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尹默: 一代诗人，书坛泰斗

 
    二.诤友陈独秀
     沈尹默８９年的人生，历经清末２９年、民国３８年、新中国２２年。沈尹默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他早期的字虽然也很有名，但馆阁习气较浓。
    馆阁体在明代又叫“台阁体”，属于官方使用的一种书体，特指楷书，它强调书写的规范、美观、整洁等共性因素，因久成习，千字一面，看上去呆板乏味、毫无生气可言。但馆阁体对书法基本功的磨练还是卓有成效的，故不能一概抹煞。明清时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不用馆阁体，而用行草答卷，当上举人的可能性便极小。所以，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读书时，还有一句俗话：“字是敲门砖。”我小时候就被父亲逼着练过欧体，馆阁影响的彻底消失是在电脑出现之后。
    少年沈尹默从唐楷欧体入手，一直练到２５岁。他一边学习古体诗词，一边摹写正楷，朝着传统书生的方向发展。１９０６年夏天，沈尹默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在故里湖州已经写出了不小的名气，很多商店争着延请他写店名商号。第二年，家境不太丰裕的沈尹默受聘到杭州浙江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结识青年诗人刘季平。两人唱和酬应，成为挚友。
   刘季平自号“江南刘三”，其人尚气谊，重然诺，胸怀侠义，常有奇行。１９０３年５月，青年革命家邹容出版振聋发聩的《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被誉为“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革命军》的自序刊登在章士钊主笔的上海《苏报》。６月２９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第二天章太炎即遭清政府逮捕入狱，邹容出于义愤，自动投案，被毒死狱中。邹容遗体弃置在“化人滩”荒冢地，就是这个刘三，冒杀身之祸，将邹容遗体偷运回自己的住所黄叶楼，为其营葬。章太炎感慨道：“刘三真义士，愧杀读书人。”
     １９０６年重阳，刘季平邀沈尹默和他哥哥沈士远到湖州黄叶楼喝酒，从上午１１点一直喝到晚上９点，沈尹默不善饮，喝至微醺，他请辞回家，即兴写了《题季平黄叶楼》：
    “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
    第二天，沈尹默把这首诗送给刘季平。刘季平得了沈尹默的好诗不算，亲自铺开宣纸，要沈尹默把它写下来，贴在书房里。几天后，他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陈独秀来访，看到了墙上沈尹默的诗和字，便向刘季平索要沈尹默的地址，翌日敲开沈尹默的房门，大声喊道：“我叫陈仲甫，昨日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
    沈尹默没见过这架势，几乎未睹其人先闻其声，闻的又是刺耳之声。他心里一阵尴尬。但转念一想，是呵，我用的长锋羊毫，不能提腕，馆阁气息太浓，确实算不得好字；平日听到的都是捧扬，自己飘飘然，陈君此言真如当头棒喝！
    沈尹默和陈独秀也成了好朋友，时相过从。１９１４年，陈独秀到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还非常想念杭州的诗酒浓情，赋诗曰“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陈独秀的棒喝使沈尹默猛醒。沈尹默是那种外温内热、外柔内刚、极有韧性的人，他一立志则发愤异常。他知道要改变过去的坏习惯和坏习气，必须抽刀断水，从零开始。他索性把自己当做一个初学者，从执笔做起，“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每天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写一字；等干透，再和墨稍浓，一张写四字；等再干，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这样，一张纸发挥了三张纸的效用。
   三年后，沈尹默专注于六朝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清各家精品，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终至脱胎换骨，其书俗气滤尽，风骨挺立，一派生机。练到这个程度，沈尹默才转向他后来藉以铸成大家风范的行书。
   沈尹默从不掩饰对陈独秀的感激之情。半个多世纪后，他回忆陈独秀的这一次“酷评”，仍感到“音容如在目前”。１９１７年某日，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尹默在琉璃厂附近忽遇陈独秀。老友重逢，喜不自胜。沈尹默问陈独秀为什么来北京，陈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本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沈尹默连忙把这一信息告知蔡元培校长，因为他获知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他认为陈独秀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要沈尹默赶紧力邀陈独秀，沈尹默便三赴陈独秀所住旅馆。第一次去，一向果敢决断的陈独秀颇犹豫，他说，我没有学术头衔，也从未在大学教过书，能否胜任，不得而知。但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思想打动了陈独秀。第二次去，陈独秀还在犹豫，原来他是不肯舍弃自己投入很大心力的《新青年》。沈尹默搬出蔡元培事先想出的妙计：“你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你在上海只有一己之力，搬到北京来，北京大学可以做你的后援啊！”一句话说得陈独秀茅塞顿开。第三次去，沈尹默还没开口，陈独秀就说：“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
