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乡有个竹园村

    原长安县（现为长安区）杜曲镇东韦村曾有九个生产队，其中的一队和九队本是一个自然村，在人民公社期间与其他小队共同合并成东韦村，当地人提起仍叫他们为“邹阳村”（音）。改革开放后各地政府统一设村牌，考证村名，由此还原了不少村庄的本来面目。一，九队也得以堂堂正正地独立成村，挂名为“竹园村”。

    我是一个自幼在少陵塬畔到处乱窜上下奔跑的“小野逛子”，东韦村人。对身边这个明明是东韦村编制却又被叫做“邹阳村”的独占村子一隅的地方充满好奇。这一，九队的人也比较拽，能人很多且姓氏集中，（基本只有邹和邢两大姓氏。跟其他队的杂姓截然不同！）每当我等问起他们这个小村的村史起源，邹，邢后人往往但笑不语，有种神秘的讳莫如深的氛围。

    如今成人的我仍纠缠于“邹阳村”为何变成“竹园村”？村中腰为何有成排废弃的青砖瓦窑？是何人所留？村内有两座有名的坟茔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留在此处是否确有其人？这些问号见一次缠绕我一次，直到后来一步步考证逐渐有了答案。

    据传该地曾有个名医叫邹阳，医术精湛医德仁厚，人们为纪念他遂将该村叫为邹阳村；为何又改为“竹园村”呢？也有出处：盛唐时期佛教兴盛，该处有座香火极盛规模宏大的寺院叫竹林寺，从塬下层层叠叠直达塬顶，那阵势远比现存的相距不远的“护国兴教寺”大许多。但寺院早在朝代更迭连年烽火中荡然无存。寺中仅剩的一尊铁塔也在文革中失了踪迹，估计早在“大炼钢铁”的时代大熔炉中炼成溶液了！“邹阳村”大约因了“竹林寺”的缘故转化为“竹园村”了吧。

    村子从坡下依塬而建，梯田式推进。平坦处田野农庄郁郁葱葱秩序井然，其中包围着一名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名人朱子桥的墓园。这个人不了解便罢，查阅资料并经过考证后竟让我大吃一惊进而敬仰不已。

朱子桥（1874-1941）名庆澜，字子桥。浙江山阴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因在北方长大，故有北人慷慨刚直的气质。曾任督军，人称朱将军。为人爽直，居官清正，两袖清风。平时对地方公益善举，无不勉力捐输，玉成其美。自皈依印光大师后，笃修净土，行持不苟。其时陕西亢旱，饥民死亡甚众。印公筹款放赈，命子桥全权董其事。子桥尽瘁赈务，不辱师命，深得印公嘉许。朱子桥为前清附生，清末在奉天服官，历任凤凰、安东、锦州各厅县事，颇有干才。后来调奉天督练公所巡警总局办事，为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赏识。

后来赵氏奉调四川，把子桥也调去任四川巡警道。未几，调任十七镇统制官，改文为武，综理军务。辛亥年，四川发生保路风潮，赵尔丰主张严剿，子桥竭力劝阻。

　　关中长安为我国的佛教策源胜地，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中印文化交通的第一站。盛唐之世，长安各宗并隆，僧伽云集，大寺名刹不可胜数。唯降及清末民初，长安佛教衰败已极。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烽火不熄。统一之后灾荒频仍，灾民偏野，寺院荒芜，经像残缺，直到民国二十年之后，佛教有逐渐复苏之情势，而推动此复苏工作者，为佛教护法朱子桥将军。

人物生平

　　民国元年黑龙江都督宋小廉征子桥为督署参谋长。后来，改任署理黑龙江巡按使。袁世凯称帝，封为一等子爵。五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改任子桥为广东省长。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七月，复改任广西省长，未就，退居上海。

　　民国十一年应奉督张作霖之邀，出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解职，从此脱离军政生涯，献身于社会救济事业。

　　子桥早年不信佛法，并以拆庙掀神为能事。后来由友人程德全的劝导，转而信仰佛教，并积极兴建寺庙，以补过去拆庙之过。在他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的数年间，正是倓虚法师在东北讲经弘化期间，倓虚法师在哈尔滨兴建的极乐寺，在长春兴建的般若寺，在营口兴建的楞严寺，在极乐寺办佛学院等，都得到子桥最大的助力。

