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渊平：想起父亲，我有点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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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四十六岁了，和我现在同等年龄，这个在旧社会给人扛了十几年活的关中汉子，赶上解放上了门，才结束了三十七岁的光棍生活。这年，母亲已守寡十年。

父亲弟兄五个，没一个人成家，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抓壮丁，支公差，死的死，病的病，只有父亲叔父老三老四长得精壮些。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民国，为了糊口度日，二人结伴靠彻年给临方大圆的庄户人家打胡基、垒土墙、盘炕、盘锅头过活。我儿时跑在泥糊的街巷唱的歌谣就有：“海（儿）老三，田（娃）老四（父亲叔父小名），打胡基，供木子，盘烧炕，垒墙堤，打虎还要亲兄弟”。“一把灰，两锨土，二十四锤不离手，肩着石锤到处走……”

这些歌谣虽不大合辄押韵，却生动的唱出了父亲叔父在方圆乡村的苦焦生活。

把夯土坯叫打胡基，我没有考证，想必不会是历史上胡人入侵关中的引进吧。这种土活，我幼时去地头给父亲送饭时亲眼看见，它究竟有多繁重，反正在上世纪那一年四季众多牛马般负重的劳动中，惟有打胡基是庄稼汉们最不愿干，也是生产队长最派不出去的活路。我们大队农场有次派一个受管制的男教师干这活，教师不干，农场主任说：“你身强力壮，有啥干不成的？”教师顶了一句：“哪你让我生娃我也干么！” 中国农业至今没有出力轻重的计量方式，这种活的程序是：先一天担水，把地面泼湿，土墒渗到，第二天不等天亮，一人挑两大笼草木灰，一人扛着石锤和木子，支在地头一块方正的青石上，就叮叮哐哐干开了。供土提锤两个人须紧张配合，除了吃两顿饭，谁也没有歇息的功夫。供方挖土、拣渣、捣碎、放木子、撒灰、装土，环环相扣，提锤的人跳上去踩实虚土，双脚抹边，轻重砸二十四下，弯腰扶起搬走垒成摞子，步步相连。五百页一摞，一气子从一大早干到半下午，一摞胡基就起来了。咂着旱烟绕一圈，看看稳定与否和顺风走向，放下烟锅，又开始锤打。赶天黑挑灯时分，村子上空被炊烟笼罩了，第二摞也就打起来了。记工员指点着数够页数，一天十分工才给记在账上。周而复始一年，才挣来一家大小的口粮。

长年重体力劳动，父亲的胳膊和腿肚子青筋暴凸，像蚯蚓黄鳝纵横爬满，看着特别吓人。

2

从记事到父亲去世的十几年里，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管粗细粮能吃饱肚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亲长年累月的下苦和能行。父亲是上门汉，本来在队里就不气长，经常受到户族的排挤和歧视，六四年家里又补定了个富农成份，政治高压总要找个出口，加之又生了我姐弟三个，父亲就默默的承受着体力的重荷，生产队的所有重活，诸如扶犁耙耢挖旮旯，上山砍柴割扫帚，起牲口圈，窑上背砖，割谷捞稻子，农忙时一一干遍，忙天一过，又积年累月的打胡基。父亲一年最盼的是下连阴雨，不管下几天几夜，他都一觉连一觉的睡在炕上，间歇处取出那架独腿眼镜，用他上过三个月识字班的文化，一字一板的躺着看古书。屋檐的雨水织网积潭，也贫弱地积攒着他新一轮的气力。父亲夸起新社会只有一句话：“终归不抓兵躲壮丁了么。”当然还有热炕头上生长的儿女。

父亲对先房的哥哥胜过亲生，从十岁养起，爷儿两个相处几十年，从来没有红过脸，哥哥青少年体质弱些，父母一门心思供给他上学，尽量不让他染指农活，两姓组合的家庭，亲情间没一点缝隙。

庄稼活七十二行，没有难倒父亲的，庄户人说溜嘴的技术活，他都干得特好：提笼撒籽，扬场摞积子，套车拉运，套种间作，务瓜畜牧，出门看天色，抓籽观成色……。也正是他天生的能干和聪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才少了许多成长的苦难。母亲说：“你伯是一面挡风的墙，有人家在，咱娘儿几个不会吃亏，58年上山割扫帚，只走了半月天气，咱一家人就受人欺负，排队食堂净打了些稀汤，把你们饿得个个口舌生疮。”

