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良心如镜可对天--读吴效先先生《平冤十记》

  30年前的西安南郊还很荒凉，狭窄曲折的公路两侧全是农田，直到小寨周围才有一些城市的样子。童年的区区在下从老家长安到西安城内访亲办事，走到吴家坟附近就看见公路西边的菜田里矗立着灰茫茫的一大片建筑，大人们告诉我那里是“政法学院”。至于政法学院是干什么的，我的被下放当农民的家人没有告诉，我更不敢再问了。因为关于政法学院的概念，只是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曾在那里工作过，后来武斗时被人打死，死后家属凭乱坟岗上的鞋子才找回了尸体。这个故事细节的真实性我无从查考，但他遗留的一个女孩，我常在过节走亲戚时见到。

“政法”一词在我的幼年总与专政相连，老师在课堂上说专政就是警察、暴力、监狱，我也深信不移-----当年公社每次开大会，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们那一次不是被治保主任收拾得老老实实；毗邻一家企业的工人因为收听“敌台”，被厂里的民兵小分队荷枪实弹押着游街；县上一个前留苏学生竟敢“对现实不满”给苏联大使馆写信，当即在万人公捕大会上被派出所所长亲自五花大绑，判处20年徒刑，这还是由于他认罪态度好的结果；而终南山下一个富农家的孩子因为修水库的补贴被扣与村干部论理，被控进行阶级报复，就在我家村后被从重从快枪毙的脑浆泗流。。。。。。那年那月，专政和法制在我脑海里就是用残酷的刑具收拾老百姓，而政法在我心中就是恐怖神秘的同义词。

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和胡耀邦先生上台推行“拨乱反正”，我才明白当年老师和广播上天天讲的“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文革原来却是“十年浩劫”，那些年里原来是四人帮们专了人民的政。后来读书多了方知道国家的职能绝不仅是如那个俄国人讲的只是专政，政法大学在1949年以前叫法政大学，而出现十年浩劫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没有法治而是搞了人治作祟。从此我对政法和法治的看法迥然改变，特别是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更是给我壮了胆，对政治中的法制没有了恐怖和神秘，取而代之的是敬畏和期盼。加之在当时当政者的宣传里，只要我们走法制之路，社会就是一片光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高考就打算把已经刚刚恢复招生的西北政法学院作为自己的填报自愿。不幸由于学习上的偏科数学差得离谱，加之当年对政法学院神秘感的残余作祟，终于没有敢问津政法而是跨进了文学的大门，但当知道中学同班5个同学考进了政法时，我曾懊悔得找学校要换专业。因为我这才发现我的真正理想是要学法律，因为文学固然能改变国民的灵魂，毕竟太慢，但运用法律立刻就能影响现实，实现社会的正义。

直到后来我无奈地依然“身在曹营信在汉”的读完了文学，但法律犹如一个失恋的情人，分别的时间越久其思念越深。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我的法律情结愈加浓厚。我发奋的从西腊罗马读起，追寻先贤的脚步，要寻找中国现实问题的由来和症结所在。愈了解世界愈感到中国问题的紧迫，愈接触社会，愈明白过去自己思维的简单和幼稚。

我与西北政法学院吴效先先生过去并不相识。朋友何君供职于民主与法制时报，因我曾也是该刊的特约记者并对法制的浓厚兴趣，他将吴效先先生从1950年代到1986年在新疆办案凝聚一生心血的《平冤十记》推荐于我。我这个自诩读书过万卷的老书生开始并没有在意。不料当晚回家灯下展读之后，竟一气读毕难以释卷。

正如后来在猪年前夕我首次看到吴先生时所言，这部书稿感动我的不只是曲折的内容，不只是流畅的文字，而是一个正直的老法官的澄亮赤诚的良心。这颗心赓续楚国三闾大夫屈原 “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相承了苏武、文天祥的人间沛然正气，是张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圣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具体实践，是郑板桥、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化身。在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具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禀赋，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具有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在近30年的执法生涯中，他学法执法护法，多少次排难解危擒获真凶，是无辜者得以解脱，他刚直不阿维真理是从，抗命权贵“生人骨肉”，他是不愧鲁迅笔下那种“民族脊梁”称号的人。

