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辛亥革命时期二次革命中的陕西靖国军
辛亥革命时期二次革命中的陕西靖国军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陕西靖国军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它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其斗争也称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陕西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一、陕西靖国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后,民党人士张风翙督理陕政,他屈从袁世凯的压力,投靠北洋政府。但是,袁世凯仍不甘心,必以直接控制陕西军政大权而后快。一九一四年初,河南的白朗农民起义军从商洛入陕,袁世凯即以陕西当局“剿匪不力”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为“剿匪”总司令,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陆乃皖系军阀的重要人物,是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屠杀民党人士的刽子手,被人们称为“陆屠伯”。陆建章督陕之后,与陕西巡按使吕调元狼狈为奸,极力排除异己。辛亥革命以来兴起的陕西地方军事力量,除因追刺白朗起义军“有功”的陈树藩旅外,其余均被解散。同时废除了陕西辛亥革命以来的一切新政措施,大肆镇压革命活动、捕杀革命党人。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称帝,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民党人士和人民策应云南的护国战争,掀起“反袁逐陆”的斗争。他们在西安秘密集会,组织讨袁义勇军,推举康毅如为临时总司令,李养初为东路总司令,吴希真为西路总司令,李秋轩为南路总司令,分别以长安、蓝田、乾县、华阴、华县、白水为据点,联络党人,积聚力量,筹措枪械,待机发难。不幸事泄,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薰、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张镇方、陈泉卿、齐以礼等十八人被捕遇害,世称“十八烈士”。康毅如等人被迫离陕,东南西三路举义失败,唯有北路的反袁斗争不断高涨。民党人士郭坚(方刚)、耿直(端人),曹世英(俊夫)、高峻(峰五)等在山西著名民党人士李岐山(鸣凤)的策应下,于白水树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在渭北一带聚众数千人,由韩、合进入陕北,扩充兵力,计划渡河讨袁。后因晋军阻拦,未能实现。郭坚等乃率军南下至富平美原镇一带,宣布声讨陆建章,“反袁逐陆”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渭北向为民党活动的中心地区,陆建章分派重兵驻守各县,并任命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由同州(今大荔)移防蒲城,准备进攻郭坚等部。同时派其子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绍文),率其精锐所谓“中坚团”三千余人,配备炮、骑、机枪,开赴渭北一带巡防。
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农历四月六日),陆承武率军到富平。富平驻军陈树藩旅之游击营营长胡景翼(笠僧),与民党人士刘守中(允臣)、张义安(养成)、邓瑜(宝珊)等树旗反陆,在城内外人民的协力援助下,激战一昼夜,歼灭“中坚团”,擒获陆承武。陆团被歼后,起义军推举胡景翼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胡以“有旅长(指陈树藩——编者)在”,而不受,将陆承武交给陈树藩。陈树藩于五月九日由蒲城移兵三原,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之生命安全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日益高涨,在陕西已难以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陈树藩护送陆建章全家于五月二十六日离陕,陆建章向袁世凯推荐陈树藩登上陕西督军的高位。六月六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陈树藩于六月七日宣布取消陕西独立,表示效忠北洋政府,称颂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提出对袁的丧礼要“格外从丰”,对其遗属“从厚优待”。陈树藩的无耻行径遭到陕西和全国人民的鄙视、唾骂,却受到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赏识。六月十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原属民党的陈树藩充当了北洋军阀皖系的忠实爪牙,并成为段祺瑞所控制的“督军团”的中坚分子。
