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个业余作者的足迹与心迹--董颖夫《沣浪集》序（邢小利）

当年，董颖夫与陈忠实一样，同是业余作者，工农兵业余作者。不同的是，陈忠实后来从业余作者变成了专业作家，并在专业作家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成就辉煌，终于成为一代业余作者成功的代表和专业作家的典型。而董颖夫，当年在业余创作中成绩表现还很突出，某些方面与陈忠实相比，不仅不差，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因为没有进入体制内，生活没有保障，他必须为生存而思谋而拼搏，文学创作方面缺乏更进一步的深造和自我更新的机会，于是从文学创造的业余队伍中逐渐退出，为了生活，进入商海，成为当年千千万万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另一个代表，退潮的代表，淡出的代表。

董颖夫的这个意义，他作为一个业余作者的足迹与心迹，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当年，董颖夫从生活走向文学，他的道路选择，既是自我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工农兵业余作者”是共和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前无古人，这是共和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需要而产生的。20 世纪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有新制度，更有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而要创造这样的新世界，关键是要靠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来创造，所以，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培养“新人”就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任务。1958 年 7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了毛泽东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是陈伯达在毛泽东于当年二三月间与他一次谈话的启发下写的一篇文章，是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对当时社会和当时的人提出的一个理论概括和理想要求。在建设“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中，文学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创作文学的作家更显得极其重要。作家的创作，不仅要求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要塑造“新英雄人物”。什么样的作家才能担当此任呢？旧文人不行，旧知识分子也不行，理想的作家当然是工农兵作家，即“自己的作家”。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1942 年 10 月 3 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康生写的“代社论”，题目是《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号召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工农同志写文章，还号召文艺家要做“理发员”，替工农同志修改文章，提高工农写作水平。《解放日报》为此特辟“大众写作”一栏，经常发表工农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新时代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更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195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出席会议的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外，还有一部分作家以及新疆、内蒙、延边等地区的某些民族作家和各省、市文艺工作负责人。在这个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推进事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一切应当是有计划的，有远见的。”茅盾强调说，在这次会议上，希望大家着重讨论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是“培养青年作家”（另一个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他说，“大家都已熟知，加强培养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们发展文学事业的日程表上最迫切的问题了”。他检讨说，在中国作家协会，“过去我们对这两项工作，注意得很不够”，然后着重强调，“今后必须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第 2 页 ] 在建立“全新的社会”过程中，毛泽东也常常感叹缺乏自己的“知识分子”。1966 年 10 月 1 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1967 年 5 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同前，第 89 页）1968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接收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对他们进行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同前，第 169 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历史任务。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兵作家”不仅应运而生，而且倍受重视，受到党和政府以及作协这样的组织关心、培养、扶持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在种种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共和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兵作家”。陈忠实是其中一员，董颖夫也是其中的一员。

董颖夫 1949 年 12 月出生，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是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马王村人，沣河岸边人，后来就以沣浪作为笔名。陈忠实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读了课本中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课文，受到启迪而爱上了文学，董颖夫也是在十四五岁上初中时，学习了《梁生宝买稻种》课文，深为所迷，做起了文学梦。乡村少年董颖夫由于同梁生宝有着同样的生活境遇，他被梁生宝的所作所为及其精神所感动，由此也迷上了《创业史》，柳青也成了他终身崇拜的对象。“文革”开始，在烧毁“封、资、修”书籍的狂潮中，董颖夫外地的一个亲戚从要被烧毁的书籍中偷偷拿了几十部文艺作品藏在乡下，董颖夫如获至宝，一部一部挨着读，如此读了数十部，还作了不少读书笔记。所读书有：《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喜鹊登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毁灭》《母亲》《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另外，像毛泽东诗词、革命样板戏剧本等，也是烂熟于心。这些书，差不多也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而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书。这些书，特别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喜鹊登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毁灭》这些作品，以及毛泽东诗词、革命样板戏剧本等，基本上是董颖夫这一代工农兵业余作者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文学启蒙作品，构成了一代工农兵业余作者关于文学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资源，培育了他们的文学理想，塑造了他们的文学想象力，某种意义上，也铸造了他们的精神人格。

