羁缚，沉浸于汉隶、北碑，得力于《衡方》、《张迁》、《礼器》等碑，使翁同龢的书法得到升华。

在清代书家之中，翁同龢最佩服的是何绍基。他六十岁时有诗：“近来蝯叟继清臣，收敛神锋健绝伦。”（《题胡息存临争座位遗迹》《翁同龢诗词集》１２０页）这与翁中年以后亦学颜体，在“继清臣”这一点上与何绍基更多共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到七十岁时又相继有诗对何推服有加：“蝯叟篆势天下如藤如铁如蛟螭”（《题何子贞篆书册为赵仲举》《翁同龢诗词集》200页）。还认为何书的《洞庭春色赋》甚至超过苏轼的原作：“坡公守骏不如跛蝯臂腾空更出奇。”（题何蝯叟书《洞庭春色赋》《翁同龢诗词集》200页）

翁同龢对何绍基的推崇不是盲目的，他曾认真研究过何的学书过程、用笔方法，认为何绍基之所以能形成遒劲而独特的书风，是因为曾于汉碑下过极深的临习功夫：

“于篆日写数十，于《张迁》、《衡方》各临百遍，笔势乃如蛟龙翔舞。而兢兢于悬臂中锋，横平竖直，岂狂怪一流哉。”（《杨吉南藏蝯叟书跋》《瓶庐丛稿》卷四）还指出何的用笔方法完全来自篆隶：“道州先生篆隶，皆悬锋直下。晚年乃益挥霍离奇。其用意以钟鼎结体，而以李、蔡沉古之力运之，故变化无穷。”（《翁叔平隶书墨迹三种》跋）

翁同龢在临习《张迁碑》时还学何的笔法，几与其同出一辙。马宗霍说他“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书林藻鉴》）郑逸梅也说：“松禅相国曾学隶书十年，自以为不工，遂辍止。”（《书林藻鉴》）

翁同龢虽不擅篆隶，但对其独到的艺术见解，却潜在地影响着其苍健沉郁书风的形成。江浙一带书法的风格，或清新秀润，或狂放不羁，象翁同龢这样淳厚浑穆、老辣朴拙的，十分罕见。

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其弟泽闿的书法同学翁同和，中山陵内有些碑是由谭延闿写后勒石的（见1926年第一期《良友》杂志），酷似翁同和四十岁以后所书。谭延闿对翁同和其人其书更为倾服，自号瓶斋，就是取自瓶生、瓶庐之意。谭氏兄弟在现代书法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吉林成多禄为翁同和致尧山将军书作跋语曰：“每观颜书，便觉他人之书有佻弱气。翁书亦然，昔人谓之老罴当道百兽震恐，不虚也。”（转引自韩厉君《吉林近代书家成多禄》，载1991年第三期《书法》他得力于翁同和最多；同邑的赵石亦然，他们都是学翁书后成名成家的。

宣统元年，谭氏兄弟把翁同和致其父的全部信札印成《春及草堂翁帖》，这是首次问世的翁同和书法专集。宣统三年，阳湖陶湘辑集的《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一，就有石印的翁同和尺牍八通。李笏得翁同和晚年为缪少村临苏轼《西楼帖》，吴昌硕观后作跋，赞叹为“超绝千古”，“他日当与坡书并垂不朽”，李笏即摹刻拓赠同好，原迹则辗转被庞莱臣以重金购得。听一些老辈说，那时翁同和写的对联，每副值银元四十至六十枚，于是邑中就有好几个人专作假翁字出售，其中以赵石为最著。至于盛传翁同和生前曾嘱赵石捉刀之事，现在的一些知名的掌故专家，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中也采此说。

据专家考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已另撰文驳正。自1920年起，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先后影印了翁同和部分遗墨：《翁松掸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手札》、《瓶庐丛稿》、《翁瓶笙书扇集》、《翁松禅山水人物画册》，为学习翁书的人提供了范本并资鉴赏。

翁同龢的书法很早就享有较高的声誉。杨守敬《学书迩言》评其书法为：“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询不诬也。”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翁和同）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刘体仁《异辞录》云：“常熟（翁同和）书法，在石庵（刘墉）、完白（邓石如）间，于本朝可称第一”。佳评不一而足。日本驻清公使林董求他的字，朝鲜使臣曹东谷请他题辞，谭钟麟亲自把一部分翁同龢来信手迹交其子延珍藏。即使在被禁锢时，东吴大学建校仍请他题写校名，常州方丈冶开专程来常熟，求他书写大殿的匾额和对联。北京琉璃厂的很多画廊也竞相请翁题写匾额，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档次。“荣宝斋”即为代表。翁同龢去世后，他的书法更为世人所重。汪鸣銮挽诗云：“黄扉归去白云深，翰墨流传自有神。千载是非君莫问，即论八法亦传人。”徐兆玮撰的挽联中，亦有“深心托毫素，即论余事亦千秋”之句，自此收藏者宜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后，翁同龢的书法作品即经常亮相，且价格不菲。2005年翁氏的行书立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1，000成交；自2006年上拍翁同龢380件，已成交235件，成交率为62% 。2008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会同一幅楷书对联“偶看芳草思名马，每见青山想异书”即由2006年的8，800元飙升到以42，560元成交。直到2009年行书七言联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以42，560元成交。从上可看出翁同龢书法作品的价格上升很快。各大拍卖会上拍作品也多，但价格的起落变化不大。现在翁同龢的书法作品已成为各大拍卖行的固定拍品，成交率甚高。（传媒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