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世镗：“三百年来笔一支”

  王世镗祖籍天津，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定居汉中市莲花池9号。幼年好学，天资聪颖。十七岁的时候，便博通经史，善于作文了。而且受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影响，王世镗对天文数学很感兴趣，并很有特长。但就因为这一点，在参加一次科举考试时，因策问条对，数据演算过于详尽，遭到了主考官的怀疑，最终，他以被怀疑是新党而名落孙山。遂绝意仕进、致力新学，且与维新变法之重要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相问讯。未几而戊戌祸作，即入关来陕西依在兴安（今安康）做官之堂兄王世锳处校碑读书，韬匿光彩。民国三年（1914）任陕西镇巴县知事，民国十二年（1923）任陕西西乡知县，民国十七年（1928）由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将其《稿诀集字》刻石嵌于本市宝峰寺壁上（现移存汉中市博物馆），遂有拓片流行，扬名海内外。　　

      人物轶事　　

　　民国二十二年（1933）仲春的一个中午，阳光明媚，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独自一人散步来到南京市区瞻国路的古董店观赏字帖。此店历史悠久，集古斋收藏各种字帖，内容十分丰富。店主叫张熙园，已近七十岁的老人，待人诚实，谈吐风雅，和蔼可亲。店主张熙园见于右任先生正在翻阅古书字帖时，便连忙递给他一本《章草千字文》字帖。于右任接过此帖翻了几页，想放下，张熙园老人站在他身旁，　　

问此书是什么朝代的?于右任说，看此字帖至少是宋朝人所写的。张熙园让他再往后看，于右任继续往后翻，他翻到末页出现了“中华民国十年九月，陕西省汉中道镇巴县知事，津门王世镗书”的字样，顿时，于右任先生颇为惊讶地说：“从此帖看，这人不仅擅长章草，而且深通汉魏六朝书法，确是当代高手。我愿以师礼邀聘此人，但不知他住哪里?”．张熙园老人从他书桌上取了一个信封给于右任看。他念信封：“陕西省汉中道南郑(今汉中市)莲花池九号王世镗寄，”他说：“熙园，君子有成人之美，不知你能玉成此事否?”熙园老人说，你是否要我写信给王,先事疏通呢?于右任说：“信去人不去，未免太简慢了，能否劳你大驾亲赴汉中一行，代我致邀请之诚。”此时，张熙园店主便愉快答应下来。

次日，于右任先生亲自送来一千六百元，并说：“五百元作为你往返路费，五百元补偿你营业的损失，下余六百元请奉上王世镗先生作贽敬之礼。”熙园店主便自京启程，乘火车北上洛阳和同业兑换了货品．游览了香山、龙门，又乘火车到陕州观音堂，换乘马车到达西安，游览了碑林，下榻于西安同业安善堂，兑换了货品，再乘马车经凤翔到宝鸡，又换坐滑竿越秦岭过凤岭南下汉中。沿途饱赏洛阳龙门造像、褒斜栈道石门珍刻，买了一些汉魏十三品．夜宿土地庙。次日下山经过秤钩湾时，见山坳有茅屋三间，门楹上刻着民初汉中书法家周梦麟写的王体对联一副“闭户藏星月，开窗纳野云。”转一个弯，路旁有七间铺面的草房，檐前悬挂三尺长方灯笼，四面糊有白纸，上写：“仕宦行台，客商家园，未晚先投二十八，鸡鸣早看三十三”等字样。门框对联：“鸡鸣茆店月，人迹板桥乡，”却是与王世镗齐名的书法家、西蜀文成郁写的魏郑文公体。　　

眼见这些风雅景致，荒村雨露，野店风露的情景就在鼻尖，真令人如醉如痴。在褒城邮局寄了货物，稍事休息，　　正午到达汉中市莲花池(原为明瑞王朱常浩王府花园遗址)东南角畔王世镗先生住宅处，见到了积铁老人王世镗，说明来意，奉上于右任的手书与贽礼。　　

王世镗对张熙园先生远道而来，十分热情，留熙园住他家。经数日把家事安排就绪后，就同长子霞五、爱女霞云与张熙园先生一道启  程赴京，到达南京下关后，暂在临江春饭店下榻，即用电话通知于右任先生。次日七时，于右任亲自把世镗父子接进他公馆，盛宴款待，口称王世镗为老师，王世镗肃然起立说：“先生与鲁生（世镗之字）年虽相若，但鲁生德望过浅，谬许朋辈已属僭越，请直呼世镗为宜。”于右任说：“恭敬不如从命，我俩人就结为良友吧。”意将王世镗留住于府，不几日，就荐举王世镗先生为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王世镗任职数日后，甚感生活不便，更不习惯。一天，王世镗对于右任说：“瞻园路古董店云集，我想住在那里，以便搜集书法、文学资料，进德修业。”于右任知其隐衷(王有烟癖，不便久居官府邸)，不便强留，就托人给王租了对门三间厦房。住了两个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给他发下简任三级秘书的任命状。　　

王世镗每月只到监察院去几次，月薪三百元。从此，于右任常与王世镗谈诗论文，交流书法，结为挚友。　　

王世镗幸运地遇到了于右任的青睐。身居高位的于右任其书法造诣在民国时代是举世莫及的，但是他却礼贤下士，对众多书坛同道奖掖有加，其中尤以对王世鏜的关照提携令人感叹唏嘘，成就一段书法史佳话。应于右任邀请，王世镗于1922年来到南京，度过了人生最后阶段的美好时光。