陈忠实和董颖夫在马王沣西小学合影

1967 年，董颖夫从沣西中学初中毕业，返乡务农。在人民公社的农村，年轻体弱的董颖夫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他和其他社员一样干着各种各样的农活，饱尝生活的艰辛，无暇也无力去做他的文学梦。这与陈忠实不同，陈忠实返乡后做了民请教师，相对来说，劳累少了一些，读书习作的时间多了一些。1970 年，他被派往县上重点工程大峪水库工地，开始是用架子车给大坝拉土，后来因为写了一首调子高昂的宣传诗被公社领导看中，被调入营部当了一名宣传员。“文革”后期，盛行由工农兵编故事、讲故事，董颖夫写的故事《真实的故事》，经《西安日报》编辑张月赓之手发表于 1973 年 12 月 16 日《西安日报》的“延风”副刊。张月赓原是一名地质勘探工作者，业余创作，1969 年 5 月，《西安日报》筹备复刊时，张月赓调干至报社，安排在文艺部编辑文艺副刊。陈忠实“文革”后期重新拿起笔写作就是张月赓促成的，陈忠实 1971 年 11 月 3 日在《西安日报》发表的被称为“半个艺术品”的散文《闪亮的红星》，也是张月赓约的稿。此后，董颖夫陆续有《钢锭子和刃片子》《分家》《石榴花》《出墙花》《野菊花》《上任以后》《石娃小传》《欢乐的春节》《张三老汉的心事》等数十篇小说、故事作品发表，多次获省、市、县奖励。1980 年，由于业余创作成绩突出，31  岁的董颖夫被临时选聘到县文化馆担任创作干部。可以比较的是，1973年，31 岁的陈忠实被提拔为公社副主任，由此解决了身份问题，由农民成了干部，生存问题不用发愁了，可以专心地干自己想干的事。而董颖夫固然也爱文学，他到县文化馆，固然一半是为了文学，但是另一半，也想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为仅凭写作——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写作是解决不了生存问题的。对董颖夫来说，所谓生存问题，实际上就是能进入体制之内，成为正式工，有固定的收入。但是，他在县文化馆辛苦了两年，成绩也算突出，工作问题还是未能解决。

文学是什么？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各有不同。与董颖夫可以算作同时代的人陈忠实在晚年说：“到五十岁才捅破一层纸，文学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陈忠实：《兴趣与体验——<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 序》，《陈忠实文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7 页）诗人闻频晚年说：“文学是极少数人的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爱好。”这两个人的话都是过来人的话，皆系经验之谈。“兴趣”也罢，“爱好”也罢，其意略同。但是问题正如闻频所说，文学作为“事业”，安身立命的事业，它只属于极少数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是“兴趣”也罢“爱好”也罢，都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亦即吃饭问题。文学对于董颖夫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业余作者来说，兴趣再大，爱好程度再深，都要首先考虑生存问题。生活在先，兴趣在后。

这个时候，董颖夫的家里遇到了一件大事。家贫，父母生有十个儿女，更穷更苦。为了生活，他的母亲多年来借助马王火车站的方便，卖贴饼卖红苕卖一些土产品，想方设法养家活口，因此被打成“投机倒把坏分子”；父亲不顾年迈体衰，在马王街道上摆了一个小菜摊子，用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不料遭贼半夜偷窃，可怜的老人在反抗中遇害。一个为新时代新生活放开歌喉大唱颂歌的业余作者，现实生活境遇却是如此，这在那个年代并不鲜见，因而颇具代表性。董颖夫的文学梦暂时破灭，他在父亲的亡灵前发誓：他要挣钱，要让全家体面地活着！

他把所有书籍、日记以及未完成的草稿，一摞一摞封存在书柜里，流着泪向文学梦和作家梦告别。

1982 年 10 月，董颖夫由县文化馆回到家乡建筑队。1982 年 11 月，陈忠实由灞桥区文化馆调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成为专业作家。而董颖夫，则沿着他的生活轨迹，走向了生活深处，文学创作，成为他的一个遥远的梦。董颖夫 1985 年办文化站，1989 年下海办纸厂。1993 年，他见到《白鹿原》出版后的陈忠实，陈忠实对董颖夫下海创业给予肯定，说：“颖夫啊，你有魄力，你这条路走对了。人总是要生活的！”2009 年纸厂停办后，董颖夫重操旧业搞建筑，先后担任西安市长安建筑开发集团公司副经理，西安市长安建筑开发集团西京分公司经理，陕西佳苑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陕西紫昱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曾任长安区工商联常委，副会长；任长安区人民政协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届政协委员，第十三届政协常委。

然而，虽然走了另外一条必须走的路，这条路董颖夫也越走越宽阔，但董颖夫心中那个文学梦依然存在。他在生活深处和社会底层的行走中，有了更多沉甸甸的人生体验，有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在更阑人静，在匆忙的生活旅途，他一点一滴地记下了写下了他的所感所思，所见所闻。这就是《沣浪集》里的其他文字。