陈树藩窃取陕西的军政大权后,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剥削人民,追索自民元以来历年所欠之粮款、税款;多强制发行所谓“富秦钱票”;发行地方公债数百万两,借外债五百万两。陈树藩始而广种鸦片,征收巨税,保护烟贩,牟取暴利;继而“寓禁于征”,苛刑滥罚。在政治上,树党营私,排斥、压制民党分子及其活动。一九一六年北庭总统黎元洪任命民党著名人士李根源(印泉)为陕西省省长,陈树藩受段祺瑞的旨意,假借陕西军人名义,通电拒李莅任。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李根源才到任,又遭陈树藩多方刁难、排挤,不到半年即忿然离陕。张勋复辟时,陈树藩得知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消息,伺机玩弄政治手腕,一面命郭坚率部四营,假道山西,北上参加讨伐张勋之役;一面又急电山西督军阎锡山,诬称“郭坚兵变,从速捕杀”。陈树藩还布兵黄河西岸,断郭归路。致使郭坚几乎全军覆没,随军参赞、著名民党人士宋元恺(向辰)、樊毓秀(灵山)殉难,郭坚化装潜逃回陕。在军事上,排除异己,扩充个人实力。民党人士郭坚、曹世英、高峻等皆受其排挤控制。一年期间,陈树藩的兵力就扩大为三个步兵旅(当时陕西军队以旅为最高编制单位),两个独立混成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新编之汉武军等,达三万余人。
在北洋政府的卵翼下,陈树藩的羽毛渐丰,更加残酷地盘剥、镇压人民,陕西人民的“反段倒陈”运动——护法运动,随之兴起。
二、陕西靖国军的兴起
段祺瑞在破灭张勋复辟迷梦,重新掌握北洋政府的大权后,继续执行袁世凯反对民主、坚持封建独裁统治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媚外卖国政策,二次宣布解散国会,拒不恢复民元约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孙中山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在此前后,孙中山命民党人士、众议院陕西籍议员焦冰(子静),于五月、九月两次回陕组织护法军,发动反段驱陈斗争,并委任驻防白水的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民党人士高峻为陕西护法军总司令,驻西安之陈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首先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发布檄文,历数陈树藩的罪状。焦冰襄赞军机。陈树藩急调胡景翼、李天佐、王飞虎等团,于十二月六日开始围攻白水县城,激战三昼夜。当时高峻之骑兵团枪仅三百,实力单薄,终因孤军无援,弹药缺乏,被迫于十二月十日夜撤离至县城北四十里之纵目镇。白水起义打响了反段驱陈斗争的第一枪,对全省影响很大。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耿直率部在西安起义。高峻在白水起义后,耿直乘省城空虚,起兵反陈,以践与高峻密约讨陈之议,并派密使赴凤翔告郭坚驰援。耿直事前曾与驻渭南之陈部骑兵连长刘锡麟共商起义之事。适有北洋政府拨给新疆的一批军火过陕,刘锡麟即率部在临潼截击,夺得步枪千余支,并招募新兵千余人,闻耿举义,即率部直驱西安增援。陈树藩布兵抗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甚众。相持至十二日,陈调之援军相继到来,而援耿之郭坚部未至,耿遂下令于十三日由南门撤退,西走户县、周至。西安举义巷战三日而撤退,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对陈树藩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为尔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郭坚在风翔闻西安举义,即率部奔赴西安增援,兵至三桥镇,知起义军已撤退,遂开赴户县与耿会合。郭、耿在周至召开将校会议,发布檄文护法讨陈,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任总司令,耿任副总司令。下设八个支队,李夺(雄三)、王珏(宝珊)、郭英夫(俊杰)等分任支队司令。并以王珏统领渭河以南各部,为右翼,驻户县;简吉顺(大猷)统领渭河以北各部,为左翼,驻兴平;刘锡麟为前敌指挥。耿直率部策应两翼,部署对陈树藩的防卫战事。郭坚率卫戍部队回守风翔。
陈树藩得知郭、耿动向后,一面使用分化离间手段,佯委郭坚为省警备军统领,李夺、张铎为卫队营长;一面急调围攻白水之主力部队(留王飞虎、李天佐等在东路牵制高峻)刘世珑、曾继贤(予才)两旅,以及胡景翼、严锡龙、张金印、张鸿远(飞生)、姜宏谋(宏模)、曹位康等部集中省垣,分道西进。起义军兵力不支,退守岐山。双方乃于岐山展开攻守之战,争夺极其惨烈,简吉顺阵亡,守军处于危难之际。适有三原、耀县的民党人士派武钧(关石)、于鹤九(鸣皋)驰赴岐山调停,胡景翼为耿直让开退路,耿放弃岐山东去与高峻等部会合。耿、胡本为民党中坚分子,虽然两军对阵,但心息总有相连。耿失岐山,脱离困境,胡得岐山,交差报功,计出两全。耿直率部至耀县与曹世英部会合。驻防风翔之郭坚部因孤军难守,亦不得不放弃凤翔东去向曹、高、耿等部靠拢。郭,耿东进后,陈树藩一方面任命胡景翼为渭北“剿匪”司令,使民党人士互相颉颃;一方面派其嫡系曾继贤率同团长严锡龙到渭北三原一带布防,监视督战。郭、耿部到达陕东与高峻部会合,攻克白水。接着郭、耿又移兵夺取蒲城,虽已攻入城内,但死伤甚众。在撤退之际,耿直不幸中弹死难。时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十三日)。