但是，王世镗仍然是不幸的。南京的时光好景不长，因为“求书者日众，迎接酬酢，倍极辛劳，加以水土不服”，仅仅一年多之后王世镗就病殁了，年仅66岁。这使他来不及为后世贡献更多的作品和论著。据王氏后人记述：“鲁生先生在南京遗墨百余帧。曾公开展览。抗战军兴，其子霞五离南京时，未能带出，托雍家源先生装两大樟木箱运上海，遂无消息，系毁于兵燹，抑为他人收藏，不得而知。”这批作品被用于展览，当是弥足珍贵的力作，但是它们却销声匿迹了，这使其身后作品存留稀缺，让我们无从还原出一个丰满的完整的王世镗。　　

王世镗先生辞世，于右任先生对此十分悲痛，与之治丧，安葬在南京牛头山娃娃桥畔。墓碑刻着：“大书法家王世镗先生之墓，世愚弟于右任敬书。”　　

       艺术成就　　

王世镗童多摹龙门石刻，喜其古拙博大之风。及至陕南，游褒斜，抚摩崖，钩深探赜，广采博览。中年以后，习魏碑志外尤致力于《晋爨宝子碑》。其楷书，融冶魏晋，用笔朴茂恣肆，趣韵高古，别出新意，形成个人楷书的独特风格。曾集《宝子》联语达八百幅，足见其用功之勤，精研之深。王世镗书法之成就，尤在章草。他从文字学研究入手，改订旧《草诀歌》为《增改草诀歌》。王世镗曾主双石榷税，遂定居南郑（今汉中市）。先后任褒城、西乡、镇巴三县知事。在镇巴时，有邑绅请以《增改草诀歌》上石，惜石腐工拙，拓二十余本即弃置之。后又集百衲本，集以名帖，兼收章今，名曰《稿诀集字》。萃汉上名流沙品三、徐泽生、程履端、胡介人等九人或书释或题跋。民国十七年（1928），由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勒石嵌于汉中宝峰寺壁（现以移至汉中市博物馆），遂有拓本流传于世，王世镗亦由此名博海内。1980年，文物出版社根据旧拓，影印出版了王世镗《稿诀集字》，1989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再次出版王世镗《稿诀集字》。

王世镗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是他本人在科举中命途偃蹇；他博通经史，对西方的数学、天文兴趣浓厚，却在策问条对中因数据演算过于详尽被疑为“新党”，因而见黜；他绝意仕进、锐志新学，追随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却遭遇维新惨败的结局。他不得不离开津门，投奔关中，依附堂兄，谋食于异乡。　　

他在书法上长期钻研，艺业有成，却长期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欣赏；他的《增改草诀歌》流入社会，居然被一些学者臆断为今人剽窃明人之作。如果不是偶然被于右任慧眼识珠，他很可能将湮没闾里，流逝忘川。　　

以我们现在见到的王世镗书迹可知，他在几种书体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如楷书魏碑体大字，他已经写到开阔、坚实而厚重；隶书，他已将《爨宝子碑》写到形神兼备；章草，他更是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写出了书法史的高度，振衰继绝，民国一人而已。　　

章草是一种相对独特、长期孤立的书体，从汉代史游的《急就章》到西晋索靖的《月仪帖》、陆机的《平复帖》，再到东晋王羲之的《豹奴帖》等，是简牍大量出土以前人们研究章草的几种主要范本。在王世镗之前的几百年中，虽有赵孟頫、宋克、祝允明、傅山试图重振章草，但是取得的成就有限，惟宋克对章草投入较多，成就较高。王世镗以汉代章草为根基，在长期锤炼中融入了楷书、隶书的厚重与古奥，也加入了今草的流动与妩媚，做到了拙巧相生、茂密松秀，别开生面，赋予古老书体以新鲜活力，打破了章草的长期沉寂。与王世镗相比，同时代的章草书家均力有未逮、逊色不少：沈曾植对章草有所挖掘，但是技术训练不够；张继、卓定谋、余绍宋、罗复堪辈虽热衷章草，但是笔力虚弱、格局未丰。

王世镗在魏楷与隶书上造诣颇深，所以笔下的章草大字遂能苍茫与厚重，其章草小字则融入了今草的侧锋用笔与纵引行气，形成了茂密连绵中间杂开合、疏密的节奏变化，如图王世鏜书《于右任撰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局部。有人或以为此作不够精彩，这是因为忽略了两点：第一，这是一篇长达2000多字的长篇书作，长篇书作的控制与处理难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小品；第二，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有限的局部图片来源于出版社的字帖，它仍然是经过重新裁割拼贴的，原作的布局或并非如此。《房太夫人行述》原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共六石，每石高127厘米，宽33.2厘米，每行排列50余字，它的总体效果是不同于这张局部图片的。

王世镗的章草是反复操练的结果，也是长期研究的结果。在他的论著中，《稿诀集字》和《论草书章今之故》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稿诀集字》是王世镗在镇巴刻石之后对《增改草诀歌》的修订，经“十载恨墙面，三冬忘鱼筌”般呕心沥血而成，此篇文字针对明代韩道亨的《草诀歌》，多有辩驳与发明，梳理了草书的笔势、源流、结字规律等，言简意赅，见解过人。锺明善先生对该文的意义与亮点曾作过详细论述。《论草书章今之故》同样文简意密，以区区千余字篇幅解决了两大问题：详尽比较了章草、今草的差异；揭示了章草衰落对后代书法的严重影响。两文皆雄辩滔滔，流畅缜密，集细腻体验与清晰认识于一体，堪称草书研究的重要文献。王世镗还提出，楷书、行书、草书俱从隶书直接演变而来。这一点如今已是文字学界与书法史界的共识，但是王世镗当时就从书法图像资料中确立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王世镗取得的章草成就是同时诸君所望尘莫及的，无愧于于右任盛赞的“三百年来笔一支”。（传媒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