　　民国十六年山东河南闹旱灾，子桥亲赴哈尔滨劝募赈粮。他又联合平津各慈善团体，共募得一百八十万元，购粮运往灾区，全活灾民百万以上。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陕西旱荒，赤地千里。子桥各方呼吁，力筹赈济，上海社会名流、佛教居士也多尽力捐输，关中灾民得以延命。又以灾区无家可归的孤儿甚多，子桥在西安、扶风各设灾童教养院一所以收容之。

　　民国二十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蔓及七省。子桥主持赈灾，以工代赈，活人无算，国人皆目之为大慈善家。是年，政府任命他为监察委员，他因专心致力赈务，辞而不就。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四省民众后援会，张罗人力，劝募物质，支援东北义军抗日。

　　抗战开始以后，他经常奔走於前线后方，救济难民。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郑州黄河决口，形成黄泛区，灾情惨重。子桥到河南视察，提议在陕西黄龙山设置垦屯区，以安置河南灾民。

　　民国十九年有华清法师者，得陕西护法居士康寄遥、杨右卿等之支持，在西安佛化社设立佛学讲习所，入学者三十馀人，于二月开课。后以旱灾影响，经费困难，无以为继，面临解散命运。适子桥抵陕赈灾，闻知此事，极力支持，捐钱捐米，使入学者读完先后三年之学业。

　　民国二十一年子桥邀请月溪法师及倓虚法师到陕西弘法，深受陕西各界的欢迎，而华清法师在西安主讲于佛学研究所时近三年，亦广受四众拥戴。华清法师商请倓虚法师拟合作筹办大兴善寺佛学院，子桥与沪上名绅李祖神、陕西康寄遥、杨叔吉、高戒忍等居士全力支持，西安军政首长杨虎城、冯钦哉、王一山等均赞成此事，各有捐助。於是在大兴善寺开办了佛学养成所，由　虚法师任所长，华清法师任教授，陕西有了培育僧才之所。

　　长安为隋唐旧都，名刹甚多。入民国后，衰败已极。如千年古刹、城内东大街的古开元寺，竟沦为风月场所，实是绝大讽刺，子桥发愿尽力恢复，乃聘请原在湖南弘化的宝生法师，到西安主持大慈恩寺。大慈恩寺是法相唯识宗的根本道场，宝生入主後，大为振刷，添设僧寮、整修大雁塔，实行丛林制度，上堂过殿，树立丛林规模。所需一切经费，由子桥及五台佛教会、张环海居士等支持供应。

　　此外，在子桥的支持下，又修复了铁塔寺和泾阳大寺。对於道宣律师的道场、鸠摩罗什的道场、不空三藏的道场等，均出资予以修补，还在终南山添置了几处茅蓬，供入山修道者用。

　　唐代长安，大乘八宗次第建立，八宗并隆，盛极一时。因此，长安附近诸宗祖塔林立，但传及后世，倾圯不堪。如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塔、杜顺和尚塔均倾圮凋残，子桥发愿予以重修。唐玄奘三藏之舍利塔，及窥基、圆测二师之塔，均在西安东南四十里的兴教寺内，子桥往谒，见三塔均凋残剥落，行将倾圯，子桥亦捐资为之修复。

　　子桥在西北时，正值陕西灾旱期间，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子桥本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与各慈善团体合组华北慈善联合会，於陕西灾区设立教养院、安老所数处，即以佛化为前提。教养院中有人宣讲佛学浅本，养老所中有人领导老人念佛，此事由一位张环海居士计划推动。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子桥在西北赈灾，于西安城内卧龙寺及开元寺中，发现了宋代碛砂版的藏经。《碛砂藏》系宋理宗绍定四年（一二三一年），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化，刻版刊印经律论全藏，至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三○九年）始全部完成，故《碛砂藏》在宋版藏经中最负盛名。

　　子桥无意中发现此宋代珍藏，欣喜不已，回到上海後，邀约佛门缁素释范成、叶恭绰、狄葆贤、丁福保、蒋维乔、李经纬、黄翊昌、李圆净等会商，与会者咸认为《碛砂藏》为佛教瑰宝，今幸发现，即应影印流通。於是乃成立「影印宋版藏经会」，推动影印工作。印经会委请范成法师赴西安检查藏经卷数，核对是否齐全。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范成法师带了一批技术人员，到西安将藏经制成玻璃版四十箱，运抵上海，於二十四年影印出版五百部，这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朱子桥居士对佛教贡献之一。