耿直殉难之日,又一个重大起义在三原爆发。胡景翼率部由岐山到渭北后,派张义安营驻三原,胡驻富平、耀县。张义安乃民党人士,对陈树藩附逆祸陕早已极为愤慨,蓄志起义讨陈。而此时陈树藩又下令张义安部让出三原,由其嫡系接防,张便佯为遵命撤离;而实与董威(振五)、邓宝珊等人精密布置、巧为安排,借换防之机发动起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大雪之夜,义军突然发动进攻,激战两昼夜,于二十七日晨全歼接防之陈军,仅旅长曾继贤、团长严锡龙越城逃遁。
张义安举义之日,曾飞骑致函胡景翼,“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函请曹世英来援。胡景翼、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驰至三原,众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讨陈。但为总司令之职互争雄长。张义安愤然曰:不争于疆场,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讨贼,以谢国人。凛然大义,深以感人。旋经会商,达成共组陕西靖国军协议,军分两翼;胡景翼为右翼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军总司令。并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出讨陈檄文。
陕西靖国军左、右翼两军组成后,即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陈大计,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左翼军曹世英、郭坚、高峻等部为东路,由高陵之渭桥渡河进军;右翼军胡部张义安、董振五、冯毓东(志明)等部为西路,经兴平、户县进军。其时陈树藩亦命令刘世珑会同曾继贤,由泾阳进攻三原。胡、曹各军迎战陈军于三原西南城郊,激战竟日,陈军大败,退守泾阳。不久,陈树藩调泾阳驻军增强西安防务,胡景翼遂派田玉洁(润初)支队进驻泾阳。
按照围攻西安计划,右翼军以张义安为先锋。张与董振五、邓宝珊、李云龙(虎丞)等,率三百余众,西出成阳、礼泉之间,经兴平、周至、户县等地抵达西安近郊。并致书陈部团长樊钟秀(醒民),说服其树靖国军旗帜,将驻防之西安城西南部四寨让予靖国军,樊引军退入商洛“休整”。
左翼军曹世英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与陈军战于西安东北部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水腰、草滩等地,战线长达五十余公里,激战终日,是夜乃撤防回新筑镇。二月初,左翼军得知张义安部已占领西关大营盘,遂发起二次进攻,一度曾攻入北关。但因陈调大军增援,激战竟日不能取胜遂又撤回新筑镇。次晨,陈军突过灞水反扑,左翼军因指挥不统一,纷纷撤回渭北。此时,适有卢占魁(耀辰)率部三千余,由绥远来陕,参加了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西安之役。是役在灞桥战斗中,大胜陈军。旋因卢部在斜口战斗中失利,全军被迫再次退过渭河。
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难以支持,乃以省长为诱饵,求告豫西刘镇华镇嵩军来援。刘军原为土匪,后被段祺瑞收编。刘率五千之众抵户县,与张义安部对阵。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一日),张亲赴前线督战,不幸中弹身亡。胡景翼令董振五代领其部撤回三原,靖国军两翼围攻西安之役即告结束。靖国军两翼退守渭北以后,陈树藩据省东渭河以南及省西咸阳、兴平等地,重整兵力,向靖国军全面反扑,渭河以北地区的战火更为激烈。
一九一八年四月下旬,陈树藩亲率所属各部及镇嵩军大部,组成东路军,从渭南渡河向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靖国军发起进攻。另派刘世珑、白弋人为西路军,由乾县、礼泉直扑淳化、三原,同东路军遥相呼应,企图相机决战,消灭靖国军。
陈军渡河之前,靖国军郭坚部已围攻大荔近月。陈部渡河后直扑大荔,郭撤围退守羌白镇。四月二十五日,陈军包围羌白,激战数日,郭得到卢占魁部之弓富魁(海亭)骑兵的增援,击退了陈军。与此同时,陈军集结兵力号称四万之众,与靖国军展开关山之役。陈军于四月十六日首攻界坊,守军杨虎城及王祥生部奉命抗击。李云龙、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及弓富魁等相继增援,陈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被迫于二十日停止进攻,向下邽、固市退却。靖国军乘胜攻占田市镇,生擒陈部营长刘登科。在下邽几乎全歼陈之姜宏谋部。在湭河口、上涨渡等地战斗中,陈军亦连续遭受打击。同时陈部西路军刘世珑也在泾西一带受挫,停止前进。关山之役,激战一周,陈树藩精心策划包围消灭靖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靖国军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得以巩固。
陈树藩兵败关山,调整兵力企图消灭正在第二次围攻大荔之郭坚部,郭退羌白,坚守四十余日,终因粮草、弹药告罄,于七月三十一日夜率部突围至蒲城兴镇与杨虎城、张铎部会合。郭、杨决定,利用陈树藩在西路兵力比较单薄和正逢粮食收获季节等条件,向西路进兵。
