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棠：构筑“长安学”的历史文化依据

　对“长安学”作出确切的概念界定，并厘清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乃是构筑“长安学”，甚或打造国际化的“长安学”文化品牌，首先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中国文化的源流发展及长安古都作为周秦汉唐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来看，“长安学”就是由周公姬旦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在“丰、镐、长安”最早创建并逐步加以实施的“长安礼学”；应该说，《尚书》《诗经》以及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周礼》《仪礼》《礼记》等礼学“三礼”，就是“长安礼学”的基本元典。在周秦汉唐社会转型、文化重组的大时代背景下，“长安礼学”又不断延伸、不断拓展，以至形成了两汉时期儒家和道家长期并存，又互黜互补，以及盛唐时期多元互动、“三教同一”的文化发展格局。从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基本的原生形态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理念。所以，“长安学”就是“长安礼学”，或者说是“长安礼学”的延伸与扩展。

　　但从概念的内涵来讲，“长安学”与“长安文化”又不完全相同，它们既有相互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因为“长安文化”是一个包含长安古今文化在内的地域性的文化概念；而“长安学”所涵盖的虽然仅指周秦汉唐时期约1800多年的传统文化，但它却对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构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长安学”为传统人文主义提供的原生态文化要素主要有以下五大基本理念：

　　“明德制礼”的人伦理念

　　大家知道，伦理思想是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石。但最早关注家族或宗族伦理、并在这种血亲伦理的基础上建立“礼仪”制度、提倡礼治文明的，则是西周的周公姬旦。《尚书》中所说的“明德恤祀”、“敬天保民”，正是周公“以礼治国”、“明德立政”的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这里所谓的“明德”就是要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人伦之德；所谓“恤祀”就是要恤祀膜拜列祖列宗之义，以达“同心”、“同义”、“同德”的亲情认同。然后，再将这种义慈孝敬的亲情认同，推移到君臣关系之中，以形成臣对君王的忠义之德。周礼中这种带有早期人类血亲关系的伦理本质，正是周公奠基的，它也正是周公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孔子继承发扬了周公伦理思想，将《尚书》中仅有的两处“仁人”概念，浓缩提升为儒家思想中的“仁”这一最高范畴，并赋予它以更多更新的含义。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道理就在这里。

　　“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天下一统”，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天下一统”政治理念的提出，不但与西周礼治文明有关，而且也是周公“以礼治国”的重大举措之一。这却鲜为人知！《汉书》曾这样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是说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天下诸侯何以会统一于周天子呢？这与周公提出的“明德恤祀”、“敬天保民”的思想有关，是周公“明德”理念的必然延伸与扩展。周公在推行“礼治”文明的过程中，不但将比较原始的宗族血亲伦理推移到君臣关系之中，而且，也将其推移到天人关系之中，并同天神崇拜相结合，形成了君王就是天神之子（即天子），必须听从并行使天神命令的“天命”观念。周人又将“天命”观念与“明德”思想相结合，在其政治权力之上之外，树立起一个超越其氏族神的至高无上的天神权威，进而又将其抟铸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华夏世界文化共同体，让各个部族顶礼膜拜、俯首听命。这样，周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天下一统”的文化世界，而不像殷商那样，仅仅是一个与他人他方有着经贸往来的“大邑”。从此，历史朝代的嬗递与诸侯分封，也就转变为天命的交替和华夏文化秩序的延伸，转变为华夏文化与各种地域文化的交流接触。这样，一个层级式的华夏文化世界也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儒道并存”的思想理念

　　儒家和道家既并存，又互补，是贯穿两汉文化始终的一条主线。到了唐代，虽然其文化格局，因佛教的传入而转变为三元互动的“三教同一”，但儒道互补的思想理念仍然支配着佛教学说的中国化发展。这是因为儒家和道家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分别从“长安礼学”的《周礼》和《周易》中，吸取营养，并在新的形势下，分别将其不同的原生形态的文化理念，进行了重新组合与发展。

　　如果说儒家将《周礼》文化中有关人道伦理的思想，作出新的阐发，形成孔子“仁者人也”的“仁学”；那么，道家则把《周易》文化中有关天道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新的发挥，构成老子“道法自然”的“老学”。由于这两种思想学说，基本反映了中国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特点，也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且又极其分散的小农经济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所以，他们分别从天道自然和人道伦理两个方面，既互相激荡又互相补充，遂使两汉乃至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儒道互补或儒释道交融汇流的多元特征。应当说，这是“长安学”或“长安礼学”对中国传统人文主义作出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天人相胜”的生存理念

　　在天人关系方面，“天人合一”的思想乃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优势所在。周公为了推行礼治文明，曾以“天命”观念来召唤“兆民”，凝聚力量。但在社会实践中，由于东方各国的叛乱及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遂使其逐步认识到“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天帝也并不顺从人愿，以至于逐步丧失崇拜天命的信念，而发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感叹。可见周人对于天的认识，已经从人格化的天转变为真正的自然性的天了。

　　道家正是在这种自然性的天的基础上，提出了“万物自化”、“道法自然”，圣人只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的“天人合一”的学说；儒家也从“格物修身”的角度提出各种不同的“天人合一”思想；荀子则强调“人定胜天”；真正将“天人合一”思想恰当表达的则是唐代的刘禹锡。当时围绕着社会变革，展开了一场“天人之辩”的大讨论，刘禹锡在其《天论》（中篇）里明确提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交相胜论”，意思是说，有些地方人可以胜天，但在有些地方天却可以胜人，人绝对不能苛求于天，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蛮干。即使在今天，这些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增进环保意识，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天人并生”，提供了思想根据。

　　“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民本和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商。《尚书·商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些都是从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角度来谈的。而真正从有利民生、减轻人民负担的角度出发，并将“以人为本”四字连提者，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在《贞观政要·务政》篇中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妄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已自励耳。”可见，“以人为本”的关键就在于关注衣食民生，减轻人民负担，节制统治者的过盛欲求，真正做到“安人宁国”，让老百姓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作为封建君王，唐太宗不但提出而且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施政纲要加以实践，实属难能可贵、可赞可叹！

　　“长安学”或“长安礼学”实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或者说，就是它的初级阶段或早期阶段。如果说，“宋明理学”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全面整合提供了理论根据，那么，“长安礼学”则为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相对于“宋明理学”而言，“长安学”或“长安礼学”虽然在文明发展的程度和层次上比较低微不足，但其文化内涵却是非常丰富的，积聚的可用资源也相当深厚，而且更有旺盛的发展潜能与活力。由此可见，“长安学”的构建很有必要，它对于进一步弘扬人文传统、开掘文化资源、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现代人文主义的重组重建，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