我的出生是父亲中年得子，父亲让我姐弟三个把未成过家的叔父叫爸，把他叫伯，并把大姐自小交叔父养活，后来费劲巴力把我的户口也迁了过去，这样既对叔父是一个慰籍，也是给王家留下个根苗。也正是这一点过人的见识。在唯成份论的年代，才打通了我们的前途。姐姐靠超常吃苦成了教师，我曲曲折折的当了干部。父亲对我的怜爱，是用肩扛背驮弯腰掘泉引出的一条长河，而我竟无点滴相报，这成为我一生无以名状的愧疚和遗憾。每当夜深人静，灯下冥思或临窗远望着终南山，我的心就和笔头一样沉重，他平凡而苦难的一生，使我屡次参悟生命的短促和无奈中，惟其爱是无法偿还报答的。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两顶棉帽子起始的，那年月，我父子一人戴一顶布制棉帽，我架在父亲脖子上，冷风一起，放下棉扇系在下巴，一热，再拎上去，在街巷人群里惹来许多羡慕和赞叹来，连十里外的集日，父亲也架着我不轻易放下，他打胡基认识的人家太多，集上许多卖吃喝的就招呼着递给我吃食，还夸我长得心疼英气：“简直是三叔的缩小么”。我在上面，听见笑声，根本不懂父亲的得意，只被他一走一颠的，穿过衣着臃肿的人群。王曲桥头有一个中年人卖腊汁肉认不得秤，父亲就把我放在车辕上，帮那人卖肉，并不时撕上一块塞进我嘴里，卖完了，那人又用麻纸包了一块给我放在帽壳，那是我吃得最饱最香的一顿肉了，一直香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夸得人多了，母亲一次笑着说我长得啥都合眼，就是耳朵小了，父亲回了一句：“猪的耳朵倒大，却是要挨刀子的。”

一天我正在院子玩着，大街上起了哄，跑出去一看，五十多岁的父亲正和一个叫何俊山青年人比摔跤。何俊山身体正强壮着，又高出父亲半头，二人怎么就说高了，都放下井台水桶，在众人的喊声中踩开了场子，打胡基出身的父亲手脚非常干净利落，不等挨身，连续两次就把何俊山摔倒在地上，乡党的喝采声让他伤了面子，不等准备好，一头就扑了过来，父亲笑着拦住他说：“算了，反正是耍，我让你个腰吧。”说完转身让何俊山抱起后腰，才摔倒了。

儿时，感觉最香的，是父亲塞进我被窝的那半碗面条和一方锅盔，缺粮的年月里也缺柴烧，家里仅有的几升白面，在父亲上山砍柴时，母亲才擀面片子下给半夜起来的父亲，再烙一方锅盔作干粮挂在扁担上。每次，父亲都舍不得把面吃完，让母亲叫醒我吃干净，才挑起扁担出门。怕天长挨饿，熬灯油，我们都睡得很早，一听见父亲打柴回来，专门操心吃的我就醒了，伸出光胳膊接住父亲省下的锅盔，一口一口嚼完才进入梦乡。至于父亲要上几道山梁砍柴，背桩子跑几十里山路，跋倒坡手脚并用和野兽周旋，葛藤勒腰御寒，泉水浇渴充饥，那是甜梦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有年冬天，父亲去抱龙峪深山割扫帚时，一闪身从悬崖上摔了下去，昏迷了两天后，同去的人用布腰带挽成绳才把他吊上来，躺在茅庵用土法子治疗，灌几口米汤就听天由命了，口信传回来，叔父皮绳往肩上一搭，二话没说就往山里赶，扶起头肿脸胀，一身伤痕的哥哥，百步十步一歇，硬是把他背了回来。庄稼人命贱，没医没药，父亲在土炕上睡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了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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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在中国终将是一段奇丑的历史，每一个老百姓几乎都深受其害。六九年十一月一天，村南的代号112工厂放了一场中共九大记录影片，看完电影第二天，大字不识一个的叔父端着饭碗在门前吃饭，突然说了句：“林彪，我看毛主席要着出这人的标来”。

说者光图嘴受活，听者却有心。早就觊觎我家两间房产的本家四婆和隔壁光棍瞎子老王合谋，把叔父的反动言论报告给了驻队的军宣队领导。几场批判会开得他签字画押，丢了房产后，突然失踪了。

