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意：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图腾”

大写意：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图腾”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杨晓阳访谈录

雪域

关中正午

茶有道

面壁图

酒逢知己

黄河的歌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困于心，衡于虑。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变”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杨晓阳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艺术的膜拜和虔诚使他成为当代画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 题记

　　记者：您从教几十年，请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大胆提出了“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概念的?

　　杨院长：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古代希腊、埃及、罗马、印度中国在每个繁荣稳定的历史阶段，美术的意义都与当时社会阶段的所有成就是同行同步的，并取得了无法比拟的成就。科学在不断地否定着前人，而美术的阶段性成就则永远与人类生命共存。

　　而解放以后，从50年代起，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引进苏联模式，在大规模的快速建设中破坏了一大批古文明城市。结果，从美术创作理论到实践的纵横比较中发现，我们的经济是迅速发展了，而我们的传统独特文化却在快速消亡。看看各地用钢筋水泥建起的坚固楼群，已经丧失了独有的文化特色。这样下去，我们将会长远的丧失掉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这种现状是如何造成的呢？究其表层原因，是我们城市规划的问题，而其实质则是我们文化战略和美术教育的问题。因为，美术学院在美术教育中充当了主要角色。这是中国美术现状的大背景。

　　最早在我当西安美院系主任的时候，没有过多的考虑这些问题，那时美术家崇洋媚外的气氛很浓。他们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不科学，无规律可循；而西方的艺术很科学，很系统，甚至可以触摸到，是有规可循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知识的丰富，加上自己的反复领悟，我慢慢发现，盲目地学习西方绘画艺术会使中国绘画艺术丧失自己的特色。博大精深又变幻无穷的中国绘画艺术，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美术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以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迈上了更高的台阶，全社会对美术的重视程度也愈来愈高。这个时候，人们的观念也将由原来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继而跨入到对艺术真正需求这个层面上来了。

　　记者：您在教育理论上提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请问这三个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

　　杨院长：“三大理论”是我十多年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的，是被实践证明过的。可以说，它是对当前中国美术教育有现实意义的一种提法。

　　要了解“大美术”的概念，需要掌握以下几个要点。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美术。在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眼里，凡是能看到的东西都是美术。这样，就不能把美术仅限定在国画、油画、版画等范畴之内，应该有大量的实用美术。比如，大到一个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小到一个茶杯的造型和图案等，一切都是美术。所以，我们就要为此服务。

　　过去的画家是“一切为了美术”，现在应该提倡“美术为了一切”。这实际强调了美术教育要实用化的问题。一切能看到的美术现象，美术学院都应该研究，一切社会需要的美术人才，美术学院都应该培养。“大美术”中的美术是为社会服务的，现在除了培养美术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些实用型人才，要给快速发展的经济添上另一支翅膀。 “大美术”的概念就是要打破过去的美术学院和美术家只站在象牙塔里不考虑社会需要，只顾自己赏心悦目而不为社会服务的陋习。作为一个学校，社会需求什么，美术学校就应研究什么，就要设置这样的专业，培养这样的人才，为社会发展起到美术应该起到的作用。所以，我想一切社会需要的美术，我们都要考虑，这就叫“大美术”。正因为有了“大美术”，所以才有了“大美院”；同样，只有“大美院”才能推动“大美术”的发展。

　　社会是个大课堂，历史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周秦汉唐史就是一个大学堂。所以，我们不只要向教授学习，还要向社会学习、向民间学习，这就是“大美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多办美术学校；另一方面条件较好的美院要扩大招生数量，增设专业，尽量地多培养学生，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大美术”要求不只是培养高精尖的美术专家，还要培养大量的普及型实用人才。没有普及功能，美术学院就失去了社会作用；没有美术专家，美术事业就不能跨上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认为，“大美院”是中国特色，是当代特色，和以前的美院相比，它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了。

　　然而，仅通过这个内容和形式，还不能解决中国美术教育的关键问题。通过考察比较后，我认为，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的文化经验是不同的。西方美术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支撑着美术；而中国美术从开始直到现在，它坚持以社会学为基础，是凭感觉、凭感受、凭感情、凭经验的，是“写意”的艺术。因此除了“大美术”、“大美院”之外，我还应该更要强调“大写意”。

　　“大写意”是一种精神，一种纵横观照（“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天地人合一”），一种宇宙观，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客观，而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是主观化的客观存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中国的艺术观向来都是轻“实”重“意”的，留下了许多诸如“意境”、“意象”、“意趣”、“意绪”、“意在笔先”、“意在言外”等语言和思维的结晶。《文心雕龙》中说得好，“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言明艺术思维是一种想象、一种关联，它概括出了艺术家的一种状态。如唐代的王维就是“大写意”画法的祖宗；苏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更是把形与神的重要性讲得很透彻。这就是中国人作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追求“大写意”，“意”最为重要。