   就这样，陈独秀到了北大，《新青年》到了北京。１９１８年１月，《新青年》改为同仁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组成编委会，实行轮流编辑制度。星垂平野，风正帆悬，中国新文化运动由此波澜壮阔。
   ３０年代末，陈独秀因党派斗争飘零沦落，他和沈尹默意外在四川取得联系，沈尹默以诗相赠，陈独秀仍然认为沈尹默的字没有大的突破。他在写给沈尹默弟子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
   抗战胜利，沈尹默不满官场迂腐之风，立意坚辞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专力临池研墨，手摹心追，以鬻字为生，不仅书艺大进，而且著书立说，《执笔五字法》《二王法书管窥》《书法论》等论著，强调笔法，着重美感，鼓吹传统，“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自上世纪４０年代以后，沈尹默“铁树开花六十年”，蔚成一代宗师。诤友陈独秀两次批评，是极有助推之力的。
     

    三.沾章太炎的光
   沈尹默祖籍在浙江湖州下昂竹墩村，那里物阜民丰，诗书传世，人文积累十分深厚。湖州市承天寺巷口，曾经是沈尹默故居，三进２０多间房屋，原为其本家沈谱琴的住所，规模不算小。但沈尹默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因父亲在陕西任职，沈尹默出生在陕西汉阴厅。遵照祖循他仍是浙江吴兴人。
    １９０５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５０名陕西籍学生往日本留学，后来成为名报人的张季鸾即在其列。沈尹默和弟弟沈兼士因不是陕籍，不能入选。两兄弟便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此时家父已经过早去世，家里要负担两人的生活学习费用，十分紧促。九个月后，沈尹默主动回国，留下弟弟兼士在日本铁道学校继续攻读。
   沈尹默回国后，先在陕西西安住了一年，迁返故乡吴兴湖州，再到杭州，先后在杭州高等师范、幼级师范和第一中学教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沈兼士是日本同学，均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沈兼士从铁道学校毕业，亦回国任教于嘉兴。
    １９１２年春节，沈尹默在日本结交的好友许炳堃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京师大学堂已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不当校长了，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在那之前，中国留学生从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人，何燏时即其一。他和预科学长胡仁源都是许炳堃的朋友。何燏时接手北大后，写信给许炳堃，对林琴南无视课堂严肃性，随便跟学生讲讲小说了事，非常不满意。沈尹默笑着说：“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啊。”
   他只是随便应和一句，没料到一个多月后，许炳堃拿了何燏时和胡仁源的电报来，约沈尹默去北大预科教书。沈尹默这下急了：“我连话都不会说，哪里能教书？哪里能到北大去教书！”
    许炳堃却不急不慢，双手一摊：“这不，电报都来了，你能不去？”
   硬着头皮去了北京，沈尹默才知道，他还必须再硬着头皮当章太炎的门生。原来，不知是许炳堃记错了，抑或有意为之，他向何校长推介时，说他是章太炎的学生。当时，打着太炎先生的招牌，出入北大像跨菜园门。其实，沈尹默在日本仅九个月，未从太炎先生授业，他弟弟沈兼士才是章太炎的门生。
    沈尹默一进北大，北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这句话标志着沈尹默十六年北大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辛亥革命之后北大新旧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严复的京师大学堂与何燏时的北京大学格格不入。所以，新旧两派的扞格是当时最值得一观的风景。沈尹默进预科第一年，见到一位大三学生陈汉章。他已经４５岁了，经纶满腹，才学超凡。京师大学堂慕名请他去教书，他不允，一定要去当学生。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憾事是没点上翰林。他认为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可算得上是洋翰林，所以宁愿从大一读起，要拿这个“洋翰林”的毕业证。毕业后，北大履践前约，让他留校，正好接手沈尹默的历史课，沈尹默则教国文去了。
   另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他每上课，必有一听差挟着地图、捧着茶壶、拿着水烟袋跟着上讲台，把东西一一放好后再退出，下课照送如仪。
   何燏时和胡仁源为了清洗严复守旧派的腐朽势力，大量引进革命派章太炎的门下弟子，一时间，北大几成章氏天下。如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奇怪的是，黄侃竟然是章氏门生中的守旧派代表，“凡旧皆以为然”。还有钱玄同，却是成色十足的革命派。还有原来担任杭州第一中学校长的马幼渔，据说他是依违两可的中间派。当然，还包括稀里糊涂“混进”章门的沈尹默——他应该属于中间偏右，可以叫维新派吧。

     
