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徐浩书《李岘墓志考》考

作者：王江来源：《中国书法》发布时间：2007年07月26日点击数：

《中国书法》2004年第三期刊载赵君平先生撰《陈尚仙墓志》考，文中称“《陈尚仙墓志》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徐浩楷书的第一志”。近见陕西长安博物馆藏徐浩撰并书《李岘墓志》，此志出土于2000年，比《陈尚仙墓志》（2003）还早三年出土，故此志应为至今发现徐浩楷书的第一志也。长安博物馆副馆长穆小军先生曾在《碑林集刊》发表考证文章，对李岘生平有较详考证，在此不再重复提及，只对有漏缺之处进行补证。

一

《李岘墓志》全称《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赠太子少师上柱国梁国公李岘墓志铭》，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志为正方形青石制成，边长91厘米，厚14厘米，共32行，满行33字，共计1053字，字体楷书，为方便起见，现将其志文内容抄录如下：

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赠太子少师上柱国梁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徐浩撰并书呜呼！有唐良弼李公讳岘，字延鉴，今上之三从叔也。曾祖司空吴王讳恪，大父工部尚书、赠吴王讳琨，烈考兵部尚书，朔方河东节度使、太子太师、赠太尉、信安郡王讳祎。代济盛德，是生我公。幼有殊量，含粹秉哲，学以观略，文以足言。起家左骁卫兵曹、太子通事舍人、鸿胪丞、河府士曹、高陵万年河南令，所莅以尤异闻。迁河南少尹、左金吾将军、将作监，出守魏郡、零陵、长沙、江陵、凤翔、蜀、通、润、衢等郡，再为京兆、江陵尹。初以江陵兼御史中丞，山、岭、江南、黔中四道都副大使、采访使，入宗正卿，及为凤翔太守又兼中丞銮舆临幸，知侧近兵马粮料，加尚书左丞，知凤翔事，车驾还京，充知顿使，迁礼部尚书，转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光禄大夫，封梁国公。按三司狱，帝善其议，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贬蜀通润，复为江陵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处置营田等使。进礼部尚书兼宗正卿，属犬戎乱华，西都失守，旋旆京邑，又兼御史大夫，充置顿使，擢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太子詹事，居无何，复检校礼部尚书兼大夫，充江南西道勾当铸钱使。改吏部尚书兼大夫，充江南东西、福建等道知选，并劝农宣慰使。寻检校兵部尚书，馀如故，又以尚书兼衢州刺使，景命不淑，以永泰二年七月八日，薨于官舍，春秋五十五，皇上轸悼，赠太子少师，粤以来岁二月十日，归葬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礼也，优诏卤薄威仪，手力幔幕，有加恒数，以饰终焉，公凡宰三县，典九州，两为江陵，再尹京兆，五登亚相，六拜尚书，七拥使车，再秉钧轴，牧宰为政也，作人父母；台省持纲也，为国准绳；皇华将命也，澄汰风俗；宰辅致理也，裁成景化。公以间气杰出，膺期挺生，忠效代范，亲贤太名。利物可以和义，修词可以立诚。夫其有犯无隐，措枉举直，无形骸之私，竭股肱之力，权贵敛手，奸回沮色。是以当可言而必言，再入相而再去，良有以也。方将燮和元气，弘济生灵，致君唐虞，合德周邵。呜呼，东阳出守，南国无归，人之云亡，吾将安仰。公长兄峘，故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江、淮南部都统节度观察处置使，旅榇双旐，远自江乡，高坟两中茔，同葬故国。荣哀倏忽，途路悲伤。已焉哉。嗣子大理司直孝孙等，陟岵棘心，寝苫血泣。思缀一遗烈，以志玄堂，乃徵词于故人，庶传于乐石。铭曰：

蔚间气兮生哲人，卓昭代兮羌良臣。麟之趾兮何振振，才济时兮运遘屯。家多难兮方经纶，使宣风兮牧行春。七持宪兮一徼巡，六曳屡兮二秉钧。亮帝采兮叙彝伦，唐旧邦兮命惟新。孰贤贤兮我亲亲，五列乾兮十朱轮。累勋业兮据要津，叹窄路兮悲短辰。彼穹苍兮胡不仁，如可赎兮百其身。哀同气兮坟相邻，邈千古兮流芳尘。

二

墓主人李岘，字延鉴，其曾祖为唐太宗李世民之第三子吴王恪。《旧唐书·列传第六十二》云：“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祎，祎生三子：峘，峄，岘”，“初，峘为户部尚书，岘为吏部尚书，知政事，峄为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冠时”。寥寥数语，道出李岘当时家族之显赫。墓志开篇云：“呜呼！有唐良弼李公讳岘，字延鉴，今上之三从叔也”。不仅表明了他与当今皇帝的关系，也表明他排行第三的身份，这与《旧唐书》中的记载“ 有三子…”相合。但《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祎有七子，峘、峄、岘、峡、峦、岗，其他史料均无记载，故当以墓志为准。

