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写茹桂

多年研读茹桂的书法，心会多多，兹择对书法文化发展、对书法艺术精进深有意义者，说上三点。三思三年而得三点，也算丰收了。

其一，茹桂不是一位可以就书论书的艺术家，他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终生耕耘于知名的高等美术学院，传道授业、著书立说是他的主业，积极参与形上世界的营构并生活于其中，是他半个世纪恒定的生存状态。在创作大量书法精品的同时，他出版了《书法十讲》、《茹桂书法教学手记》等著作。前者主要是书艺的研究，在“文革”后的文化饥渴中率先出版，多次修订加印，影响广泛。对民族书法艺术的重新起步，起着筚路蓝缕的作用。后者的许多篇章，则由书艺进入了书道、文道、人道、天道的解析思考，实现了由艺而道的升华。

但茹桂又不是一个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的迂腐艺术家，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鲜活灵动的民众生活，思考也始终结合着变动不居的时代要求。新近出版的《砚边絮语》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书家枕于砚边而絮语天下事，由书法作品的评论(“芳林折桂”、“扶花伴影”)到中华美学的阐发(“美乡梦寻”)，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和社会时风的针砭(“风物长宜”、“拈花一笑”)，以极具责任感、思考力，有着深沉忧患和终极关怀的人文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

解读茹桂，固然不可不先从他的书法作品人手，但却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由书作到书艺，由书艺到书才，由书才到学养，深拓到此公书法史论和人文思考的堂奥之中，还要置于历史和当下的社会思潮、民众情绪和文化审美走向之中，作进一步的辐射、投影，才能真正懂得他，把握他。对于大手笔，需要大眼光。中国书写本质上是一种通用符号的演绎，当它不承载任何内容时，只是零信息传递，在承载了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美的各种信息之后，书写才转化为有意义的文化传递。只有以美的规律和情怀书写时，它才转化为有意味的美的传递。书法艺术的信息量从来都和它的承载量成正比。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茹桂作为书法艺术家的大格局、大精神、大境界。

其二，茹桂是一位致力于创造性精神劳动的艺术家。书画市场的膨胀，各类笔会的泛滥，蝇头小利的诱惑，忙坏了多少书画匠的手脚，慵懒了多少艺术家创造的头脑。我甚至悲哀地将其定义为自杀性出场或自虐性书写。茹兄对此一向兴趣不大。他说，盖叫天的武松打虎演得好，也不能谁给几个钱就在地上翻筋斗呀。的确，精湛艺术产品的诞生，需要环境更需要心境，需要创作者的素养，也呼唤欣赏者的素质。

这么些年来，茹桂在书艺创作上，以主要精力专注于代表作品的创作，在出版理论专著的同时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先是一厚册白居易《长恨歌》，后来又是20多米的长卷自作诗词《长安好》。创作此类精品，茹桂常常会闭关不出，孤独自处，消失于社交而蒸发于人群，面壁读书、思考，使自己沉浸于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他反复揣摩书写对象，寻找、酝酿着最恰当、最独特的表达形式。苦心经营通篇的格局和行、字布设与结体的美的组合，几次三番打稿，并且将一些难点、难字圈点出来，作专门的优选和构思。然后才平其心运其情，一气呵成。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在浓郁的文化、专注的心态和深厚的功力基础上，一种自如自洽的艺术创新劳动。

茹桂虽然在书艺中遨游了大半生，却没有染上油滑之弊。由于能够将每次书写都当成真正的艺术创作，便总能不断感受到新的生命冲动和艺术冲动，从而进入良好的创作状态。我总以为，对书法创作来说，这是比技巧更重要、更本体的东西。恐怕这也是茹桂卓尔不群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