三、于右任归陕后的陕西靖国军
陕西靖国军在四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得到发展壮大。但因所属部队成份复杂,纪律松弛,各自为政,号令不一。有鉴于此,胡景翼、曹世英等高级将领及民党人士商定,派王玉堂(子元)、张庆豫(立卿)等为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适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由粤至沪,王、张会见了孙中山。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开会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伯英)为副总司令。于、张于八月八日通电就职。总司令部设于三原。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抽签为序,各路军的司令是:第一路郭坚,第二路樊钟秀,第三路曹世英,第四路胡景翼,第五路高峻,第六路卢占魁,另编惠思温(又光)部为陕北游击支队。延聘李元鼎(子逸)、茹欲立(卓亭)等为顾问。陕西靖国军的改组对于团结内部,统一指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和坚持反陈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军队实权仍分操于各路司令之手,号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靖国军改组后一段时间,各路军都有较大发展。郭坚与杨虎城从蒲城兴镇向省西疾进。杨部中途受阻,折回省东攻克韩城。郭部经耀县、礼泉攻占省西十余县。弓富魁亦率部西来,分驻扶风、岐山等地。高峻部收复合阳。胡景翼部在上涨渡之战大败陈军,陷马驹寨,迫近灵口。张钫副总司令设行营于商洛之第二路樊钟秀部,一度曾出渭南占领潼关;九月,出蓝田攻占户县,进军周至,并协助郭坚降服凤翔守军魏晋先(张钫旧部)。靖国军的辖区已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被迫困守于西安及东路几个县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胡景翼在渭南固市被陈树藩劫禁西安。陈之囚胡愈加暴露其反动面目,为人所唾骂。胡景翼被囚后,致书岳维峻(西峰)、董振五等曰:“余虽不如古人,然亦常以关、岳自期。宁骂贼而死,不落降将军也。愿诸兄弟努力前进,无忘张义安于地下,则景翼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激起了靖国军第四路官兵对陈树藩的极大愤慨。岳维峻被委为第四路司令。
此时全国的形势虽然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但对陕西都势在必争,因此南北双方各派援军相继入陕。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相实)率部入陕与张钫、郭坚同驻凤翔,姚以介团至镇巴;鄂军王安澜部至宁陕,王天纵旅至平利,川军熊锦帆师、石青阳师、颜德基旅至宁强、勉县。陈树藩为解脱困境,除再次向北洋政府紧急呼援外,又“请”井勿幕、彭仲翔以调解人身份前去三原,意欲收束胡部,以作缓兵之计。井原是民党重要领导人物,李根源任省长后,任井为关中道尹,实际被陈树藩羁绊,无所作为。井、彭到达三原,井即被推任为靖国军总指挥,彭任总司令部军务处处长。
十一月以后,援陈的北洋军阀各部相继入陕。以奉军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直军旅长张锡元为副司令的奉直军二万余人入陕后,伙同镇嵩军在省西向靖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晋军一旅约三千人,从禹门口入陕,不战而据韩城、合阳;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率甘军万余人,进驻长武、彬县、陇县及风翔以北地区;段系川军刘存厚率众二万五千余,从川北入陕,占据陕南;陕南镇守使、北洋军阀直系十五旅管金聚部让出汉中,率众五千余袭占宝鸡。各路的援陈军向陕西靖国军展开分路围攻之势。当时在陕西之南北各军约计二十余万。兵连祸结,陕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中旬,井勿幕赴凤翔慰问援军叶荃部,并拟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不幸于二十一日(农历十月十八日),被郭坚部内奸李栋才杀害于兴平县南仁村。这是陕西靖国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靖国军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总司令于右任因途中遇阻未能到会,叶荃、郭坚及各路将领和副总司令张钫的代表刘承烈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曾有筹划围攻西安之决议,但因北洋政府援陈部队相继入陕而落空。