《墓志》主要记载了李岘一生所经历官职变动及其政绩，与《旧唐书》相比基本相合，但稍有出入。从志文中可知，李岘于“永泰二年七月八日，薨于官舍，春秋五十五”可推知其生于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而《新唐书》和《旧唐书》皆称其卒于五十八岁。徐浩长李岘九岁，而《李岘妻墓志》亦为徐浩所书（天宝十三年，另文考），徐浩撰并书此志文，可以肯定徐浩与李岘关系密切，这在《金石萃编》所录《徐浩碑》的跋尾有所记载，因此对其生年的记录不会出错，故应以墓志所记年龄为准，并亦可正史书之误。

李岘一生经历玄宗、隶宗、代宗三朝，一生仕途几起几落，志文称：“公凡宰三县，典九州，两为江陵，再尹京兆，五登亚相，六拜尚书，七拥使车，再秉钧轴。”志文还用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李岘官职的变化，与两唐书相比较有不同之处。李岘曾两为京兆尹，《新唐书》曰：“天宝时，累迁京兆尹”，后因得罪杨国忠，“出岘为零陵太守”。《旧唐书李峘传》云：“峘志行修立，天宝中为南宫郎，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寻而弟岘出为魏太守。”而《旧唐书李岘传》云，“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出为长沙郡太守。”《全唐诗李岘》亦云：“历京兆府尹，天宝中，杨国忠恶其不附己，出为长沙太守。”李岘因得罪杨国忠被贬是事实，但被贬时间，地点及被贬时所任官职与墓志所记不尽相同。墓志文在记录官职的先后次序上是由“金吾将军，将作监出为魏郡、零陵、长沙…等郡，再为京兆尹、江陵尹”。在李岘撰徐浩所书《李岘妻墓志》（天宝十三年，待考）一文中，李岘官职仅有“将作监赐紫金鱼袋”，并无京兆尹一职，且于其妻志文中自云：“天宝十二载，自左金吾将军除魏郡守。”则正合《李岘墓志》中所云：“迁河南少尹、左金吾将军、将作监，出守魏郡、零陵、长沙、江陵、凤翔、蜀、通、润、衢等郡，再为京兆、江陵尹。”则其任京兆尹必在魏郡太守之后，且历九郡。故《两唐书》称其自京兆尹任上出为他郡太守有所矛盾。由此可知李岘是自左金吾将军任上出魏郡太守，时间为天宝十二年。

李岘再次任京兆尹则是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之事，《旧唐书》曰：“至德初，朝廷务收才杰，以清寇难，岘召至行在，拜扶风太守，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全唐文》卷四十四之肃宗《收复两京大赦文》中内容与此完全相同，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制曰：李岘朝廷硕德，宗室英臣，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见在平叛“安史之乱中，李岘是立了大功的忠君爱国之臣。其经历杨国忠、李辅国，元载等权臣，不与之妥协，而是据理奋争，以致数次遭贬而秉性不改。被贬后，时任右散骑常侍的大书法家韩择本曾对皇帝曰：“岘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狄益圣德尔。”另《两唐书》皆称肃宗时，李岘“拜扶风太守，”而志文中皆为“凤翔太守。”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记“凤翔府，随扶风郡，武德元年为岐州，…天宝元年，改为扶风郡，至德二年，肃宗自顺化郡幸扶风郡，…十二日，置凤翔府，号为西京。”

三

《中国书法史隋唐卷》（朱关田先生著）大事年表记有：“广德二年五月，凤翔立韩择木隶书，史惟则篆额，房琯《李岘碑》”。按墓志云李岘“以永泰二年七月八日薨于官舍”。宋赵明成《金石录》记有：“《唐凤翔李梁公遗爱颂》，房琯撰，韩择木八分书，广德二年五月碑在凤翔今在长安。可知此二碑为同一块碑，前者误为李岘也。

《李岘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但可以纠正唐代史料中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研究徐浩的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徐浩是唐代极负盛名的大书法家，字季海，越州人，长安三年生（公元703年）。《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七》称：“浩少举明经，工草隶，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调援鲁山主薄，说荐为丽正殿校理。”张说乃玄宗时重臣，《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七》称其：“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涌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已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能得到张说的器重，可证徐浩年少时即有着不俗的超人才华，这对其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肃宗时，“由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浩手，遣辞赡速，而师法至精，帝喜之。又参太上皇浩册，宠绝一时。”这段时期是徐浩仕途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肃宗即位于天宝15年（公元756年），徐浩时年54，正当其书法的成熟时期，所以其书法“宏绝一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徐浩书《李岘墓志》没有署具体撰书时间，但志文中有“永泰二年七月八日薨于官舍，粤以来岁二月十日归葬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礼也。”此志文当做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文中徐浩的官职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旧唐书》云：“代宗征拜中书舍人，集贤殿学士，寻迁工部侍郎，岭南节度观察史，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新唐书》云：“代宗复以中书舍人召，迁工部侍郎，会稽县公，出为岭南节度使。”而其“加银青光禄大夫”为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P369），从中可知徐浩书此铭文在出岭南节度使之前，其自书官衔亦可补史书之缺。

