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二次革命”前后的陕西政局

“二次革命”前后的陕西政局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商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月一日，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代表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掌握国家大权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手用高官厚禄收买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手用武力镇压革命党人。

当时，陕西同盟会中的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满清政权，所志已遂”，“兵革可不复用，从此雍容樽俎，百度维新”。他们中的许多人抱着“功成身退”的宗旨，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归隐田亩”。原先从事教育工作的同盟会员依然回到教育界去办学校，或以“移风易俗”为已任，投身社会教育。倒如著名的“易俗社”就是李桐轩、孙仁玉等同盟会员共同创办的。陕西都督张凤翙亦屈从于袁世凯的压力，倒向袁世凯。与此同时，前清的一些遗老和立宪派旧官僚则乘机钻营，窃据政府重要职位，促使陕西当局惟袁世凯马首是瞻。

北京市民观看清帝退位之示谕，1912年摄。

陕西都督府徽章 

（一）秦陇复汉军的缩编

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立即打着“军事之统一”和“行政之统一”的旗号，阴欲实现其专制复辟的野心。陕西是民党武装起义省份，袁世凯极不放心，因此严令缩编军队，借以削弱陕西民党的力量。当时陕西的经济也确实困难，养活不起众多的军队，不得不把裁军作为陕西军政府的一项要政。在裁军中，革命党人井勿幕、胡景翼、曹印侯等被迫“解兵辞职”；副大统领万炳南对编任旅长职位不满而被枪杀。原秦陇复汉军三十三个标、十几个独立营，改编为陆军两个师，三个独立旅。任张云山为第一师师长，马玉贵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郭胜清为第二旅旅长；张钫为第二师师长，郭锦镛为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刘世杰为第四旅旅长；陈殿清为独立第五旅旅长，陈树藩为独立第六旅旅长，张宝麟为独立第七旅旅长。整编结果，许多革命党人退出了军队。除陈树藩旅中尚保留了一些革命党人外，其他各旅的各级军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洪门帮会成员，军队实力被哥老会的大小头目所控制。

（二）革命党的分裂和陕西政局

袁世凯借口统一行政编制，大批起用旧官僚，排斥和分化民党在政府中的人员。一九一二年五月，北京政府中一小撮立宪派旧官僚及同盟会中的右派分子，以拥袁反同盟会为目的，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六月，陕西的王锡侯、宋伯鲁（芝田）、陈树藩等发起，也在西安成立了“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与北京相呼应。

此时，同盟会中央的领导人宋教仁宣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想通过责任内阁制，以分散袁世凯的权力，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同盟会总部领导人的影响下，各地同盟会党人也将注意力转向组织政党和筹办地方议会的活动。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根据上海总部的指示，在陕积极整顿组织，发展新会员。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了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成立大会，参加会员二百余人。会议选举井勿幕为会长，张凤翙为副会长，彭仲翔为总务部长，宋向辰为交涉部长，郭希仁为政事部长，张云山为理财部长，常铭卿为文事部长。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张凤翙因会议未选其当正会长而忿然离开会场。之后，以井勿幕、张凤翙以代表的两种政治主张的分歧愈演愈烈。井勿幕等主张“遇事情请示孙、黄与党中央取一致行动，协同进行”；张凤翙等主张“请示必须说明陕西偏处西北，交通困难，将来在党政推行时问题甚多，非定单独计划不能图存”。加上宗派地域观念的影响，关系极为紧张，井勿幕等不得不被迫出走。同盟会陕西支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六日，袁世凯委任张凤翙为陕西都督，笼络利用；十月又起用旧官僚高增爵为陕西民政长，分其事权，软硬兼施，两面三刀，借以稳住陕西局势。张凤翙奉委之后，致电袁世凯称：“凤翙才轻学陋，恐负任命，惟有勉竭棉薄，汲汲于国利民福，冀大总统眷顾西陲之至意。”从此，陕西军政府成了仰承袁世凯鼻息的工具。陕西国民党组织亦随之大大丧失了它的革命性。

（三）省议会的筹建

一九一二年二月，同盟会员李陋吾联合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临时省议会的倡议，得到军政当局的赞同。经过一个月的筹办，“秦省临时议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在西安贡院咨议局进行选举。全省议员按东、西、南、北、中五区投票，每区议员八名，共计选出议员四十名，其中同盟会会员占半数以上。同盟会会员杨铭源当选为议长，刘淦（介夫）、寇遐当选为副议长。四月初，临时议会正式成立，讨论决定了有关裁军问题，制订了各府厅州县行政条例和府厅州县临时议会章程，通过了整顿陕西财政、革除官场陋习、改良教育、禁止缠足、禁烟等议案。临时议会活动至当年十二月，选出第一届陕西省议会议员时即宣告结束。第一届陕西议会全省共选出议员八十四名，正议长为刘淦，副议长为王家宾。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届省议会推选尚镇圭（天德）、王兆离（伯明）、刘治洲（定五）、焦子静、杨铭源、寇遐、李含芳（可亭）、焦易堂第二十二人为第一届国会议员。

（四）“二次革命”在陕西的影响

袁世凯感到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和国民党员在国会中占优势的情况对己不利，遂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下毒手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并擅自向帝国主义借债二千五百万英镑，公然向革命势力和全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所谓议会政治，政党内阁随之破产。为此孙中山、黄兴揭起反袁旗帜，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后，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当局，积极支持袁世凯，领衔通电全国，声讨孙、黄发动的“二次革命”。但是，陕西的革命党人邹子良、马文明（开臣）、吴聘儒（希真）等，积极响应“二次革命”，在邠州、乾州一带发动倒袁运动。陕西当局奉袁世凯的指示，以“扰乱地方秩序”为名将邹子良、马开臣逮捕杀害，吴希真逃离陕西。陕西当局还以“勘乱”为名，于一九一三年八月镇压了陕西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起兵反袁的运动。王生歧被迫退往河南，与河南的白朗起义军会合。一九一三年，陕西当局解散了陕西国民党，排挤国民党员出省议会。

一九一二年陕西都督府人员合影

一九一四年春，白朗以“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名号在河南揭旗反袁。三月率起义军入陕。袁世凯电令陕西当局“应即督饬各营相机进剿，务期扑灭净尽”，并以追剿白朗起义军为名派其亲信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剿匪”司令，率军入陕。先用武力威胁，后借口张凤翙“剿办”白朗不力，免去其陕西都督职务，给以“扬威将军”的空衔，召入北京将军府闲住。陆建章任陕西督军后，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遣散改编了除陈树藩部的全部陕军，将革命党人排挤出各级政权机构。从此陕西便成为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直接控制的地盘，陕西人民陷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

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但并没有结束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掠夺，并没有改变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根本的原因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主要人物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担负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的历史使命。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把革命推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陕西的情况也一样，辛亥革命后，陕西革命党人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不断地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而坚决斗争。

     （执笔：邵宏谟、沈传忠、熊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