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谈文学创作

作家何群仓谈到文学创作形式，特别强调了创作时应该齐头并进（即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等），还是按己身所长应有侧重，有的放矢，一枝独秀，建立作者本身特色，在文坛有一席之地，在写作之前要认真阅读小说梗概等工具书，否则就杂乱无章，写不好小说。这一提议引发了激烈争论，也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全新思路和明晰的创作方法及飙升个人知名度的捷径。而值得议论的却是这个问题本身。作为一个创作者应广泛涉猎并尝试多种文学题材的创作，而不拘泥于传统或失于偏颇。治学态度要严谨，多出精品少出糟粕，立一家之言，不流于空泛，不苟同于潮流，蹊径独辟，发惊人之妙论，不随声附和，这才能拨乌云而见青天，喷薄欲发，脱颖而出。关于小说概论等工具书，固然重要，固然要参考，都要等到文学积淀与社会阅历广博而厚积薄发。

《红楼梦》是明清小说乃至中国古典小说的丰碑，曹雪芹半部《石头记》令多少天下文人墨客望洋兴叹，似残璧断玉，如月缺花残，后来幸遇鬼斧神工的文学巨匠高鄂才得以缝合。曹雪芹积中华五千年瑰丽文化而一泻如瀑，一鸣似春雷，引发政界，文坛地震，一度成为禁书。曹氏却也谦逊的写道，“满纸荒唐言”，这与当今某些作家动辄鸿篇巨制，忽而著作等身。美其名曰：高产；堂而皇之：商品。曹氏于数量和金钱方面却只好望其项背，局促不安，寒酸无奈了。想必曹氏写红楼之前也未必读小说概论，却有数以万计的红学家研讨其梗概及框架，也有不少名作脱胎于《红》书。有如大陆的巴金《家》《春》《秋》，隔海而居的林雨堂，《京华烟云》以及而今人气正旺，如日中天的贾平凹《废都》，这也许算曹氏嫡传的弟子吧。文坛中唯钱中书之《围城》中西结合，曲高韵雅，立一家之言，高屋见瓴，作永世之师；柳青《创业史》开中国现代文学之先河，反朴归真，堪称现代文坛先驱。故此文学的创作积淀要广博，应厚重，至于是否、会否兑现成经济价值，却未必成为创作着所太强求或坐卧不安的事。自古文人是要耐的寂寞和安贫乐道的。这一点或许与当今的文学观和商品经济相去甚远，不随潮流，甚至有人说不和时宜了，正如生前贫穷潦倒的曹雪芹和拮据而颠的凡高远不及当今的艺术家幸运，这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思想体制改革罢。

迩今，高居庙堂之人唐而皇之，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装点门楣，著书立说，留墨迹丹青于世，不可不谓壮哉！恰似名人书法和书法名人的区别。从昔日名家立传和今日的名人出书一样，鱼龙混杂，全无治学考证之必要，概失艺术之水准。浑然为金钱所操纵，懵懂中被淘金思潮所驾驭，误导来者，遗祸青年，痛莫大焉！好的评论家为文坛或艺术界之喉舌，有感而发，成一家之言，语惊四座，妙语连珠，虽然附庸或曰寄生于艺术家，成为一种职业，其文字性的东西曰“评论”，此中有卓约绝伦的美言妙论者尊为家，一旦成“家”，则高高凌驾于艺术家之上，一夜间拥有点石成金之术或“罢黜百家”之能，譬如鉴赏家，一般，名家题款，假足可以乱真，试想乾隆爷三希堂里所藏黄公望之赝品，又有哪位臣子敢说不是真迹呢？故而评论家可畏，鉴赏家可谓，中国艺术就岌岌可危了。在当今社会文明中，口诛笔伐在世故和鄙俗的森严壁垒面前是何等的无助和可笑；懦弱和无济于事。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集体艺术群体才可曰繁荣，美与丑，善与恶，优与略应该并存，只有这样方可有对比，有鉴别的尺码。这或许与老子《道德经》所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察”相得益彰，东施与西施共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是象屈原氏独发“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悲叹了。应以道家思想来治理文学，来经营艺术，来传承文明，文学也罢，艺术也罢，由少数人创造去教化熏陶多数人，有如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毛泽东。优秀的艺术是进经得起岁月的筛选的，其价值就不能等同而论了。比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三国演义》的政治价值和《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就各有千秋了。正如曹雪芹，巴金，林语堂，钱钟书虽然都有名作传世；苏轼辛弃疾虽名曰豪放派词人，骨子里却也脱不了文人的模子；而帝王气魄，皇家风范的文人《大风歌》的著者高祖刘邦，《鬼虽寿》《观沧海》《短歌行》著者曹操，《沁元春、雪》《水调歌头、游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矛盾论统一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不朽之作的著者伟人毛泽东则非风花雪月，阳春白雪之境界了。因此文学和艺术，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会有时代制肘或思想深度，艺术造诣的局限性，这才使珠玉并存，金瓷同在，青山绿水，鸡鸣炊烟，善恶、美陋毗邻而居，好一个繁荣清明祥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