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惊闻摇落黯伤魂

    尽管半月前当我听到他住院的消息前去探望时，被堵在重症观察室的门外，就感觉他的情况不妙。但当在初冬的寒夜里，听到他的儿子在电话那头报告他的噩耗时，我还是心底往下一沉觉得有些骇然：白净面孔、腼腆正直的段炳坤君就这样走了吗？而他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呀。而那次去医院，获悉他的儿媳刚刚生了一个“千金”，我还告诉他儿子，满月时不要忘记请我这个“叔叔”喝上一杯喜酒的。

回想起认识段炳坤已经是上个世纪1987年秋天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政府部门调到报社干编采，他在电力系统的一家工程公司从事宣传工作。因为他投来的稿子不但字面清清爽爽，内容也颇适合报纸宗旨，于是接连编发了几篇。他供职的单位距报社不远，他常骑自行车来报社送稿，于是我们就相识了。

当时由于媒体经费紧张，记者出省的机会很少。无形中省内各新闻单位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只要相关单位出面邀请并承担相应费用，记者征得领导批准就可以出外采访。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得到了宣传的机会，而媒体则不但省下一笔费用，也让记者有一个走出去开阔视野的机会。1988年5月，段炳坤所在的企业在华东施工，由他邀请媒体带队前往。我因为和他熟识便在被邀请之列，于是与陕报老周、省电台老李、西安晚报宋若虹一起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我从事记者这个行当以来的首次出省行程。

我们的第一站是坐火车到上海。此时的南方正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中所描写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让我这个第一次到南方的陕西老土大开眼界。每日里，我们赶汽车、奔火车忙碌在各个工地上，与工人同吃同住，条件相当艰苦。当年风华正茂的段炳坤总是老早起来给大家安排好食宿、车辆和采访事宜，再与施工部门交办公司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经常是我们睡了他还为次日的行程忙活着，早上我们还没起来，他就为大家打回了洗脸水，早点也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个“采访团”人数不多，但脾性各异，加上工作安排过满，个别老同志有些吃不消，不免萌生一些怨气，但他又不能向自己单位领导发泄，总是主动帮老同志拿设备，开玩笑，将大家都侍弄得开开心心。几天相处下来，我发现这个地地道道的关中汉子，不但性格温和办事缜密，还动辄脸红羞涩，实实在在是个大好人。于是大家不免在工作之余将与他调侃当成一个乐趣，而他也实在给大家提供了一路笑料。

记得有一天工作之余大家去游西湖，似乎是从灵隐寺出来恰遇骤雨，慌忙中他将一位陌路平生的女士当成了晚报的宋若虹，给人家张了半天伞才发觉有误，被电台老李“嘲笑”了半天；还有一次他带领大家外出，为给单位节省费用退掉了房子，当晚返回到原先下榻的与桑塔纳汽车厂一墙之隔的安亭饭店时已是半夜时分。由于没有单间，只得让值班的那位老太太安排加塞。次日早晨当我还在酣睡之中，却被他匆忙惊醒。原来他因惦记着工作天没大亮就醒来，先是闻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道，借着窗外灯光发现对面椅子上居然搭着丝袜、长裙等女性服装，吓得赶忙跑了出来。这个由于旅社工作人员出错，误将他与一位当地跑采购的“美女”安排同居一室的“艳遇”， 后来便成了我们与他不断取乐的经典段子。而他也不是总是“被动挨打”，电台老李年龄最大是个“蔫坏”，一路上不但与老段“过不去”，还总是爱给我们“上课”标榜他的“新闻真实性”。不料老李离开上海时忘记录下火车开动时的汽笛声，为做录音报道只得到西安补录火车到站的声音充数。这个把柄被老段抓住后，从此老李见到我们便只能甘拜下风。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与他去过他所在公司参与修建中的渭河发电厂工地，去过勉县、略阳的不少变电站和架设中的线路，省内电力系统的不少朋友都是通过他得以结识。老段是个多才多艺的好宣传干部，不但摄影、写作样样精通，更可贵的是他的品行。他出差总是给单位能省就省，发票从不多开一分。特别是后来这些年有些媒体记者到企业不是着眼于新闻，而是看能弄到些广告得些什么实惠，这每每让“不会来事”的他很是心伤。那些年企业职工野外施工条件很差，但职工的干劲却是很足。记得1991年秋与他去陕南采访该公司用“太拖拉”汽车运送一个超大型设备，职工们硬是下到齐腰深的河水里加固桥梁，一干就是整整一天，没人叫苦。晚上我与他住进小旅社，发现天花板一片乌黑，用拖鞋一驱赶才发现全是成千上万的蚊子，但想起一线工人的辛苦复夫何言。可以说，我每次与他同行总是为产业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而深受感动，为受到的热情接待感到惭愧。由于老段的好人缘和勤奋，那时候他所在的单位每年在媒体的发稿量都位居该系统前茅。

有人曾比喻媒体是个给人“抬轿子”的职业。我在媒体厮混了如许岁月，也眼见得不少通讯员因为发表稿件，由农民而乡长、局长，由工人而厂长、书记。而老段干这行几十年里不知宣传过多少先进，给别人写过数不清的稿子。但一表人才的段炳坤由小段步入老段，不知何故却依然是一个干事。

对此，我的感觉是他未尝不介意，在这些年里明珠暗投、瓦釜雷鸣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在现阶段下谁又能奈其何？但人总是因寄托而活着的。好在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独子很是争气，在不经意间出落得一表人才，而且在学业上先是一本后又硕士、博士，如今又成为某重点大学的业务骨干，着实带给他不少骄傲和心灵慰藉。

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企业改革，近年来不但很少见到他写的稿子，连他本人也不多见了，但我心里不时还会想起这位文友。那年六七月间，突然获悉官至西安晚报副总编的宋若虹女士不幸英年早逝。我忽然想到应该将这个消息告诉老段，因为当年老宋有个女儿，而老段是个儿子，过去大家聚到一块时总是打趣说让他们结个“亲家”。我在旧电话簿查到了老段的住宅电话，告知他“你亲家不在了”，后来老段的儿子在病房前告诉我，听到我报告的这个消息他父亲当即泪流满面。而他当时已经重病在身，但仍在电话里告诉我没有大碍。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庾信《枯树赋》的句子涌上心头时，我静夜孤坐书斋，翻出相册中当年他给我拍的照片，睹物思人，感慨着岁月的沧桑、造物的残酷和人生的短促无奈。打起精神在冰冷的键盘上敲出这几行文字，以告慰和纪念这位一生勤奋、善良、平凡且不幸早逝的朋友，惟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得以安宁和永驻。（作者系陕西工人报首席记者、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