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毕沅：一代宗师，著述等身

毕沅在陕西境内，闻甘肃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乾隆皇帝弘历 　　

稍懂清代历史的陕西人，大都对毕沅先生并不陌生。毕沅曾是秦地行政军事长官，“抚陕”40多年：“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毕沅尝奏朝廷：“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浐、沣、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这是从陕西实际出发，经过“三分调查，七分研究”得出的结论，“寸关尺”号得极准，药方开得极对。毕沅不仅是官僚，还是历史文化名家。他的《续资治通鉴》影响很大。他的墨宝，在今天的陕西旅游景点还有很多，当然赝品更多，真的假的都卖得欢。

毕沅（1730～1797），字湘蘅，号秋帆，清休宁闵口下毕村人，寄籍江苏镇洋县（今太仓县）。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历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侍读、左庶子、陕西巡抚等职，官至湖广总督。位居地方军政要职数十年，在救灾抚恤、稳定边关等方面有一定功绩。　　

才子全靠慈母教　　

毕沅母亲张藻可不是普通人，乃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杭州西陵桥边“西泠诗社”著名女诗人。多年后，长安才女王筠不爱红妆爱武装，22岁创作《繁华梦》剧本2卷25折，塑造出一个少女梦见变成男人，不仅有胡须、喉结，其他一件也不少，然后像花木兰一样出征守卫边关的故事，正是经过这位老太太题诗卷首，出资刊印，才得以流传。　　

话说毕沅6岁时，母亲教毕沅读《诗经》、《离骚》，稍长，送百里之外苏州灵岩山下木渎镇，拜著名学者沈德潜和“乾嘉”考据学派之一“吴派”奠基人惠栋为师。毕沅作官陕西，母寄54句270言《训子诗》，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名师出高徒。从学沈德潜和惠栋两位大师级人物，毕沅乡试后直接供职内阁，撰写谕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在京城就近参加会试。三场过后，能否荣获状元，还要看殿试。殿试前夜，毕沅本与同僚，也是竞争者诸重光、童凤三当值，但诸、童央求毕沅代劳，他们回家准备。是夜，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问题奏折上报，毕沅详加研读，代皇上思考对策。翌日，按照惯例，皇帝直接从御桌上择取最为当务者作为试题，即“新疆屯田问题”。其他考生一头雾水，只有毕沅心中有底，答得十分顺手，对策更为管用。乾隆皇帝阅卷后龙颜大悦，擢毕沅为一甲第一名（状元），诸重光为一甲第二名（榜眼），童凤三为二甲第六名。当诸、童二人得知毕沅那夜事情，差点后悔死了。

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毕沅中状元后供职翰林院，仕途进入一个新阶段。10年后，毕沅出任陕西按察使，再任陕西布政使。这期间，他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到任之初，陕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实事求是报告朝廷，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二是开垦荒地，搞好水利建设，使“关中八水”发挥最大效益。经济一俟好转，毕沅立即着手文化建设，提出促进陕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重大举措，奉祀文、武、成、康四王，整修西安碑林、华岳庙、司马迁祠、杜甫祠、苏轼祠，重建西安灞桥、修葺西安城墙。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圣庙，这就是今天著名的“西安碑林”。短短几年时间，陕西文化与科教、经济实现“三峰并峙”，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强一富一美”。

母亲去世后，乾隆皇帝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遂将自己书房名作“经训堂”。　　

老母去世后，按照惯例，毕沅辞职例行“三年守丧”。翌年陕西“巡抚”缺员，皇帝特诏：“毕沅在陕西任职很有成绩，守丧快一年了，特命署理陕西巡抚。这事仅仅针对他一人，下不为例。”此等信任，历史上罕见。回陕后，甘肃发生暴乱，毕沅会同“西安将军”伍尔泰率兵镇压，事平论功，乾隆皇帝特赏一品顶戴。几年后，甘肃一些州县谎报灾情事泄，这次，毕沅处理问题却不地道，“有负皇恩”：罚甘肃白银5万两，留之陕西。御史钱澧奏劾，言毕沅犯罪与“冒赈”等同，乾隆皇帝降毕沅一品官为三品官。　　

