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不同历史时期的印章“宝玺”
北朝 “安西将军章”印
印面2.8×2.8cm,通高3.7cm。
印铜铸,鎏金,龟钮,印文白文,为汉篆字体,右上起顺读。此印虽为凿刻,但印文较整齐率直,印台高厚,印钮之龟身四足撑立,龟首前伸,背甲边缘突出,为北朝官印之典型形制。
安西将军,武官名,始见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或沿置,多为拥兵方镇,地位较高。北魏、北齐时秩三品,用以褒奖勋庸。
三国 魏 “魏乌丸率善佰长”印
印面2.2×2.2cm,通高2.7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起顺读。此印是三国时期魏政权颁赐给东胡乌丸族下层官员的官印。
东晋 “材官将军章”印
印面2.1×2.1cm,通高2.3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凿刻白文,右上起顺读。从印文的文字风格与结构看,此印应属东晋时期的官印。
材官将军,武官名,始见于西汉,掌兵事。曹魏、西晋置材官校尉,东晋复置材官将军,南朝宋、齐时隶起部尚书及领军将军,梁陈属少府卿,掌土木工程之事,战时亦领军。魏晋时期材官为中级武吏,晋世其位列六品,南朝陈时则位列九品,秩六百石,地位较低。
战国 “王间信鉩”玉印
印面2.0×2.0cm,通高1.6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王间信鉩”四字。印材绿色微暗,如叶将秋之渐黄,颇为古雅。印台四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印台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尚间或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且此玉印整体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明 “南康王章”玉印
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白玉质,瓦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南康王章”四字。印钮为弧拱形覆瓦状,宽与印台等齐,瓦面满琢精美的勾莲纹。
此印为明代托名南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南康王”在南朝时有数人。一是齐武帝萧赜的第十九子,名萧子琳,字云璋,永明八年(490年)由宣城王改封为南康王,永泰元年(498年)被杀,年仅14岁,成为皇室斗争的牺牲品。二是齐明帝萧鸾第八子,名萧宝融,字智昭,永元元年(499年)由随郡王改封为南康王,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三月,南康王宝融在江陵即帝位,成为齐和帝,也即南朝齐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三是南朝梁政权第一个皇帝梁武帝萧衍的第四子,名萧绩,字世谨,天监八年(509年)封南康郡王,大通三年(529年)病故,时年25岁,其子萧会理嗣,遇害于侯景之乱。
清 “大同府印”玺印
印面8.3×8.3cm,通高11.8cm。
印铜铸,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大同府印。礼部造。道光十五年五月□日。□字一千二百十七号”。
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府隶属于省,下辖州县,其长官为知府,秩四品。
明,“辽东王玺”玉印,印面2.3×2.3cm,通高2.0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龟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辽东王玺”四字。龟钮背上饰环纹,极规整有致。龟扭首侧视,神态惕惕。印材质清透亮,灿烂光辉。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辽东王”本为楚汉之际封王,名韩广。秦末天下纷纷义举,赵地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得到燕地贵族豪杰的拥护,自立为燕王。秦灭后,项羽居功欲自王,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以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以臧荼为燕王,韩广不肯迁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
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
乾隆御玺世界第一玉
在近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清宫遗珍——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以港币4624.75万元成交,超出预估价的两倍,刷新了了玉器拍卖的世界纪录。
乾隆时期,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为纪念。如果把它们按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便可一目了然。乾隆“太上皇帝”圆玺便是这样一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乃乾隆皇帝85岁改当太上皇帝时制造,有200多年的历史,乃乾隆皇帝二十多方“太上皇帝”御玺中唯一枚圆形宝印。以温润乳白的白玉精琢而成,印面以篆体浅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题诗,极为尊贵。
檀香木“皇帝之宝”
在紫禁城后三宫的交泰殿御座左右,整齐地排列着用明黄色云龙织锦包裹着的箱架,这些被称为“宝盝”的箱子里盛放的正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象征着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宝玺——清二十五宝。
这二十五方宝玺的质地不一,有金质、玉质和檀香木质,印纽的形制分为交龙、盘龙和蹲龙,雕刻精致,显得厚重威武。宝玺象征着皇权,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凭证。可是,在清代早期,国玺的数量却没有一个规定确切的数目。到了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宝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十九枚,而且出现了管理上的混乱,这些都令乾隆皇帝十分不满。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下令重新鉴别这些宝玺并且排列次序,最终选定了这固定数目的二十五方,它们分别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这些宝玺的内容涉及皇位的继承、任命大臣、民族、外交、征伐、祭祀和赏赐等各个方面,皇帝发布的每一个诏书、敕谕,都要根据其不同的内容钤用不同的宝玺,比如“皇帝尊亲之宝”是给太后上徽号时使用的,“命德之宝”是为奖励忠良时使用的,体现了宝玺各自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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