　　“写意”是中国所有造型艺术的精神。但“写意”又不仅是文人画的形式，也是文人画的精神，还是中国所有造型艺术的精神——包括工笔画、宫廷画、民间画、装饰画、雕塑等。它们都是以传达“意”为主旨的，而在“形似”和“神似”之间，则更强调“神似”，并且以“神似”为最高目标。“狂放而不失内涵，随意而不失根本；轻形似而重神似，轻表真而重内真”的这种自由洒脱的状态，就是“大写意”的至高境界。

　　所以，我们从内容上讲是“大美术”，从形式上是“大美院”，从精神上讲是“大写意”。没有“大美院”，就实现不了“大美术”，而没有前两者，就提升不到更高层次的“大写意”。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他们如同一座坚固稳定的金字塔，而缺一不可。

　　美术教育这“三大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指明了当代中国美术学院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对未来中国应该培养怎样的艺术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记者：从早期的“写实”风格到后来的“写意”风格，您经过了怎样一个漫长的厉练过程？

　　杨院长：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尽早成为艺术家。由于受到崇洋媚外思想影响，认为西方艺术很系统，很科学，有普遍的规律可循；如果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就能在短期内实现自己的梦想。但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才发现以参照物来作画，这个目标很容易达到，我也曾经把人物画得像照片一样真实。但大学毕业后，我才发现这个标准只是绘画的一个初级阶段，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很多，而一生徘徊在这个阶段的人也很多，那就太平庸化了。

　　齐白石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也！”想象高于科技，绘画从基础到创作是要有一个飞跃过程的。2000年后，我艺术轨迹的发展，基本上10年为一个阶段。前10年，我主要是兼容并蓄，广泛吸收中外艺术的精华，使自己丰富起来；中间10年，我以重彩绘画为主，但西方绘画也很讲究色彩，其艺术成就不亚于中国重彩艺术。所以，我认为这样做就没有太强的中国特色了；而后10年，我主要在研究、探索水墨写意画的技法与特点。水墨画以形式高雅、内涵丰富、技法变幻无穷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魅力、最有独特性的绘画艺术。我认为中国画应该有“形、神、道、教、天”五种境界，但中国水墨目前大都仅限于因袭变体，而没有人从本质上去创新它，丰富它，意化他，推广它，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模仿古人、模仿洋人的风气其实一样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做这件事，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记者：“文明不能圈没历史，文物不能再生”。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诱发了您的收藏兴趣，听说您还要筹建一个石刻博物馆。在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考虑的？又是怎样做的呢？

　　杨院长：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我还没有明确的社会责任。只是当看到好多的文物流失了遭人破坏，感到很可惜。因为偏爱和珍惜吧，我就把他们收藏起来。母亲是一位文物工作者，受其影响加上长期的学习、研究、实践，使我对文物有了一定的鉴别、鉴赏能力。于是，我用我的画去换取散落在民间的文物。这是社会的文物，我有责任把它们保护起来，比如栓马桩、炕头狮、石马槽、门墩石、上马石、石柱、石鼓、砖雕、马车轱辘各类石刻、雕塑等。其中栓马桩、炕头狮为最多。当时我以两块多钱收藏的，到现在都能卖五百多块钱了。在我的带动下，学院的师生们都行动起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收回几千种文物了。

　　现在，其中大部分文物已收入我们学院，既美化了环境，又提高了学院的艺术韵味，也可使文物得以妥善保护。这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呀！看到这些，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初衷达到了。如今，西安美院越变越美，越来越有特色了。漫步在操场间，欣赏着各类不一而足的石刻，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然博物馆，令人嗅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氛。

　　记者：您当美院院长从事行政工作，又要搞绘画艺术创作，您是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的？有人说如果您不从政，就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说法的？

　　杨院长：这从表面上来看是耽误了不少时间，但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这样的。他们从政的同时也涉足了很多的社会实践：颜真卿是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去世的；徐悲鸿也是为了北京解放现身说法；大诗人王维也曾做过宰相。他们阅历丰富，心胸宽广，思维超前，故其生活体验也超过一般普通人，所以其艺术成就也就高于普通人。艺术源于生活，艺术源于实践，这里面有一个漫长地感悟生活、感知社会的过程。

