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隐士的读书生活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中的不少人爱书、藏书、读书、抄书、嗜书如命，留下了不少的逸闻趣事。

唐代有个人叫阳城，字亢宗，北平人。出身贫寒，因为得不到书来阅读，便想法设法找了个为官府集贤殿做文抄公的位置，窃官书阅读，昼夜不出房。这样经过了六年，他无所不通，此后便隐居中条山。远近后生慕他的德行名声，前来投奔的络绎不绝。阳城靠窃读官书而终成饱学之士，这实在是大有意味。

宋代海盐有位隐士许棐，隐居秦溪，筑小庄于溪北，家虽贫，而购书却达数千卷，并乐此不疲。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藏书动机：“予贫喜书，旧积千卷余，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或曰：嗜书好货，均为一贪。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劳，不若贪货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义而富贵者，书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人不鄙夷予之贫，鬼不揶揄予之贫，书之赐也，如彼百年何乐之有哉！。”显然，在许棐看来，精神性满足所得到的愉悦要比物质性欲望的满足更为丰富、更为持久。这正是他藏书数千卷，仍感到不满足的原因所在。

    元末有位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年轻时参加过科举，不第，从此便不再热衷此道，潜心古学。从元代至正年间起一直到明朝初年，官府几度征召他出山，他都没有答应，有时勉强进京，也会托病固辞，不久便归隐乡居。陶氏身处动荡岁月，但好读之心不泯，南北迁徙，总是不忘随身带着书本。后来他有了一分田地，安定下来，劳作之余，时常在树荫下休息。此时他的心便异常活跃，偶有心得就摘下一片树叶把所得写在上面，然后放进一个破罐里，等到要离开的时候便将破罐埋在树下。这样过了十年，他藏有心得的树叶罐竟达到了十多个。他便将其中的树叶统统取出，依内容编排，从而成为一部卷帙丰富的著作。这个故事虽然让人生疑，但其中透露出的隐士与众不同的性格品质以及那份出世的情怀却令人仰慕。

明代中叶隐居于苏州的朱存理，平日里很少与人来往，唯有听说某人收藏了什么奇书，他才坐不住，一定要去访求，以必得为志。他曾经亲自手抄前辈诗文达一百多家。他的同乡钱榖早年因为家贫失学，到壮年才知道读书，但家里没有藏书，便只好投在当时的大文豪文徽明的门下，每天取文氏家里书架上的书阅读。晚年生活稍见宽裕，修葺了旧庐，读书其中，而每听说有奇书在某家，他也会像朱存理一样激动，即便正害着病也要起来，慢慢赶去借书，借回来便亲自抄写。

有其父必有其子。钱榖之子钱允治同样也是一位爱书人。史书记载，他“爱书成癖，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钞书，薄暮不止。”夕阳西下，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在逐渐黯淡的日光下不知疲倦地抄着一部不知何时刊行的善本，那该是怎样喜悦而又艰辛的一幕？钱允治本人晚年隐居吴门。家无余产，仅老屋三间，但却爱书成癖，典籍充栋，其中有不少是世间罕见的孤本。有一天这位隐士忽然对明末文学家兼藏书家钱谦益说：“我老了，我的藏书中有许多世间没有的本子，你明天来，我将把书都赠送给你，我如果想要看，就再来向你借。来年我死了，请你替我料理身后事。”钱谦益是一位书迷，听到这话后大喜。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来到钱允治的家里。谁知才过了一夜，这位钱隐士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死活不肯兑现他的诺言了，不但如此，而且连脸色也变得是悲悯默然。钱允治出尔反尔，实在是视书如命的真实写照。

明代著名藏书家徐勃藏书五万三千卷，他将读书视为娱悦身心的一大人生乐事。他说：“予尝谓人生之乐，莫过于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透过徐氏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他读书读到会心处而呈现出的手舞足蹈之状。其痴、其憨，真是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