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懿荣：中国“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字正儒，号廉生，中国清末著名金石学家。《清史稿.王懿荣传》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学"。他1899年第一个认识并有意识地购藏殷墟甲骨文（关于甲骨文发现年代和它的第一个发现者，学者间存有有争论。经王宇新的全面考证，1999年为甲骨文被认识和有意识购藏之年，王懿荣为它的第一个发现者无疑。（见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崔志远：《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通信》，《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被誉为甲骨文之父（吕伟达：《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

王懿荣于清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授翰林。他酷爱金石文物，在《天壤阁杂记》中说，"天下之地，齐青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1881、1882年，他在山东、陕西、四川等地大量购求文物。王懿荣为官清廉，搜购文物，"固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以居丧奇窘，抵押市肆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二十三年丁酉五十三岁条，《中和》，第四卷七期。1943年7月）《王文敏公年谱》（即王懿荣年谱）记："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

王懿荣搜集和研究了很多古代文物，又经常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琪（簠斋）、潘祖荫、吴大征、胡石查等一起切磋学术，因而王懿荣对文物鉴定和文字的考释有较高的造诣。

其主要著作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等。正因为王懿荣对我国古代文物有着精深的研究，因而当1899年"估人"携甲骨至京师、"公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千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二十年己亥五十五岁条，《中和》，第四卷七期。1943年7月）自此以后，殷墟甲骨文才从"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我国这一古代文化艺术珍品被继续当作"药材"而"吃掉"，从而大量遭到"灭汤"之灾的人为的毁灭。王懿荣鉴定和购藏殷墟甲骨文，对保护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和甲骨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页献。

不仅如此，王懿荣还是一位文物古迹的保护者。他看到不少古墓葬、古遗址或遭破坏，或被盗掘，十分痛心，曾上《请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疏》，建议清廷加强对古墓葬与古代文物的保护。其保护范围，包括历代帝王陵寝及先王、先贤、忠臣、烈士墓葬，以及方志所记著名古墓或无名墓等。而对那些私挖古墓、开棺盗宝者，一经查获，严刑治罪。这也为今天的地方当局保护古代文化遗址树立了典范。（王宇信：《道德文章耀千秋--读〈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中国文物报》。1996年9曰22日）

王懿荣作为一位有造诣的学者，以他丰富的收藏和研究，推动了传统金石学研究向"古器物学"阶段的转变（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431-4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王懿荣还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主义者。1894年甲午海战以后，日本占领朝鲜，出兵我国东北并占领旅顺。1895年1月，日本攻陷山东荣城，以全部海军包围威海卫。当时，51岁的王懿荣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 "以回籍办理团练人奏"，得到皇帝的批准后，他"当即由京驰驿前往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后，遄赴登州防次"。（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二十一年丁未五十一岁条，《中和》，第四卷七期。1943年7月）但不久《马关条约》签订，清廷丧权辱国，王懿荣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壮志未能实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身为办理京城团练大臣的王懿荣，见"大势已去"，又于7月20日"翌晨传闻銮舆西狩"，慈僖与光绪已仓惶逃向西安方向，遂决定以身殉国。他"吞金二钱不绝。复仰药仍不绝，遂入井"（参见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3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而死，成为一位视死如归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王懿荣从发觉甲骨文到去世，其间不过一年多，并没有时间摸索及探讨甲骨文。在他死后，其长子王翰甫将他收藏的甲骨转售给刘鹗，1903年刘鹗将他所有的五千余片甲骨片中，精选一千多片拓印成书，《铁云藏龟》是第一本将甲骨著录出版的书藉，使世人大开眼界，认识商代古文字的存在。后来投入甲骨文研究的著名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沬若等人，使甲骨成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当然功不可没！

为了纪念这位诚挚的学者和伟大的爱国志士，在王懿荣的故乡山东烟台福山建有"王懿荣纪念馆"。一部以王懿荣一生经历为素材，再现他作为甲骨学者和民族英雄伟大形象的电视剧《甲骨魂》，于1987年拍成，并在当年9月河南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首播。此外，吕伟达就王就荣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写有《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已于1995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此外，《王懿荣文集》也在1999年编讫出版。如此等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王懿荣的怀念与尊敬。