　　1941年，朱子桥在西安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这段资料是网上搜索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综上所述，朱子桥是一位善战，善治理，大慈大悲，忧国忧民集各种崇高品质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他身后能将墓园置于这个僻静的小村庄，实在是我们村的一大荣耀。

    如今的朱子桥墓园为1983年县政府出资重建，一个长满青草的土坟堆藏在青灰色的墓碑后面，最初的守墓人已故去，据说曾是朱将军身边一位四川籍的排长跟随将军回来定居在此地的。如今他的孙子辈谨遵祖父教诲，仍满怀敬意值守着墓园。

    往村中漫步快上塬时，还有一处名人墓地。是民国时期《大公报》的创始人张季鸾的坟冢。现已荒芜寂寥。

    以下是张季鸾的百度资料。

    张季鸾（1888～1942），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有他的独到之处。

    成就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就是张季鸾先生在病床上写就的。

　　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据《大公报》的老报人回忆，张季鸾非常好客，极有人缘。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会晤，二人彻夜长谈。张季鸾酷爱昆曲，跟京剧泰斗梅兰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也是好朋友。

　　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故。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

　　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

　  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张季鸾先生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1]　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1]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1]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碎，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1]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1]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2]　李赋英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李赋英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2]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墓前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2]

　　2008年4月，这里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日报社、西安日报社、香港《大公报》陕西办事处、新民晚报社、榆林日报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新闻专业的学生，一行百余人专程赶到长安区杜曲镇，祭拜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张季鸾先生的孙子张哲明也专程从上海赶来纪念祖父。上午9时，众人在长安区杜曲镇镇政府设置的祭奠现场内，向张季鸾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表达悼念和崇敬之情。在听过张季鸾先生生平事迹之后，人们对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几分。张季鸾先生的亲属和来自各地新闻界的代表宣读了纪念文字，简朴的祭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捧着鲜花，前往6公里外的张季鸾先生墓地进行祭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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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祭拜仪式上，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感慨到：张季鸾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抉择的危难时刻，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刊发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他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鸾先生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以一个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大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新闻事业也在改革发展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表示：张先生早年走言论救国之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成为享誉中外的新闻工作者和时政评论家。张先生祖籍陕西榆林，他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贡献卓著，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先生病逝后安葬于长安杜曲竹园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我们将努力办好《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更进一步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报新闻总监蔡伟表示：张先生一生以言报国，为民谏言，其所办《大公报》享誉海内外。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或檄文激辩，或慷慨议政，冲锋在新闻第一线，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伟大胸怀。[3]　从2004年至今，“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在2010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2]

     资料非常详实自无需多讲，竹园村很荣幸接纳这位文化界名人的墓地。然实际情况是墓地已成废墟，我父亲曾见证过的隆重葬礼及豪华陪葬均已不见踪迹，无知的盗墓贼听闻墓底陪葬有一辆“雪佛兰”轿车早已将此地光顾得只剩一堆土疙瘩！

     除了这两处著名的墓园，竹园村的中腰还有一排整齐窑洞也值得书写。那是解放后朱子桥调集西藏军队护送赈灾物资来曾在此驻扎过的。此为一段历史见证。

    竹园村就这样在我的眼中揭开了神秘面纱露出谜底。可是随行的80.90后年轻人对家乡这些曾轰轰烈烈存在过的人和事一无所知并无兴趣深究。而今这些历史的痕迹被岁月日渐剥蚀风化得即将面目不清，并且城市化进程终将蔓延到这个角落。这些谈笑风生的年轻人巴不得在他们眼中代表贫穷落后的乡村早日消失，他们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只是不劳而获的美丽果实！至于那些残酷的斗争那些血与火的付出就让他灰飞烟灭去吧！

    我在此深深哀悼曾经为了人类的生存和文明进步鞠躬尽瘁过的一代英豪！愿他们安息！希望他们永远被历史铭记，尤其是他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片长安土地上的人民后代，更不应遗忘这段历史这些英雄先辈，我们因先辈的付出而受益，莫忘一杯羹一瓢饮之恩，应懂得珍惜当今的一切胜利果实。祖先英烈们也许不求我们在每年的清明节为他们的坟墓撒一掊土，献一圈花，但或许更希望我们记住祖先曾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情怀，即使和平年代亦应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