这位生于户县农村，从业于新疆法院，最后回归大学从教的先贤，支撑他公正办案秉公执法的是他的良知和专业素养。这一切在正常的民主宪政社会也许只是生活的常态，但在20世纪的中国其难得和宝贵，只有知晓了当年权大于法曾发生过张志新、林昭的悲剧的现实，才能理解吴先生当年的不易和伟大。想到在那些无法无天的岁月里，曾有这么一位忠于法律和良心的法官由于他的恪尽职守和坚持，保全了数以百计无辜者的性命------尽管对于当年多如恒河沙般的时代悲剧只是沧海一粟。但获救的民众记得他的恩德，社会铭记着他的坚守。倘若上天和历史真有最后的审判的话，他也可以在正义之神面前问心无愧-----因为他尽心了，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几年前遇到一位1980年代曾经参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资深律师，他曾讲过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说是当年关中某县交通不便，农妇们经常在路边搭乘顺路汽车。当时牛气十足的方向盘们也是如张贤亮《肖尔布拉克》小说里的司机们一样有利可获。一天一位老农妇提着鸡蛋在路边挡车，路过司机见农妇老丑便不愿意搭载，还口出污言。农妇还嘴道“小心汽车翻车把你摔死”。不料由于路况不好，汽车开后不久翻车。后来上边调查事故时，这位农妇竟被治罪三年，罪名是“咒骂致使汽车颠覆罪”。听到这个黑色幽默式的故事，当时只是博得大伙一笑。然而当读过这位被新疆民众称作的青天的资深法官的自述，我们才知道在无法无天的社会真实发生的历史悲剧，其荒诞无稽令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自愧弗如。看看书中附录的《文革见闻26则》所记载的因反对个人迷信竟被杀头；建议领导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遭枪杀；一个文盲“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因搽了经血的旧报纸污染了“神像”，无辜的农民竟被押付刑场处决；因称“伟大领袖为同志”也招来三年徒刑；因不愿戴副统帅像章竟招致10年牢狱之灾。。。。。。直令“偶语诗书者弃市”的封建专制时代相形见绌。感谢吴先生用直笔记录下这些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悲剧，为我们、为后代、为将来能够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留下一份可供参考的信史和资料。

在赞叹吴先生刚直不阿的同时，我对吴先生的坎坷遭遇深感不平。因而吴先生的这部手稿倘若能够面世，我希望仁人志士们不但要了解他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更应分析吴先生个人遭际的外在原因。

在见到吴先生的第一面，我就不顾冒昧直言相告：我不只是感动你的正直，更关注你的坎坷。吴先生说我不是想当官，我说吴先生此言差矣。因为在我等后生小子看来，你的遭遇已不是你个人的遭遇，他反映的问题远远大于你自己。你能全身而退比起那些用性命和青春殉道的志士仁人来说，也许算上幸运者。但你这种根红苗正业务过硬坚持真理的法官屡遭贬斥，升级无望，提拔无名，文革中连党票都求而不得----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从这层意义上讲，你又是另外一个研究的好个案。

我为吴先生愤慨不平的原由是，如果在封建时代一个能臣廉吏受到官场排斥原也不在意料之外，而即使在封建社会好的皇帝也还是需要能亲民的官员维系他们的统治。而在所谓的新中国里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却层出不穷。国内的体制外人士讲真话受到整肃，连彭德怀、张闻天、顾准这些体制内人士也没有讲真话的空间。吴先生当然还不能与他们比拟，但他和千万民众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基础。如果这个社会到处风行马屁哲学，市侩得意忘形，浊水泛滥，清流被压抑处于下僚，这个社会还能称为正常社会吗？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吗？一个基础坍塌的社会能建设成高楼大厦吗？

在一个公平健全的社会里，正义实现的途径在于官员的循规蹈矩，而不需要牺牲某一个官员的青春和仕途。把公平正义实现的希望建立在某个青天的刚正不阿上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悲的。当然我丝毫没有贬低吴先生精神的意思，在任何时代他的精神都是可敬可钦的。法制社会同样需要官员的刚直和操守。只是法制社会更倚赖制度和体制保证，也只有好的体制和制度才能保护吴先生这样的好人，才能用示范效应催生千万个能官廉吏。因而只有建立一个好人有好报的社会，建立一个好官受好评的体制，让我们社会中的吴效先先生这样的好官能春风得意、升官晋级的社会，才能扭转劣币排斥良币的悲剧在我们的国家不在发生。(作者系陕西工人报首席记者、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