《沣浪集》是董颖夫迄今文学和文字生涯的一个总结，囊括了他数十年来所写文字的大部和精华。集子分为六辑，分别为小说、故事，散文、村史、调查报告、评论，诗、词、赋，建言，剧本，儿歌，于中可见董颖夫宽广的文学志趣和文字思路，当然，这些文字也是董颖夫数十年来足迹和心迹的记录。这些作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甚至典型性，颇能反映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和长期坚持写作的业余作者写作上的一些特点。一，广泛的艺术兴趣点，这从多种艺术形式的使用上一望而知；二，广泛的生活和社会关注点，浓烈的家国情怀；三，充沛的文学激情和饱满的生活热情；四，作品接着地气，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五，形象、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语言。以上所说的特点，可从小说、故事《上任以后》《石榴花》《钢锭子和刃片子》，散文、评论《沉甸甸的谷穗》《五月的收获》《一座高峰对另一座高峰的礼赞》，诗《柳书记，我们看你来了》等作品中鲜明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业余作者的董颖夫，他的作品，他的文字，始终与时代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因而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他的短篇小说《石榴花》写新时期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当年在“四清运动”中被整的干部张志诚重新上台，面对过去整过自己的干部刘志贤的家属，他不计前嫌，以诚相待，从而化解了新的矛盾。这个主题与陈忠实 1979 年写的短篇小说《信任》极为相近。陈忠实的《信任》以后辈的恩怨矛盾以至殴斗为切入点，写一位曾经蒙冤挨整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新时期复出以后，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态度对待过去整过他的“冤家仇人”，意在化解过往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怨恨情绪，团结一心向前看。这说明，在当时，董颖夫对生活的把握不仅有自己独有的眼光，也是有深度和前瞻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董颖夫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人。一方面，不管生活的道路坎坷还是顺畅，他的文学情怀依然深厚，他对文学事业依然壮怀激烈；另一方面，文学也帮助和提升了他。文学精神使他视野更为开阔，胸怀历史天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有了异乎常人之处。为了文学和文学事业，1996 年他自费征地，修建了柳青墓园。2006 年，他联络 100 余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和建议：举办纪念著名作家柳青诞辰 90 周年活动。他先后策划了柳青广场、柳青纪念馆、柳青雕像建设，捐款和筹集了 100 余万元设立柳青文学奖。策划、发起成立了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先后任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他自筹资金，与人合作编排了大型秦腔现代剧《柳青》，该剧在全国第十一届艺术节展演。在任长安区政协委员的二十多年间，他先后策划编辑了《民营企业家专辑》《创业者风采》《长安百村》（4 部）《老长安》（3 部）《柳青在长安》《辛亥革命与长安》《纪念朱子桥专辑》等文史丛书。为纪念柳青诞辰 100 周年，他任主编之一，编辑出版了《柳青评论文集》《柳青纪念文集》。一路走来，文学不离左右。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有文学的情怀和文学的修养，人的境界提高，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一般，认识也不同一般。因此，董颖夫当政协委员，就不是一般地混个名，举个手，他写提案和调查报告，有现实针对性，也有历史眼光，有高度，有文学的准确和生动，因之，他提交提案和调查报告 110 余份，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被区委区政府采纳。这些，我们从《沣浪集》“建言”一辑中，既可以看出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所在，也可以看出文学精神在其中的渗透。

我认识董颖夫，大约在 2000 年前后，迄今已近二十年。初次见他，他正值盛年，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性格热情、爽朗、直快，说话带有乡土生活的朴实和生动，发言语言形象生动、感染力强，有逻辑，有个性，也很有水平。这种性格让人喜欢，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后来的一二十年里，我们合作过不少事，他有原则，也有宽厚、包容、礼让，言而有信，行必有果，吃亏在前，利益在后，让人敬重；他看问题从大局出发，从事情本身的需要和发展出发，不拘泥，也不苟且。总之，他是一位可信赖的合作者，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做事的人。读他《沣浪集》中的作品，可以让人更进一步了解他，理解他。《沣浪集》，是董颖夫数十年足迹和心迹的充分展示。

是为序。

作者

邢小利，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陕西长安人。现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代表作品有：《陈忠实传》《陈忠实画传》《陈忠实年谱》《柳青年谱》《种豆南山》等；著有文艺评论集《长安夜雨》《文学与文坛的边上》《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散文随笔集《回家的路有多远》《种豆南山》《义无再辱》《长路风语》，中短篇小说集《捕风的网》，以及《陕西文学大事记1936-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