   四， 中国新诗的启明星
   沈尹默书法了得，可他最先以诗出名。他首先是古体诗词写得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性情温蔼的沈尹默除了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行动，还在五月四日那天别出心裁地填了一首词：
    “会贤堂上，闲坐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吟咏，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
   颇具晚唐风味，用一种近乎风花雪月的方式来解读当时的剑拔弩张。难怪鲁迅会对沈尹默的作派嗤之以鼻。这种不合时宜是沈尹默身上名士气息的表现，包括《新青年》迁到北京以后，沈尹默作为轮流编辑之一，却出力甚少。他在《我与北大》一文中坦言：“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仅负名义而已。”
   沈尹默在五四运动中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斗士气质，但他并没有退缩，我们还总是在第一线看到他单薄的背影，幕后却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北大以后发生的许多大事方面。说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静气，很可能与长期研习书法有关。或许只有这种静气在身的人，才会在陈独秀口出诤言的时候，保持清醒和冷静；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也才能保持一生的情谊。倘若陈独秀当初对着钱玄同说那话，不被“疑古玄同”撂倒才怪呢。
   沈尹默对新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依然成色与分量十足。除了动议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外，他还是中国新诗最为闪亮的一颗启明星。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尝试”者，他的名言是“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后来的诗集叫《尝试集》。他是攻打旧诗堡垒的急先锋，１９１７年２月，他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八首》。白话诗第二次出现是１９１８年元月，《新青年》第４卷１号再次刊登白话诗９首，其中胡适４首、沈尹默３首、刘半农２首。正是这一次集团展示之后，李大钊、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等才纷纷在新诗坛亮相，新诗打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炮。
   现在看来，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国新诗启蒙时期最为成熟的诗人不是胡适，更不是鲁迅，而是沈尹默。
　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学书家沈尹默》一文中，有“楷书中我认为适合他书写的，还是细笔的楮楷，真是清隽秀朗，风度翩翩，在赵孟兆页后，难得一睹。”已故浙江美院陆维钊教授评沈老书法时，云：“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

 
   沈尹默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则多发表于1949年以后，1952年的《谈书法》，1955年的《书法漫谈》，1957年的《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8年的《学书丛话》，1960年的《答人问书法》，1961年的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和《和青年朋友们再谈书法》，1962年的《谈中国书法》和《怎样练好使用毛笔字》，1963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上》，1964年的《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二王法书管窥》，1965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1978年的《书法论丛》，81年的《沈尹默论书丛稿》。
   沈尹默先生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人民的喜爱。特别是81年出版的《沈尹默书法集》，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他二十岁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书法嬗变的全过程。99年的《沈尹默手稿墨迹》则为他的草稿书扎精品四十余件，以行草为主。近年来故居在海峡二岸收集到沈老书墓志铭八种，从1921年到1960年，横跨四十年，可以看到沈老楷书从北碑、唐晋风味演变到自成独特风格的过程。乃为研究沈氏碑帖及学书者临摹之范本。其中一种为沈老在1921年为蒋（中正先生）母王太夫人书墓志（现陈列于台北中正纪念堂）。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写祭文并书“蒋母之墓”四个大字。此帖碑已经付印。
   尹默先生一生追求学术与进步，不愧为一代诗人，书坛泰斗，将与史永存。（卢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