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路遥
说路遥,原因有三。其一,路遥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之一,承继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与真谛;其二,路遥创作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随笔,我大多认真拜读过;其三,路遥的作品与人格相一致,令人景仰。
路遥七岁时便过继给了伯父,这在他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撞击,觉得父亲“出卖”了他,尽管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但他渴求知识与改变命运的热切期望战胜了对亲人的思念之痛,也让他永生不忘。他年幼时只有在冬季才能穿上鞋,好多年没穿过一条新裤子,上学时别的孩子戏闹,他却得远远躲开,因为裤子是破的。他上中学时,借来的“两斗黑豆”成为他的学费,“三等”饭菜是他惟一的选择。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物质的困厄,激发了他天赋的想象才华,同时又使他陷于自卑与孤独之中。而真正的孤独是无法向人诉说的,也是别人难以体会的。陕北农民的纯朴、勤劳与善良更深深地影响着他。苦难的生活过早地使他成熟并坚强起来。他把底层经受的严酷磨砺转化成了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乃至有了“残忍”的劲头。虽然他出生在陕北清涧县王家堡这一贫瘠的小山村,但他的文学志向宏大而高远,他要以生命之力构建理想的艺术大厦。
路遥是位真诚的作家。他的《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气势和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了当代西北城乡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成功塑造了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把典型和真实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气而深邃。这源于他主体的真诚投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也是他的作品百读不厌、赢得广大读者的根本所在。
他二十几岁就和延川几位青年创办了《山花》油印小报,处女作是发表在《山花》后被《陕西文艺》刊用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他的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正面描写了文革之失误和青年良知的复苏,1980年在《当代》发表后便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他的中篇小说《人生》被《收获》推出,当年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被拍成同名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人们在记住路遥的同时,也记住了饰演高加林的周里京和饰演刘巧珍的吴玉芳。《人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它是“青春与激情”的悲剧,“高加林”是复杂而丰富的艺术典型,他身上既有“保尔”承受苦难的耐性,又有“于连”式改变命运的探求。
其后六年,当路遥远离妻女深入底层、与煤矿工人“同吃同住同挖煤”时,在窑洞里与陕北老农炕头攀谈时,在铜川、榆林和甘泉等地忍着肝痛创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举国发出了“路遥哪里去了”的格外关注。《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连播”时,无数听众打开收音机,聆听男播音员李野默“身临其境”般的陕北韵语,仿佛进入《平凡的世界》里,与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田润叶、金波、金秀、润生、郝红梅、田福堂、乔伯年等书中人物同“呼吸”、共“悲欢”。分享着路遥呕心沥血打造的“艺术人生”,琢磨着路遥长篇小说的深刻内涵和艺术魅力。
《平凡的世界》荣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当之无愧,路遥在颁奖仪式上的讲话《生活之树万古长青》也发人深省:“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路遥是“一面镜子”,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参照。
路遥病重在西京医院治疗期间,原陕西省省长白清才转告路遥,“找一个省长并不难,出一个名作家却是很不容易的”,这不禁使我想起有篇文章曾记载,当年著名作家丁玲等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把地委领导“凉”在一边,“只顾着和路遥说话”的趣闻。
路遥离开我们16年了,离开了他眷恋的黄土地,离开了他酷爱的文学事业,人们却依然铭记着他,怀念着他。前不久新浪网“读者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的调查显示,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仍以高票位居前列。《平凡的世界》迄今持续常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奇观。
路遥的人生从时间上算是短暂的,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惋惜与悲伤,但他“为人生而艺术”、颇得现实主义文学的真传,将心血凝成的巨著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树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碑,灿烂辉煌,大道通天,生命的质量很高,又令人欣慰。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路遥没有死,他也不会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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