冰天雪地，父亲丢了和他十几年结伴扛活、手足情深的四弟，也倾塌了我和大姐过继收养的靠山，他牵着姐姐顶着风雪，找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崖谷、树林、茅庵、大口井，每天回来，往前院一蹲，哭喊一声：“兄弟啊！你让哥提住裤子寻不着腰了么”，然后用头狠劲咚咚的撞墙。一时间，全家老小像起了灵柩，一片哭声。

一个冬季，家人和亲戚使尽了所有民间的办法，请巫婆耍神、抽签算卦，对着炕门洞呼喊，一一不能见效，都打算准备后事了，父亲还不甘心，后来终于在七八里外的北斗角村一间牲口草料房里，找到了头发胡子已有一寸多长的兄弟。给他在子午镇剃头刮了脸，连夜晚领了回来。第二年开春，父亲回他老家庙背后住了一晚，第二天趁早饭时分，在街上挽袖磨掌，把邻家瞎子老王弟兄两个叮咚两下摔倒，狠狠揍了一顿后，夹袄往肩上一搭，一句大话没说，大步流星走出街巷。那天，在幼小的我眼里，一身正气出手利落的父亲，简直是个英雄。

在生产队，一些人十几年欺生不成，明里犟不过他，就暗地里合伙攻击陷害他，他们向军宣队提意见，要定父亲个富农分子，父亲知道后，那天领着我找到驻队军代表房子，解衣亮出背上伤疤多处，诉说了他年轻时翻墙逃壮丁，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的经历。几天后，军宣队在社员大会上讲：刘家是富农没错，王守纯却是个贫贫的贫农，提意见的人以后不要再翻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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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的超负荷劳作，随着年岁的增加，父亲已经显现出多种病症，胃疼后面紧接着是失聪。五十多岁后，他只能吃母亲擀的面条，每次要煮得烂熟。文革开始那年，父亲被指派到大队的窑场背砖。砖厂一年四季吃的是冷而生硬的大米饭，胃根本承受不了，他就用蓖麻叶和布兜包好给我们拿回来，那些天，我们姊妹夜里硬是不瞌睡，等着加餐他“省下”的美食后，推开碗进入梦乡。

放了学，我和伙伴们黄昏在场间捉迷藏，有几次从麦秸垛钻出，看见父亲蹲在积子拐角，双手抱头痛苦地吐出一滩酸水，我们就捂鼻子，扮着鬼脸逃开，在家里，每看见他用手攥住胸口的表情，我就慌忙转过脸去。

记得父母吵嘴是由双方先后失聪开始的。耳聋了，再精明的人都走神，他们就用眼睛译话，家务事太杂乱，每每就词不达意，愈不便勾通，疑心就越重，脾气也就坏得不行，有时正吃饭着，碗筷就摔了出去，父亲总怀疑母亲骂他，怀疑释疑的次数一多，双方就更没了耐性。每次一吵起来，我们姊妹就从中劝父亲，说他听错了，慢慢的再解释就哄不过去了，因为父亲从眼神能看出母亲骂他的口型。自此，家庭和谐的气氛被耳聋打破了。后来，逐渐升级到天长日久的愤愤，一生好强的父亲，在我们的躲避中被孤立了。

在上了中学的我心中，农民父亲是不应该有，也不可能有思想的，他的愿望一经那缺牙和落满胡须的嘴里说出，就觉得过时和可笑，我们的许多做法也就全然不考虑他的心情好坏。

锅头连炕的大炮跟儿，是父亲的王位，一顿饭熟了，母亲先给父亲舀一老碗，然后依次是我、姐姐，最后剩下稀汤，母亲给自已舀上，泡几页干黑馍片，或是铲些锅底将就吃了。父亲靠在尊位，这种按体力劳动形成的习惯雷打不动，也日渐养成了父亲的坏脾气，不满意了，就对母亲发火训斥，扔筷子摔碗，这在中国农村太普遍，可谁也没有深纠这种夫权思想会带来什么后果。小则日常生活对家人心理形成压抑，对家务事的武断草率，大则对子女婚姻的强行作主，更为可怕的是一到老年，自个不敢生病，一旦身体垮了，就让生活在一块的亲人产生本能的报复，你刚强么，能行么，怎么就说不行就不行了！加之没有任何医疗和生活保障，你存在于生活中的只有生冷憎倔，像一堵坍塌的老墙，成为家人的累赘。而有公职的老人就不然，贫穷使乡村生活非常现实，村子一个退休干部病得动不了了，久病无孝子，儿子，儿媳都不耐烦了，母亲就劝说“你们把那死鬼照看好些，他就比喂一头猪强，喂一头猪你也不一定能卖个好价钱，他咋说公家一月还给汇几百块钱呢。”