北洋军队大举入陕后,陕西靖国军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战斗。兴平、杏林之役,相持两月有余。武功、大王之役,战斗尤烈,靖国军著名将领董振五不幸阵亡,但战事仍坚持至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遗部奉命撤退三原一带。驻周至、眉县、岐山等县的各部均战至粮尽弹绝后退至凤翔。乾县之役历时半年之久,坚持至五月底,奉命退出;于右任总司令晋升固守乾县有功之王珏、郭英夫为靖国军第七路司令、副司令。集结于风翔孤城的第一、二路郭坚、樊钟秀部和滇军叶荃部被敌军围困(东边是奉军许兰洲,西北是甘军陆洪涛,西南是直系管金聚,东南是镇嵩军刘镇华)数月之久,交通断绝,粮食奇缺,军民交困,难以支持。樊钟秀、郭坚提出“联许倒陈”的主张,先后与许兰洲“局部议和”,分别受编为许部第一、二支队,并分任司令。叶荃坚决拒编,率众与卢占魁部东撤至耀县。在此期间,陕北游击支队在三原县楼底镇失散,支队司令惠思温投曹世英、杨彪部参佐戎幕。
中路战事也很激烈,靖国军第三、四路主力及从西路撤回的第一路部分士兵,协力作战,奋勇对敌。交口、相桥之役,激战月余,直军张锡元被迫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订约休战。关山之役姜宏谋败退固市镇,直至双方达成停战协议。
四、南北和议与陕西靖国军
孙中山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出走上海。军政府改组为七总裁制。这时的军政府,已经成为南北军阀勾心斗角的工具。当时的北洋政府以日本为后台,段祺瑞倡言“武力统一”中国,以美英为后台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则主张“和平统一”。各国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谋求暂时妥协,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出面,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共同向中国南北双方提出和平“劝告”。同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王克敏等二十四人,通电成立“和平期成会”。十月二十五日,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和平令。十一月十六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的停战令。十一月二十三日南方政府亦下令前方部队,各守原防,静待命令。
但是北洋政府执掌大权的段祺瑞坚不放弃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百般阻挠,破坏和议。提出所谓“剿匪问题”,把陕西靖国军和闽南粤军视为“土匪”,都纳入应予“剿灭”之列。他一面调集所谓八路重兵进攻陕西靖国军;一面提出“匪与非匪”的争论,利用报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在五国公使的干涉下,后来双方接受了当时作为调人的江苏督军李纯提出的湖南、陕西两省划定南北界限,双方各自在界限内“剿匪”的建议。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农历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开幕。北方和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朱启钤,南方和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唐绍仪。
上海和会召开前,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湖南。南北双方宣告停战时,湖南战事已基本停止,于是陕西问题就成了上海和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为此南北双方代表商定,派国会议员张瑞玑(衡玉)赴陕,划界停战。由于北洋政府在陕西正在用兵围攻靖国军,张瑞玑迟迟没有成行。后在各方催促下,才于三月十二日动身赴陕,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是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妥协诚意,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不予理睬,仍诬称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亨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
一九一九年四月初,陕西划界基本结束。划界停战后,陕西靖国军所统辖的地区,只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县、同官等八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形成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
一九二O年春,直皖军阀战开。直奉合作反皖,已改编为奉军的原靖国军樊钟秀部及郭坚部刘锡麟团,随许兰洲出潼关。同年七月十四日,直皖两系军阀再度开战,打了四天,皖系告败,十九日段祺瑞引咎辞职。作为皖系军阀附庸的陈树藩失去了依靠,便使出陕西自治、于右任主陕,释放胡景翼等阴谋伎俩。陈树藩释放胡景翼回三原是为了收束靖国军各部,达其剿抚兼施的目的。但是陈树藩早已声名狼藉,人所共弃。胡景翼于七月二十七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到三原后,备受欢迎,靖国军各路共推胡为总指挥。当时全国形势风云莫测,陕西局势尤为复杂,所以靖国军各路将领已各有打算,离心离德,陷于动荡飘摇之中。
