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大

我们家乡把父亲叫大（音dá），和爸爸是一个意思。但是，细究起来，爸爸要比大更亲近。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唇音，是最先会发的音节。城市里人，有闲情逸致，男人管孩子的机会多，所以夫妻并重，同时相称，都用唇音，所以，爸爸妈妈，天经地义。农村人，男主外，忙于耕作，少亲近孩子，所以最先会叫的是妈，婆（也是唇音），其次，才会叫大、爷，分别是齿舌音、腭舌音，显然要后来得多。能证明上述说法的还有城里人的爷爷奶奶，显然不如叫婆亲近，这是因为城里人多有工作，不可能像农村老人那样抱着孙子晒太阳，自然就远了一些。

虽然叫大，实际上并不比叫爸心远。但是细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关心还是和两个伯父教育孩子的方法有明显差异。伯父回乡探亲，总是考二虎和我的作业，而父亲几乎从小到大没具体盘问、督促过我的作业情况。甚至，顾虑我小小年纪受到不良内容的影响，坚决反对我看他看的书。而做医生的二伯父给堂妹买的小人书一抽屉装不下，能比吗！但是，我也许正得益于此。如果说我的功课中语文最好，或者说我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能说会写的话，那完全是我少年时偷看父亲藏书的积累。

现在父亲总说他当年就让我要像孙思邈那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可我怎么老想不起他说过这个话。印象最深的是我上卫生班时约15岁，他就让我给人看病，强人所难，拔苗助长。当然，他走了几里路给我送来的枣末糊和我到他打工的地方他给我上树摇的满地红枣，也让我回味无穷。

父亲是个阳性子人，爱夸显自己的能耐。他跟上我在四医大打工时，想方设法介绍了好多老乡走出农门。可是他没想到给我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那时候，“文革”时期看思想表现的惯性思维还存在，而且出来打工的人少，四医大的临时工也少，合阳口音多了，特别显眼。说起来我还是有好多方面佩服父亲的。他会捉鳖，一摸一个准。我笑说，你在四医大打工，还不如回家到沟里捉鳖，一个就几百块，顶半月工资哩，还不看人眼色。他说现在沟里的鳖也少了，他也老了，眼神不济了，腿脚不灵便了，此一时彼一时了。他编笤帚的功夫好生了得，现在也撂荒多年，可能与缺少高粱穗这种原料有关吧？他只念了四年书，但勤学苦练，钢笔字写得比我好多了，很撑门面。而且出口成章，能说会道，历史社会知识丰富，老来写诗，也还像模像样，绝对与以读书为乐有关。这一点，我有幸得到遗传。但美中不足的是，父亲看的书极少数是买的，大都是借来的，我看的书总是要自己掏钱。唉，咋把这个本事没给我遗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