　　其实，我随时都在观察、构思和创作，是用心在画画。实际上，功夫在画外呀！所以，当院长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深刻体验，用行政工作的经验来画画，用作画的体验来从事行政工作，它们是协调统一的。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实际上，它强调的是熟能生巧的道理。尽管我每天的工作都很忙，但我还要雷打不动地抽出至少两个小时来搞绘画创作。好的艺术作品是在工作体验中顿悟出来的，行政工作是古板严肃、有秩有序的。而工作之外的绘画又需浪漫想象与闲适的才情。实质上，它们之间是互有补给且相得益彰的。

　　记者：您是怎样想到与世界级高等艺术学府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您的做法对美院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深远意义？

　　杨院长：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对新生事物的排斥使其成为落后大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水准都得以很大的提高。在全国八大美院院长中，应该说我是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的一个。通过反复比较后，我发现中国的文化是最好的。只有通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我们才会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也只有找准路子，才不会在一个低层次上徘徊。为了提高我们美院的教学质量与整体素质，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几所大学，和他们确立合作关系，并组建了法国工作室，不定期的和他们进行艺术交流。目的是，把世界上最时尚、最前卫、最有价值的艺术吸收应用到西安美院来。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安美院相对与全国来说是比较落后封闭的，这致使大量的人才外流到东南沿海或国外。随着美院知名度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同时又采取优厚待遇等措施广纳专业精英，全国许多著名教授与知名学者都被吸引了过来。为了把“三大理论”体系付诸于实践，今年美院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该理论体系引入教材和课堂，并进行量化考核，用教学实践证明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即将来临，我院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鼓励每个教授都参展。对院内初评获奖的作品我院以一等奖5万，二等奖3万，三等奖1万的政策来鼓励艺术创作。另外，我院还拨出20万元作为本届美展获国家大奖的待备奖励金。用这些待备奖励金来鼓励大家创作的积极性。总之，我们会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来提升美院的办学档次，提高学院的艺术研究水平。

　　记者：“有市无价”和“有价无市”往往形成艺术品市场上的两个矛盾体。请问杨院长，您对这种现象是怎样看待的？

　　杨院长：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不够发达，艺术品市场也刚刚起步，所以，还存在着许多泡沫和虚假。目前人们对艺术品的收藏就像投资股票一样，还处在一个要求有经济利益回报的层面上，它还远远达不到让艺术品成为日常精神生活需求的高度。另一方面，市场上对于艺术品的评价标准也还很不成熟，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以绘画作品的尺寸大小和内容多寡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现象。

　　经济与文化是不能同步发展的，经济在飞速发展，而文化艺术却不能同步发展。即使经济突然崩溃了，而文化艺术却不会随着它的崩溃而坍塌。所以文化和经济之间是有很大的连带变动关系的。当物质生活满足后，人们对艺术的需求才会增加，艺术品才能彰显出它真正的价值。所以，艺术品的市场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记者：听说四月十七日文化部就任命您担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对此您有何感想？职位的提升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杨院长：得到这个消息，我认为这是组织对我多年来一点点成绩的肯定。非常感谢西安美院的各位同仁多年来对我的帮助与支持，更感谢新闻媒体朋友对我一如既往的关注。

　　如果说，在西安美院的从教工作是我对“三大理论”体系认知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中国国家画院更多的创作实践将是这种理论的再实践与再升华。反过来，这个实践过程又促使这个理论体系进一步走向完善，使它更趋于完美。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承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将以此为契机，将“大写意”理论体系全面地付诸于绘画实践，将中国的水墨人物画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因为艺术是大浪淘沙中沉淀的黄金，我对它的虔诚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在中国国家画院更多的创作活动中，我会以大写意的精神继续探索绘画理论，力图使中国写意绘画得以继续发展达到更高境界。

　　采访后记

　　杨晓阳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人，他的大智、大勇、大气、大度决定了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的想象力如奔腾的江河一样深远而奔放，他用艺术家的思维和创造来处理行政工作，他又用做行政工作的敏锐和经验来把握艺术实践。他对艺术追求的轨迹，其实就是“大写意”逐步形成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优秀基因深刻地烙印在他灵魂的深处，而最终成为“大写意”的精神“图腾”！

　　杨晓阳

1958年12月生于西安。1979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1983年考上研究生，1986年毕业留校。先后任国画系副主任、主任，1993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同年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主持学院全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三五人才”、第三届“国家级教学名师”、陕西省“行业领军人物”、“陕西省十大杰出新闻人物”。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全国美展总评委、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联全体委员会委员。　

近年对美术教育理论和建立中国美术学院教学体系的思考取得重大进展，强调美术教育中的中国特色和地方及个人特色。“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理论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界引起关注，是当代中国美术界广泛关注的最年轻的院长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