代人值班忠厚得福　　

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毕沅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详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一代宗师，爱才尤笃　　

毕沅作为一代宗师，“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据载，后来的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皆受知门下。诗人黄景仁才气骏发，笔力矫健，但脾气怪癖，狷狂寡谐，不愿当官，又不善理财，生活贫寒潦倒，毕沅读到黄诗“一家俱在秋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后，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两。诗人汪中与毕沅本不相识，某日上门递一纸条，写明住处，转身便走。纸条上写：“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陕期间，毕沅曾访寺院，与老僧谈兴甚浓，笑问：“您是高僧，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对方反唇相讥：“您是大儒，一部《四书》，不知有多少个‘之乎者也’？”二人大笑。事后毕沅筹银对寺院整修一新。

毕沅学问，经史、文字、金石、地理、历史无所不通。他最佩服宋代苏轼，每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为苏轼举办生日晚会，将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画苏轼肖像悬挂中堂，请艺人萧笛演奏自作的“迎神”、“送神”曲，再率幕僚、门生，冠戴整齐拜谒苏轼遗像。祭拜完毕，设宴款待来宾，即席赋诗唱和。每次，都是毕沅先唱一首，他人奉和，据说累至千人，传为文坛盛事。　　

毕沅不喜金钱，嗜好古玩。60大寿那年，放言移风易俗，礼品不收。陕西长安县令派仆人送来古砖20方，篆纹斑驳，古色古香。毕沅看后大喜，说：“我有通告在先，寿礼一概不收。你家老爷留意古物，足见不是凡夫俗吏。此礼甚雅，权且收之，请回去代致谢忱。”这个仆人是个老实疙瘩，实情禀告：“我家老爷为给大人庆寿，无物可敬，特地找来工匠，亲自监督在衙署制造此砖，敬献大人。今蒙赏收，荣幸至极。”并将制作过程一一状之，毛坯如何上色，再如何使颜色剥落，如何速生苔藓之诀和盘托出。闹了半天，原是赝品，毕沅方知上当，尴尬之余，一笑了之。不过，毕沅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收藏家，府中好东西据说车载斗量，名士多游其门，以睹为快。

礼贤下士著述等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由于毕沅如此礼贤下士，当时许多名士都乐意到他府中协助考订经史、编著书稿。他主持编写的著作有《传经表》、《经典文字辨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夏小正考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三辅黄图》、《关中胜迹图志》、《中州金石记》、《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还有校注《墨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

 毕沅在抚陕期间，蹭勘了各州府、县治，调查了关中的名胜古迹状况，作了详细记录，计三十卷，六十余万字，并绘有地图，留下了《关中胜迹图志》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华岳庙，翻修了史马迁祠，修缮了苏东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桥等。他留下的著作还有其主编的《经训堂丛书》，所撰的有《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中州金石志》、《河间书画录》、《晋书地理志校注》、《山海经新校注》等。其中尤以《山海经校注》为生平得意之作，而《续资治通鉴》则记载了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至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的中国历史，是后人评价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与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相衔接的编年体通史。

毕沅从政之暇，辛勤笔耕，“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终成学问大家。他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辑了很多对后世有价值的著作。撰《墨子集注》时，毕沅大胆向权威挑战，指明“诽墨”始于孟子，认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同时，他还注疏有《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传经表》、《经典文字辨正》、《夏小正考注》、《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毕沅治学严谨，极为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地理志新补正》、《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山海经新校注》等等，都是重要著作。在金石学上，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直到今天还是大学考古专业的教科书。

毕沅一生学问，最得意者莫过于《续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编年史杰作，宋代以后，所续者甚众，其中南宋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明代有薛应旗、王宗沐各自所著《宋元资治通鉴》，清代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等等。以上书籍，虽称厚重，但问题也不少。乾隆中期，毕沅着手了这项浩瀚的伟大工程。他积20余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其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终成记述详明、文字简要的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411年，220卷，200余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填补了我国编年体通史上的空白。《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纠正了以往“详北宋略南宋”专著的偏颇，又增加了少数民族资料，确是一部大书。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传媒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