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儿院我学会了自力更生

1935年我出生于北京。我的祖籍是陕西。1937年日寇占领了北京，全家人回到了西安。我母亲刘贤淑带着我和年迈的外祖父在西安生活，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一个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幼儿和老人，如何生存？1938年，由于我母亲的同学张格兰（张子宜的女儿）的推荐，张子宜先生请母亲到孤儿院去教书，尽管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但是管吃住，我们祖孙三人有了安身之地。

我从1938年~1950年随母亲在育幼院生活了整整13个年头，虽然生活较艰苦，但在这个安定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整个战乱年代，我的整个童年。

由于孤儿院经费极端紧张，张子宜先生每次出外办事，回来时都要背回几块砖头用作“建材”。在他的影响下，师生们也都纷纷自动去拣砖瓦，解放路孤儿院的数百间房屋中，几乎一半都是用这些捡来的砖瓦建成的。后来孤儿院迁到太乙宫，围墙和房屋多用石头砌成，这些石头都是全院师生从附近搬回来的，土坯也是由孤儿院员工带着学生们自己打。

孤儿院在太乙宫时，分为男生院、女生院和菜园。我和母亲住在女生院，女生院中间有两间房，是院长夫人酿醋的地方，这里放着十几个制醋的木桶，院内所用的食醋，都是这里生产的。女生院以东隔墙就是一个大菜园。菜园的南边有一个鱼池，里面养着金鱼，菜园的中部还有一个养鸭的大水池。

因为平时我母亲在上课时，怕我乱跑，就让我坐在教室后面的空位子上或搬个小凳坐在教室后面。所以在此不经意的情况下，我学了不少知识，认了不少字，因此到了1940年我五岁时，母亲就让我入学读书，在初小的四年除了上午上课，下午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劳动，主要是到菜园拔杂草、除害虫等。

在孤儿院期间，张子宜先生深深地影响了我。自我懂事起就生活在他老人家的身边，而且很自然地成为他的小通讯员，几乎每天都要为他送纸条、送文件。张子宜先生是一位既慈祥又严厉的长者，他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常说：“对待孩子要给他一个好心，要时时事事关心他，但不能给他好脸，要在他的心目中树立你的威信，最重要的是，你本人要事事为孩子做出榜样，要他敬佩你。”在实际生活中，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一生为了穷苦儿童的生活和教育而努力，无怨无悔，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自力更生。

据当时任职业中学校长的贺梓城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到解放前，经子宜育幼院救助和教养的孩子有14000余名，其中有许多有所建树。就我所知道的，有在国外工作的同学，还有在各省市工作的干部、军人、文化工作者。

1950年，我离开孤儿院。1951年，进入西北医学院附属药科学校学习，毕业后留在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995年，从西安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