出身农民你要干活不知道省力些，年岁稍事增长，身体机能就很快丧失，力气颓减，一旦老化，在传统忠孝思想被弃之如弊履的今天，实质上你已失去了全部本钱。

头发已是长时间没剃了，父亲的光头不再亮晶，胡须如一把茅草，颧骨突出，额头皱纹深刻。一天，父亲张口给我看，说他牙齿快掉完了，咬不成东西。我看见上下牙床还有几颗，轻率的连槽牙门牙都不分，还不以为然。父亲失去了起码的咀嚼能力不说，连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两颌深陷，面容消瘦，只是两眼依然大而有神，黑色棉袄一穿，模样酷像晚年遭贬的林则徐。

劳动回来，父亲脱鞋上炕，往北面一靠，被子抻上膝盖，几个蒸红苕，一碗包谷糁，夹着浆水菜，硬是用牙床挤压着咽了。

七二年刚入冬，张村二姑又来诉苦了，鼻一把泪一把的，父亲就耍了大方：“那就把窖里的红苕给一些吧。”谁知姑姑讨了口吻后，回家拉了辆架子车，由姑夫亲自下窖，把几百斤红苕全部掏空拉走了。她岂知这也是我们全家多半年的食粮啊，为这，父亲忍看了一个多月全家人的脸色，活再累，炕栏上也只能摆一大碗包谷糁子了。

父亲因牙齿过早脱落，粗食冷饭导致胃病、双耳失聪引起失神和多疑，重体力活出汗多，饭食中要摄入大量食盐造成血压高，体力下降，脾气迅速火爆，哥哥的体弱和工作多变，也不能撑起一家的天空。中年得子的我幼小，这在七十年代的农村无异于陷入人为抖动的网罗，拚命挣扎，颓败是必然的。尤其是高血压，这个不叫病的多病之根，彻底摧垮了一个刚强父亲的体能世界，看似颜面通红，举止正常，实际上头晕目眩，六神缺主。在农村身体没有真正倒下还是全劳，生产队长照常派活，中途扶犁回家就太不正常了。也真是凶险，一生不服输的父亲，就在这样晕头躁脑中肩扛背驮着五六个日月季年。

哥哥的婚事困遭闪失解决得太迟，进城工作又解除了合同，家境每况愈下。没有一分钱看病，父亲几乎没有去过医院治病用药，农闲时节，他每打听到一个治病偏方，都是自个调治，自我感觉。讨几个猪苦胆，里面装些绿豆，在廊柱上吊几天，再剥开龇牙咧嘴吃了；水田里捉几只青蛙，用剪刀剪下双腿，裹着蓖麻叶生吞活剥，仰头强行咽下；泡银杏树叶子喝，撅水芹菜渥浆水，几乎把精成遍了。症状稍有减轻，就撑着身子下地去了。越是没用，越是焦躁，身子越是消薄，越受不下人的话，农活实在干不动了，他就拄着棍去田野拔猪草，扫树叶子当柴烧，病症一来，随便坐在田坎台阶，太阳穴的血管暴得老高，光头黑红，眼珠象喝醉了酒，涎水滴得老长。情绪也控制不了，有时笑着笑着就哭了，有时正答话着突然就哼一声笑了，一笑就收不住，声音象鼓风机停了电那种，拉得很长，最终却是哭了。久日久之，情感也变得脆弱起来，这年月，大嫂奶养了一个女孩，怜爱之心使这小孩几乎成了父亲的精神寄托，城里娃细眉细眼，哭笑也细密，看护中也就打发着父亲的孤寂，三年后还给了人家父母，他无法阻挡，就整夜整夜在后屋叫：“娟娟，娟娟……”声之凄凉、悲苦，像夜半林子里孤愤的狼嚎。

体力和威望同步丧失，举止言语日渐缓慢，嘴把饭菜收揽不住，身上也脏兮兮的有了气味，随着病症的加重，神志恍忽，喜怒无常，他还失去了热炕墙根的尊位，被一面土墙隔在了后檐屋子，吃饭从一个小方孔往过递，也不知是有意无意，碗碟经常就被他打碎了。从来不受人话不看人脸的父亲，短短几年就被高悬的血压，折磨得不成样子，沉默代替了暴躁，一张口就是无声而失控的哭笑，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废人。