陕西靖国军在其辖区内行使行政管理权。在靖国军兴起的前几年里,由于连年战争,军民交困,谈不上搞什么建设。南北和议开始,战事缓和,靖国军开始注意所辖区域的建设。总司令部明令禁止北洋政府所订的各种苛捐杂税,撤销盐禁,推行调节民食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农村豪绅地主高租、高利盘剥,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利商贾、活贸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在三原建立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宣传。在靖国军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下,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许多学校公演话剧《列宁传》等。靖国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还带头参与了这些活动。靖国军还注意了军政人才的培养工作,各军普遍设立了军事教育和普通教育机构。第一路在凤翔设立了军官研究所,第二路在高陵创设了经武学校及简练队,第四路在三原设立了军官教导团,第五路在白水开办了教导营,其他支队亦多举办有学兵连,总司令部还先后选拔各路下级军官二百余人,送四川讲武堂及广东韶关讲武堂深造。靖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各部也很注意提倡地方教育事业,除致力恢复旧有各级学校外,大兴军人办学之风。先后建立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等,新创立的小学达十七所。靖国军区域内,也很重视办报纸,计有:《战事日刊》、《启明日报》、《正义日报》、《救国日报》、《捷音日报》等。传递时事消息,宣传革命主张,介绍中外各派政治思想及社会主义学说,分析和评论政治形势,在陕西乃至国内一些地方颇有影响。
一九二O年夏,陕西发生了特大旱灾,靖国军的辖区尤其严重。于右任总司令与刚刚被释归的胡景翼等,奔走呼号,筹办赈济,先后向国内各地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款近七十万元,在渭北二十余县发放赈款十一次,使大量灾民得以保存生命。一九二一年秋,靖国军总司令部支持三原各界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救灾赈款余额,举办引泾钓儿嘴水利工程,公推李仲三为会长,李仪祉为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勘测。约经两年,测量及设计大体完成。后因靖国军解体,未及施工,但为一九三O年杨虎城主陕后完成引泾灌溉工程,奠定了基础。
五、阎相文、冯玉祥督陕,陕西靖国军失败
直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获胜后,调兵遣将夺取原由皖系军阀控制的地盘。一九二一年五月,北洋政府调陈树藩入京就祥威将军职,令直系吴佩孚部阎相文督陕。陈树藩不服调遣。六月,阎相文率直军第二十师及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后改编为第十一师)、吴新田之第七师先后入陕。七月七日(农历六月三日),阎相文进入西安,就陕西督军职。陈树藩退军咸阳,企图凭河固守,以观政变。但陈军士无斗志,一触即溃,陈树藩只率少数部队逃往汉中。
阎相文督陕后,为了笼络人心,对各方表示宽大,靖国军各路将领相继被邀赴省会晤,原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亦在被邀之列。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农历七月十日),冯玉祥设计宴请郭坚,将郭杀害。同月二十二日,阎相文因直军内部矛盾激化而自杀,北洋政府任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冯玉祥督陕后,利用驱陈胜利的时机,加紧促使陕西靖国军受编。一时西安与三原间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在靖国军内部,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各路将领主张受冯改编,保存实力;于右任总司令则极力反对,并晓谕各方,但终无效用。陕西靖国军原辖各路军,一、二路早受奉军收编,第六路军随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入川,其余三、四、七路军皆受冯玉祥改编。第四路胡景翼部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胡任师长;第三路曹世英部改编为暂编第一师补充旅,曹任旅长;第七路王珏部改编为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稍后,第五路高峻部亦受刘镇华改编为旅,高任旅长。当曹世英准备接受改编时,驻高陵的支队长石象仪及惠思温、郭英夫等驱逐曹避居通远坊;曹部驻高陵之马青宛(献章)、甄士仁(寿珊)等亦坚持靖国军旗帜,驱逐其支队长王祥生,宣布独立,当时被称为“高陵事变”。胡景翼率兵助曹,平息了事变。在此期间,孙中山曾致函邓宝珊,表示反对陕西靖国军各路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指出此举“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九月二十五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农历辛酉年十二月二十日),胡景翼部包围靖国军总司令部,焚毁文书,索取印信,查封了办公室。于右任先已退居民治小学,后住东里堡之半耕园,闻总部被封,即率少数参佐出走淳化县方里镇,避居于曹世英之部下于鸣岗(凤千)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解体。