身居高位，广阔的视野，促使其碑帖兼融书学思想的形成

1、仕途的畅达，有更多的机会收集研究金石书画。王懿荣殿试后赐进士出生,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此后晋侍读，入直南书房，三任国子监祭酒。《清史稿》卷42王懿荣传中说：“为祭酒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比起王懿荣，翁同龢的仕途更为显赫。“状元及第”即授翰林院修撰，署纂修官。先后曾任：国子监祭酒及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并多次出任学政、考官、阅卷大臣。授擢内阁学士，都察院御史，又先后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两授军机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真是恩宠有加。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同入过翰林院，并任过国子监祭酒一职，作为当时官办的高等学府的头儿，经常有机会接触皇帝，对其仕途大有帮助。王懿荣曾多次被召或“鉴别书画”、或“恭代御笔”，作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条件更为优越。

自清代道光以来，京城叠经动乱。许多王公大宅的文玩、书画、碑帖藏品流于厂肆，为收藏和研究者提供了机会。王懿荣在《天壤阁杂记》中说“天下之地，齐青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1881、1882年，他利用探亲的机会在山东、陕西、四川等地大量购求文物。他先后收藏了大量的古拓,如《乙瑛碑》、《曹全碑》、《九成宫》、《圣教序》、《岳麓寺》、《智永千字文》、《道因碑》等,收有秦汉印五百余,还有各类泉币等。丰富的经验积累,使他慧眼卓识,甲骨文的发现与断代对王懿荣来说并不是偶然的事。翁同龢也于此时收藏了一大批碑帖拓本，为其日后的考证研究准备了资料。《翁同龢日记》多处详细记载了某日购某碑帖，其中有如唐人写经、宋拓《醴泉铭》、《麻姑仙坛记》、明拓《道因法师碑》、《争座位》、《化度寺碑》等珍贵拓本。实在无力购买，便“借观”。

2、交游广泛，切磋艺事的朋友圈集中在上流社会。王懿荣在青年时代即注意交游。“懿荣居京师久，交游既广。每以春秋佳日，与长沙周阁学、吴县潘侍郎、遵义景阁学、洪洞董研樵检讨、太古温味秋、仪征陈六舟、巴陵陈麟伯、余姚朱肯夫、南皮张香涛、吴县吴清卿六编修、会稽李莼客、甘泉秦谊庭、绩溪胡垓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陈逸山五户部、大兴刘子重、仪征陈研香、邹县董凤樵三刑部、元和顾缉廷工部、歙县鲍子年、长洲许鹤巢两舍人，递为诗酒之会，壶觞几无虚日。”（王懿荣《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在《南北朝存目》的序中，他又说：“始自壬戌(1862)，迄今辛巳(1881)，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龕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撝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户部,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则大兴孙问羹兵部、铜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季编修、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利津李竹朋丈、大兴刘子重刑部、绩溪胡甘伯户部、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今墓木已拱，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悲夫!”这里提及的匡鹤泉(道光进士，官礼部尚书)、潘郑龕(祖荫，工部尚书，经学大师)、缪炎之(荃孙，翰林编修)、陈介祺、吴大徵等俱为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经学大师，赵撝叔（之谦）是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和古文字学家，常用的印章即出自赵之手。其中缪荃孙不但荐拔了王懿荣，而且对其金石考据之学有具体的指导。在《王懿荣集》中收录有近百通与缪荃孙讨论、切磋学问的信札，王懿荣均以门生自称。授庶吉士后，有了更多的切磋艺事的朋友，当朝名流皆与其交。如：状元张骞、陆润庠、名士王闿运、陈宝琛、康有为、座师翁同龢等。

坚守操节，正直清廉，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以气养书，使其书风共具宽博醇雅之象

王懿荣具有传统士大夫的风骨气节，对时事大胆评说，中进士之前已名满京都，为“清流”主将。王懿荣仕途顺畅之时,也是晚清各种矛盾激化之时。1894年甲午海战发生后，王懿荣面对纷乱的局势，忧急万分。于九月一日连上三道奏疏，请求“暂停点景，召用亲贤。”（《王文敏公年谱》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481页）1895年1月，日本攻陷山东荣城，包围威海卫。当时，51岁的王懿荣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动请缨回登州办团练，他“当即由京驰驿前往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后，遄赴登州防次”。（《王文敏公年谱》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482页）作为主战派的王懿荣，极力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和割让台湾，推动著名的“公车上书”。但不久《马关条约》签订，清廷丧权辱国，王懿荣与倭寇决一死战的壮志未能实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身为办理京城团练大臣的王懿荣，见“大势已去”，又于7月20日“翌晨传闻銮舆西狩”，慈禧与光绪已仓惶逃向西安方向，遂决定以身殉国。他“吞金二钱不绝。复仰药仍不绝，遂入井”慷慨殉难，体现出伟大的爱国之心和崇高的气节。王懿荣为官清廉，其一生的大部分积蓄用在搜购文物上，而且还欠了许多债，从以下的“典衣”、“穷京官”、“大债主”可见。“固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以居丧奇窘，抵押市肆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长夏感怀口占呈松溪三兄》“所为不知是十六年穷京官，八百金大债主”。（给族兄王松溪的信扎）

