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永远的怀念

记得四十年前那个秋天、太阳也是这样的火红、天也是这样的湛蓝、风也是这样的火辣，我59岁父亲拖着病体送我去上大学。在村头上已经患中风病半年之久的父亲没有话语、只是将手中的拐杖在地上狠狠地趸趸，眼眶里落下了眼泪。我明白父亲这时还能说话、但是不想说；而是用这特殊的方式告诫我、好好努力、保重身体；同时也赋予了我的舍不得的爱恋，但是我却为了我、也为了父亲我硬着心含着泪离开了他。

父亲是个独子、也曾有个同胞弟弟、可是十三岁时病逝了，他十八岁时爷爷就被庸医一副药吃丢了生命；从那时起他就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但是他经历了青年丧父、中年丧妻的两大磨难，虽然除了我以外，命中还有几个儿子、但都不幸早夭、在母亲去世后、他半作老子半作娘地养大了我和姐姐。父亲对我、可以说是搂在怀里怕冷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疼爱。但在他有病不能自理时却离开了他。这些年父亲送我时的景象一直在我脑际闪现，我不止一次的骂自己、真是没有良心、为了自己的前途、扔掉了父亲。

父亲活了六十一年、就是花甲过了一岁。按说那时我如果有办法、他也可能再多活几年、不说七十、八十了、再活个七八年应该没多大问题，可是那时的社会条件和医疗水平也就局限到哪里了。因为村里的不少人大多也就活了那么大，这也无可奈何。

说起我苦难的父亲、也是英雄好汉、一生做的事业、在那个偏僻的乡村人士中、也是顶尖人物之类。他给我讲过：旧社会他从西安向秦岭山中担货、别人七八十斤、他担一百多、好多地方连换肩的空间都没有、但是他还爬山路一直从西安担到商南的巡检司。被人冠上了“骆驼”的佳名。

我父亲的农业活也是一把好刷子、村里人都说解放前给财东家熬长工、主人老是让他领工。不论是扬场积集子、还是轧草如麦桔、他都是拉头摆。记得父亲说在贾里村他曾熬过长工。一年几石麦子。

父亲虽然不认识字、但自幼就学会担当。能吃亏能让人、说话公道懂礼。九九乘法表、金秤歌背的滑滑的、用的溜溜的、而且还做过买卖。我们生产队的会计给我说：“生产队分粮时、几千斤上万斤的谷堆、你父亲绕着它走一圈、就能估计个大概斤两、每次分完时、几乎是八九不离十。”这些都是他在解放后一直受村里人推崇的原因之一。

记得1961年我们村要分成两个小队、都十一二点了、还有一个老太太在我家窗子外边隔着窗子给我父亲说：“银叔、你要分到一队里、大家都欢迎你。”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老太太当年老头死了、没有棺材、我父亲将自己的楼板翘了给她老公做了枋。

记得1968年生产队里盖饲养室时、正在上梁木头不够了、我父亲就让人将我家木头抬去用。村里的人们都说：“你父亲心地阔如海、虽然自己穷的叮当、但是当了一二十年干部、心里只有大伙、唯独没有自己！”

社教中有两个人诬赖我父亲偷粮、我父亲总是说：“肚子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不管工作组怎么相逼、甚至踩住领口推来塞去、我父亲咬紧一个字不知道，最后终于查出来却是他们俩、我父亲却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那一年当队长他在西安城北张家堡给队上买了一头驴、回来时村里人都说这不好、那不好、怨声一片、我父亲没吭声。可是过了半年那头驴却下了头驴驹、队上人都愣了、又一片赞扬声；还有那年草滩的六亩旱稻地在我父亲的主持下变成了稻地、开头队上好多人也都有意见，可是到了秋收时当他们看到黄亮亮的稻子丰收了、放在了生产队的场上、大家又响起了掌声。

父亲一生很穷，但是对堡外头薛家照顾很周到、寡居的爱琴他妈每次分了麦秸、都是让父亲给搭个集子。而娇贤她奶有什么事都找我父亲；还有北头子的四妈、大民整天钻在我家。我父亲是能帮忙就帮忙，获得一片赞声……

这就是我勤劳、聪明、前瞻、吃苦、舍己、为人的父亲、一辈子就像一座山遮着我们这个村的人、为大家带来了福祉、来来了欢乐；也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最多最多、可是自己却受了一辈子苦、什么没得到……

父亲走了、在四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走了，我从此没有了最疼我、最爱我的亲人。在父亲才走的那一年我写过不少有关父亲的文章和诗歌。这四十年虽然世事多变、人情冷暖但我每年都起码两次和姐姐一起到父亲的坟头去奠念，化几张纸钱、念叨一番。告诉父亲儿子现在过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吃的也好、你有孙子、孙子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有了工作、有了媳妇、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当然，这是社会在进步、并不是儿子比父亲多有本事。

这种怀念四十年来、四十个个春夏秋冬一直荣绕着我、就像刻在青埂峰上的诗句和哲理、指引这我；也是我人生的号角、激励着我；伴着我生活、催着我奋进、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