徐浩平生所书碑志甚多，但欧阳修《集古录》仅收徐浩书篆额一、书碑一，撰并书碑一；宋赵明成《金石录》所记徐浩撰、书或题额碑志有37通。其人又长寿，书《不空和尚碑》时78岁（建中二年），但流传至今者不多，楷书尤少，所知仅《不空和尚碑》、《大德大证禅师碑》、《陈尚仙墓志》等以及本文所考之《李岘墓志》及待考之《李岘妻墓志》，两志相隔12年，又是夫妻，皆为徐浩所书，这在其所书碑志的记录中是少有的，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此志文字结体严谨、平整，笔画精到而又舒展有度，与《不空和尚碑》相比，没有其灵动稳健、起伏统一之感，更多是稳重，犹如谦谦君子，含而不露，惟在一些起笔、收笔、折笔的处理上略显锋芒。全文因是徐浩自己所撰，所以书时显现出生动、流畅、温文而雅、充满书卷气而又不失方劲之感，徐浩书此碑时已64岁，尚有如此气力和精神，实属不易。其一丝不苟而又变化丰富的用笔，严谨工稳、开合有致的结体，竟与颜真卿41岁时所书的《多宝塔碑》有很多相似之处，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称：“颜书要画中有筋，其用笔与徐季海父子同。”可以此志文为证也。在当时已属高寿的徐浩还能写出这样精妙的作品，足见其于书法功夫之深。

就徐浩流传至今的楷书来看，早期的《陈尚仙墓志》还不算自己的风格特点，其书写略带瘦劲，用笔与结体似有唐以前法度，而《不空和尚碑》为其晚年力作，用笔略带行书笔意，尽显涩辣，正可谓人书俱老，那么此《李岘墓志》当为徐浩最严谨之楷书代表作也。

徐浩在当时的影响可谓无人能比，颜真卿因小其六岁，且颜真卿当时多在外任职，而徐浩多在京城任官，书写诏令，受皇帝恩宠，又多为皇帝贵族书写碑志，其声名之远播也就属自然了。然后世多称颂颜真卿，对徐浩却日渐疏远，至宋甚至评论中多含贬义，如苏轼《论书》云：“世或以为似徐书者，非也。”不承认自己的书法象徐浩，已表达出自己对徐浩书的不喜欢。米芾则更不客气，其在《海岳名言》中直接提到：“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又云：“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米芾作为宋四家中笔法最多变者，对徐浩的书法当然也就看不上，甚至认为欧、虞、楮、颜、柳也是“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米芾是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来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还是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的比较中肯，“浩之为书，识锐于内，振华于外，有君子之器焉。”从《李岘墓志》中亦可看出徐浩书既无雄浑霸气，亦无纤弱媚俗，而是将劲力内含，平整自然，正如陈泽曾《翰林要诀》云：“季海笔在画中，力出字外，用笔也。”（《历代书法选》 48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冯班《钝吟书要》亦云：“季海筋在画中，晚年有一种渴骥奔泉之势，老极，所以熟而不俗。”此论当有《不空和尚碑》为最好佐证，但其“筋在画中”、“力出字外”等则是对徐浩书法的共同评价，尤其在此墓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张扬的书风，恰如冯班所云：“唐人尚法，用心意极精。”而徐浩此篇志文能在“用心意极精”的情景下，又收放有度，极其自然，盖为老友撰书墓志，非书诏令，故其心有思念故友之情，下笔自然而又沉着，无书诏令之毕恭毕敬，唯唯诺诺之态也。

所以，对徐浩书法的评价不能仅仅拘泥在古人的书论上，随着《陈尚仙墓志》，《李岘墓志》等新墓志的出土发现，我们就会掌握更多的事实资料，也必将对徐浩的书法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旧唐书》　后晋　沈昫　中华书局　1975

2、《新唐书》　宋　欧阳修、宋祁　中华书局　1975

3、《全唐文》　中华书局　1982

4、《金石录》　宋　赵明诚　文物出版社　1982

5、《集古录跋尾》　宋　欧阳修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6、《金石萃编》　清　王昶　中国书店　1985

7、《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8、《中国书法史》（隋唐卷）　朱关田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9、《中国书法》　2004年第3期

10、《碑林集刊》（十）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