在《病起即事书示同人》诗中写道：

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

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

取法广博，诸体皆能，尤以行楷书的艺术成就最高。

从现存王懿荣的书法作品来看，皆擅真、行、隶、篆诸体，且书风多变。自中年后开始变法，以唐法为基础，广取博收，相同的书学思想，使他的书法同时走上一条碑帖兼融之路。

王懿荣的书法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两条。一条是从授庶吉士开始为皇家书写服务，直到其临终。《王懿荣年谱》52岁条云：“公自值内廷，仰荷恩纶，独深倚任，鉴别书画，特命恭写御屏风，恭代御笔，日极其多。两宫奖励，时有传宣，或奉敕书于私第，或一日再入于宫廷。复命时进经史子集异本新刊，以备观览。”王懿荣此时已得到皇上的充分信任，他的书法也得到了皇上的赞赏。这一脉络的书法以楷书为主，用笔一丝不苟，端庄含蓄，墨色温润，雍容大度，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如为光绪皇帝书写的《起居言行箴言》。但代表不了他真正的书法水平。第二条脉络是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充分展示出对书法的深刻领悟，体现了其高妙的书法水平。其行书取法李北海、苏东坡。他在一幅作品中写道：“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趋，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友伊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明清两代的书画形式以中堂、

对联和手卷为主，而对联则是书家和藏家最喜欢的。王懿荣传世的书法作品，多为行楷对联，写得端庄稳健，清健刚劲，书风明显受李北海的影响，深受时人欢迎，最能代表其书法水平。

王懿荣对自己的行楷书也较为自信。曾对人说：“命书大幅，请便中发下，以打乌丝大格为佳。荣大楷兼行，稍有把握，无格则行气往往不贯。荣能作极大字，惟不耐细书，与考试正相反。”

（《王懿荣与缪炎之书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188页）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手札。天真自然，蕴藉雅致，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手札书无须刻意求工是个人心迹的自然流露。虽是随意之作，但点画灿然，“行间含有一种严正不屈之气”（郭兰雪跋语），多以东坡笔意为之，体现出深厚的笔墨修养。

王懿荣入直南书房，三任国子监祭酒，在当朝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书法深得皇室和王公大臣们的青睐。大学士陆润庠对王懿荣的书法评道：“王廉生祭酒同年，于光绪甲午入直南斋，迄庚子七月殉节，计与庠同事者七载。其性情学问嗜好至今忆之，如在目前。洵不愧一代伟人，即其书法一端，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亦实足以传世。”（《王懿荣集·附录》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630页）。《清史稿·王懿荣传》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学。”除“恭写御屏风，恭代御笔”外，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连远在四川的雪堂也请王懿荣书写《大朗和尚封号碑》。碑文近六百字，字径约六公分，洋洋洒洒，极有气魄。应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之属题“百晋精庐”、“百晋陶斋”篆隶两额（“百晋陶斋”额现藏瑞安玉海楼）。为山东大收藏家丁榦圃之父丁培绅墓志铭书丹等。其写给友人的手札也多次集中刊刻出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为友朋书写的对联更是不计其数。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后，王懿荣的书法作品即经常亮相，且价格不菲。据不完全统计，自1996年以来各大拍卖行上拍王懿荣作品约100多件，成交85件，成交率为85% 。自2006年上拍翁同龢380件，已成交235件，成交率为62% 。2002年王的书法扇面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以1，980元成交；2002年王的尺牍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以6，600元成交；2003年书法对联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以6，820元成交；2003年楷书对联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以9，900元成交。到了2008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会同一幅楷书对联“偶看芳草思名马，每见青山想异书”即由2006年的8，800元飙升到以42，560元成交。从上可看出王懿荣作品的价格上升很快。现在王懿荣和翁同龢的书法作品已成为各大拍卖行的固定拍品，成交率甚高。 （传媒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