在靖国军各路司令相率接受奉军、直军改编的过程中,唯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始终反对受编,坚决表示要把陕西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杨率部由临潼之栎阳镇出发西进,于一九二O年二月间,一举攻克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的一个营,获得大量物资和武器。接着占据扶风等县,兵员由原来的千人发展到三千余人。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曾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游说,以编杨部为一独立旅为饵,诱杨归附。胡景翼受编后亦曾派童蒲生、李香亭等执亲笔信说杨,曹世英也派王子中劝杨。皆被杨严词拒绝,并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右任来武功,恢复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于右任偕李元鼎、茹欲立,由于鸣岗派队护送,杨虎城派队迎接进驻武功。复设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并设行营于武功。于升任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郭坚被杀后,其部属李夺、麻振武等复归靖国军)。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杨虎城部在乾县铁佛寺截夺甘肃陆洪涛购买过境的军械成功,计获各种枪械一千多支,子弹五、六十万发,得到了很大补充。
此时直奉战争又起,冯玉祥率部出关,刘镇华代署陕督。利用敌军调动之际,于右任令杨虎城、李夺两部协力攻取马嵬,相机谋取兴平、成阳。杨部于四月二十二日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阎治堂二十师的两个营。次日敌军全力反扑,杨军浴血抵抗,终以麻振武部援兵失误,被迫撤回武功原防。敌继以阎治堂第二十师、郭金榜第二旅及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配备大炮四十余门,向杨部展开全线进攻。杨部苦战半月,坚守阵地不稍退。后陆洪涛部侵占麟游,管金聚部由宝鸡出动增援,对靖国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不得已,杨于五月五日放弃武动,经由扶风、岐山之桃园,与凤翔第一路靠拢,五月十一日到达风翔之田家庄。于右任与杨虎城相会后,权衡当前形势,商定于取道甘南、四川赴沪,杨率部撤退北山保存实力。杨虎城于五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三日)率部由田家庄出发,经麟游、礼泉、乾县、三原、富平、耀县等地,转战二千余里,进入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崧生)的防地,从事整休。于右任率参佐人员于五月三十一日离凤翔,经千阳、崇信、华亭、清水、徽县,入川至重庆赴沪。于、杨去后,李夺、麻振武部势力孤单,被刘镇华派员收编。至此,陕西靖国军完全结束。
坚持了四年多的陕西靖国军,由于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涣散和内部的许多矛盾,以及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终于失败了。但是陕西靖国军在响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和“护法”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十分可敬的,反映了陕西人民寻找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难痛苦过程。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近代革命运动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陕西靖国军中以井勿幕为代表的民党烈士和以张义安、耿直等为代表的优秀将领,为争取民主、追求真理奔走呼号,临难不苟,赴汤蹈火,洒血疆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执笔:刘永端、熊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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