七四年我中考不中，羞于见人，回到家里一连啼哭了两天，这天上午我抹泪从三队来到父亲身边，一直糊涂着的他忽然清醒，从后檐屋里拿了两个担笼，让我扶他去地里拨猪草去，父子俩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田埂的草，像绿色的火苗燃得正旺，到了地头，父亲颤威威看了我一阵，挣着说了一句：“这对你是一个打击”。目光里没有丝毫抱怨，这使我一霎时泪如雨下，我自知他把教训错用成了“打击”，可这却是父亲一生说给儿子最深刻又最无奈的一句话啊！，艳阳下，病父幼子站在半人高的玉米地头喘息着。

5

打十岁起，我随大姐也过继给了叔父，初中毕业自然回生产队当了农民，繁重的农活把日子填满了，一年后，我又去了水利工地，想着脱离农业社有个所谓前途。为了避嫌我很少去出生成长过的“富农家庭”看望父母。年底水利工地发了全年节省下的四块钱伙食费，我用两块买了一双旧军用胶鞋，两块钱给了父亲，他拄着木棍去五里外的子午镇吃了两顿红肉煮馍，这算是我平生惟一一次孝心的着落。

在生产队，父亲还是作务西瓜的能手，每隔三四年，队里就派他务上几亩西瓜、甜瓜。炎夏，距村几里外，悬空的哪个A字型瓜棚，是我儿时的福地。自瓜秧出苗到清园，他都是在躁热的天气，顶着烈日，握着瓜铲蹴在瓜地。在几十度高温下，真被上了刑还难受，瓜一熟，父亲就把我带进园子先吃个肚儿圆，临走时，再给我草笼里塞几个甜瓜。他自己有时晚上回来，解开布腰带就抖出几个白亮的瓜，让我姊妹吃个饱。害病后干不成体力活，他还挣扎着务了一年瓜，我怕人提意见，只是到清园时才去了一次，父亲很生气，说我越来越瓜了，为啥不来吃瓜，说他黑水汗流挣死拌活为啥，不就是能让你姊妹吃几个瓜么。父亲抱怨完后，到地里给我摘了满满一笼甜瓜，正晌午目送我钻进了一人高的包谷地里。为了一担笼甜瓜，我风烛残年的生父，炎阳高温下培土、打尖、浇水、除虫、扇叶、采摘，又手搭凉棚张望了数月，人晒成了黑红色的耐火砖了。

父亲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作主了二姐的婚事。二姐姐夫结的是姨姨亲，姐夫在西藏当汽车兵，当初是亲戚说媒拿照片订的婚。订婚一年后，姐夫回来探亲，俩人见面往一块一站，姐夫几乎低了二姐一头不说，几年兵当的说起话来直楞楞的象椽戳，一家人都很失望，可订婚这一年中间，我们已吃了姨家一斗麦子两袋包谷。二姐哭着要退婚，话一出口，靠在炕头的父亲就一枕头砸了过来，声言除非你死，这门亲就再别说退的话。在结婚前的那些日子，我在后檐窗口，夜夜都听到二姐凄厉的哭声，可对于均已耳聋的父母，没油点灯的深夜，依旧是万籁俱寂。上万人的大村里，聪明和人样都出众的二姐，一生的幸福全被这一桩婚姻给断送了。婚后十几年了，有一天，二姐被两个歹人在子午村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她家门前的石头坡，姐夫回来却说，你没惹人，人能打你？这时候，二姐心里最怨恨的，就是她穷苦又生硬的父亲了。

病中的父亲后来像老马一样恋栈老家，几十年劳苦、贫穷，上门受异姓家族排挤，政治运动的无形压力，这在他青壮年时都能挺过来，可刚迈上六十岁这个人生大坎，这些苦难就都结成病痛，还乡团一样进行反攻报复，疯狂而残忍地击垮了父亲。浑身都不利索，惟有眼睛还清亮的他，以独特的方式，一直在寻求归路，一天几次拄拐棍往本村老家来，房前屋后转一圈，又拖着病身子走了。病重后，他把二姐夫从西藏带回给他穿的一件皮袄给了叔父，又把枕了四十多年的青石枕头硬让我抱回去，甚至一根扁担，一块木头炕边，只要是老家的，他都悄悄扛回老家。坐在柴门外石阶上，整天几近痴呆地望着破旧的院落，身子已瘦成大虾了，昏昏沉沉的往墙跟一靠，棉袄就磨下许多灰土来，和颓圯的老墙互为伙伴。病饿交加，人却还志气的不行，怕粮食紧张，硬是不吃我家的饭，我含泪端碗挑面喂他，他嘴都不张。又不时突然发出那一声晒笑，口腔空洞，声音走调。

