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神化莫言究可哀

最近几个月，文学界最喧闹的大抵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围绕莫言获奖，不少国人颇为亢奋，众多媒体借机大炒特炒，刨根问底，浮躁的人流“疯了”似的扑向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把衍生《红高粱》故事的小村庄层层包围，希望从那里寻觅到获奖的“配方”。一时洛阳纸贵，莫言作品热销起来，曾长年滞销的作品被一扫而光，一些作家的吹捧与神化纷至沓来，居然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或称这是“中国文学的强心剂”，或谓是“对中国青年写作者的极大鼓舞”，个别人乃至把此提升到了“中国文学的胜利”，有人还断言：“莫言获奖，能带动中国纯文学创作的繁荣……”　

然而，对于莫言获奖，我却一直感到很意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在历史和时下社会的大背景之中来考量，真是疑窦丛生。

其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倘若说现代哪位中国作家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仅觉得鲁迅有资格，而且老舍、茅盾、林语堂、梁实秋、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郁达夫，甚至郭沫若、张恨水、徐志摩、金庸都有资格。鲁迅曾自谦水平欠佳，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或者说最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代中国文学大师走了，莫言与他们简直无法比拟。

其二，针对有人批评莫言溜须政治，批评他的作品《生死疲劳》缺乏深度，批评他的《丰乳肥臀》低俗不堪，批评他的《红高粱》渲染暴力与色情、《檀香刑》语法混乱等，他在获奖后大言不惭地说：“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

其三，莫言获奖是其个人的事，与时下文坛没本质关联，人们更多看重的是作者头上的光环，是名利与噱头，是跟风与起哄，当一个人获取某奖的时候，原来的一切皆能获得提升。

其四，中国人对诺奖有个酸葡萄心理，获奖能舒缓国人的诺奖情结。但想用一个莫言，想用一个诺奖做救命稻草挽救病入膏肓的中国文坛，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在中国，那样一部全民族的、直指灵魂的文学作品尚未出现，就像俄国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法国有《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英国有莎士比亚等一样。而中国除了鲁迅杂文的思想高度和艺术价值，很难有全民共识。

其五，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谈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时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莫言获奖却陈述文学无用，我觉得莫言这句话说得何等虚伪啊？ “文学无用”，最直接的莫过于它带给莫言的荣誉和财富，这难道不是文学带来的吗？

其六，莫言获诺奖的“秘密武器”——莫言的获奖离不开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那就是马悦然、铁凝和陈安娜。铁凝掌握着诺奖评选的推荐“准入”权。陈安娜是瑞典诺奖主评委、汉学家马悦然的得意门生，关系自然不凡，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陈迈年，并随夫取了姓氏，她翻译了莫言的几部作品，马陈二位多次来过中国，和铁凝、莫言交往甚密，许多网友认为莫言获奖的最大功臣是陈安娜，她在诺奖结果出炉前就“放风”莫言要获奖。自然，马悦然是莫言获奖的最佳策划，陈安娜是无冕之冠，铁凝是莫言“赢在诺奖起跑线上”的助推器和发射台。（原载　2012年12月24日　《西安晚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