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牧之：父亲的信

我奶奶是少陵原上南留村老学究胡汉章的大女儿，名俊卿，1900年生。我奶奶小时候读过几天书，她能把珠算口诀背得一字不差，但不会打算盘；《三字经》、《女儿经》，她背得滚瓜烂熟，实际上却是一知半解，就是她理解的，也不一定执行。“养儿不教父之过，女儿不贤娘的错”是她的口头禅，可是对我的大伯、父亲、叔父、姑姑们，她都是娇生惯养。

我爷爷刘士杰（1899--1965）字伟卿，自幼在私塾读《四书》、《五经》，以后由长安单级师范学校毕业，解放前曾任小学教师，教私塾的时间较长。解放后，爷爷还担任村上的扫盲教师和冬学教师。

我父亲三、四岁的时候，爷爷就教他背古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父亲临去世时仍记忆犹新。

我爷爷在莎镇财神庙教私塾时，我父亲有五、六岁，就跟随其他乡邻子弟一起上学。日常除了念《三字经》、《百家姓》之外，爷爷还教他们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和李笠翁的《韵对典考》。《韵对典考》是按平水韵分类，每韵是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以至十字对。如一东韵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飞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这本读物虽然艰深难懂，用典较多，但有小字注解，读起来朗朗上口，趣味横生，仍不失为一本学习旧体诗词的基础读物，父亲最为喜欢。

《治家格言》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教材，其中渗透了不少的封建道德观念，也有一些内容在今天仍有积极的一面。如“勿饮过量之酒，勿贪意外之财”，父亲一直铭记在心，身体力行。

1957年，我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在一起生活的我母亲、姐姐和大哥（我大哥当时还不满周岁）回到原籍莎镇，支援农业（——拖家带口的妇女岂能支援农业？实际上是国家为减少城市人口的一种措施）。我父亲独自一人留在咸阳国棉一厂工作。一天，父亲收到了我爷爷的来信，爷爷批评他“不关心骨肉同胞”，并引用《治家格言》中的一句话，“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但是没有提“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这一句。我父亲想来想去，始终摸不着头脑，觉得自己并没有对不起弟弟、妹妹们之处。父亲想，每次回家，妻子都要提醒我不要忘记给弟妹们买点儿东西；三弟的那几个儿子出生后，身子底下的油布都是我给买下的。就连妹妹的嫁妆，也都是我精心购买的，其中几件在当时还算得上是高档次的。因此，我父亲认定我爷爷冤枉他了。

更何况，我父亲认为，“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这句话本来就是错误的！

父亲在给我爷爷的回信中说：“谁的话都可以听，谁的话都可以不听。谁的话对，就照谁的话去办。”父亲最后还将了爷爷他老人家一军，“你不是也经常听我妈妈的话吗？”

信写好后，父亲又给我母亲写了一封，装在一起。信封上的收信人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巩育霞收。

我爷爷在家，天天盼我父亲的回信。每天早上，他都对我奶奶说：“咋还不见光汉回信呢？”

这天，我母亲刚好收到了我父亲的信，还没来得及转给我爷爷，一听此话，就连忙取信交给我爷爷。我爷爷一边看信，一边往自己的房间走去。爷爷把信念给我奶奶听。奶奶一直没吭声，等他念完了，这才批评他道：“我不让你那样写，你非要听他们的话，你硬把那话写上了，看你将来怎样见娃的面呢！”

后来，我大伯、叔父和姑姑还为这件事在爷爷的房中互相埋怨了一通。

从此以后，我爷爷、奶奶在家庭事务上，再也不偏听偏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