临近生命的最后，行走坐卧更加困难了，一回老家，就随便靠个地方打瞌睡，涎水鼻涕拉得很长，裤子天天尿湿，顺裤腿潮成一道一道，言语含混不清，人已邋遢得不成样子。有次我干活回来，见他蹲在茅房墙根，阴囊肿大得像小瓦罐一样，蛮害怕的，赶忙上前扶他，却怎么也扶不起来，突然，从老远处他望见了放工回家的叔父，猛的抱棍撑身起来，提住裤子要跑，竟一下子栽倒了。我感到奇怪，过后才知道叔父怕他死到老家，背过我和姐姐已训斥、恐吓了他多次了。青壮年浪迹乡间扛活打胡基，形影不离的手足兄弟，几十年后却像老鼠见了猫，变成恍若隔世的克星，多活几天都成了累赘。还真是巧了，第二年开春，父亲还就是收殓进了叔父为他自己准备的棺材。一年后叔父也死了，为那口棺材引起的纠纷，造成了两家人深深的裂痕。水土草木结成的岁月，使人活得像瓷实的胡基，垒墙时冰冷生硬，棱角分明，拆墙时捣碎再做为肥料上到田里。愈是灯干油尽，生命的火苗愈是扑闪不定，时而幽暗恍忽，时而毕剥火爆，可除了直线上升的两柱血压，什么也压不倒他骨子里的刚烈。稍有一点精神，他就挣着干一点事情，甚或任性搞起了破坏，眼睛睁得圆大圆大，死瞪母亲，摔碗打碟多出于有意，趁人不备，就掰开那面胡基隔墙。而且越来越迷信，一次递胡基时，我出手不小心撞破了他的额头，他狠狠地指着我说：“你看着，你彻底是我的冤家对头。”临死的前几天，他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气若游丝，还要我把他死了埋回庙背后老家，看我不表态，眼珠转向屋顶，临咽气都不曾闭上。

6

父亲死后，被宗族势力强的所谓“乡党”，孤零零埋到了一面干涸的河的沙岸上，座东望西，荒草乱岗，风声鹤唳。三年后，我们在他坟头，栽了一块水泥碑子，可谁知几个月后，全县改土会战，那块碑子被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当成封建迷信狠批了一通，吓得我和哥哥连夜晚悄悄抬回家藏在后院。数年后，我们再把这块碑子栽在父亲的坟头，含泪写了一首诗，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父亲的脊梁是一座桥

头颅是桥头的石碑

双腿的桥墩

深深扎进冰冷的河水

双手紧紧抠住两岸的崖壁

让我们从背上轻松地走过

几场暴雨之后

他再也承受不了我们的重量

轰然倒下，淹没在我们的泪水里……

父亲死后十七年，我在距家乡三十里外一个乡镇工作，有天夜里，忽然梦见了父亲，他坐在胡基盘的土炕上，瘦骨嶙峋，脸面通红，吃力地央求我不要把他火葬了，我很无奈的对他说：“我干的是国家的事，现在土地越来越紧张，不允许土葬的。”父亲很不高兴，一双大眼瞪着我，消失在一片熊熊的大火中。我猛地惊醒，翻身坐起，到天亮都没有再睡着。第三天正巧是清明节，细雨蒙蒙，麦色青青，我回到家乡烧纸祭祀父母，在上坟的路上，我对哥和两个姐姐说起了前天夜里的那个梦，大姐答话说：“咱伯都死去十几年了，怎么有可能火化呢？”谁知话音未落，就远远望见父亲坟头升着一缕青烟，我们赶忙加快了脚步，父亲的坟因周围掏沙取土，大冢一样耸在高处，荒草如盖，悬空的坟壁垮了一个洞，烟是从洞口往外冒的。爬上去一看，里面棺板尚没有燃尽，火星灼灼，飘出的青烟升空后再飘向东方，而东方就是村子的大庙背后，父亲的魂牵梦绕终没能回去的老家，那里有他贫困却不失英武的青壮年，和被岁月缠绕浸泡的一条苦辛的根。

本文刊发于<天涯>杂志2007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