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下铸国魂—记关中民俗博物院院长王勇超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迁复建古民居一条街

多少次征收中遭受白眼，多少次被当成文物贩子围追堵载，多少次连人带物被扣押！别人把珍贵的民间文物毁掉没有事，但要把它收下来保护就有说不清的危险。即便如此，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政策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王勇超和他的团队清贫守志，孤军奋战，历尽坎坷亦不动摇。

七里八乡的收购活动一度变得神神秘秘，收来的石雕、木雕等藏在车厢底部，上面覆以蔬菜、水果，有时还会用大量的煤炭作掩护。运回西安后，藏品则被分别埋入地下，或用稻草杂物掩盖。有人说他是长安最“瓜”的人，脑子进水了，把石头往山里背。面对各种非议，王勇超淡然处之：“我收集文物，志在保护，不在交易，不管别人说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

文物收藏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最困难时，公司一连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看着员工毫无怨言地到处奔波，王勇超心里很不好受。有一次，王勇超正为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愁眉不展，一个大老板看中了他收藏的一个石虎，开价20万元，王勇超不卖，那人以为嫌钱少，就不断加价。王勇超说：“你就是给一百万也不卖！”那人说：“我出一百二十万元！”王勇超生气地说：“这些东西是祖先留下的宝贝，它们就像我的娃一样，出再多钱也不卖！”还有一次，渭北澄城某村弟兄两个闹分家，为祖上留下的一个巨大的石雕饮马槽争执不下，王勇超闻讯赶去时，弟兄两个正用一把錾子在石槽中间敲琢，试图将其凿开平分，他急忙制止并好言相劝，最终将饮马槽抢救下了下来。虽然见过许多饮马槽，但这个饮马槽还是让他惊叹不已，槽体上的高浮雕纹饰上还刻有串子莲，雕刻十分精美。

对民间文化的挚爱，是推动这场民俗大收藏的源动力，而抢救之艰，保护之难，实在不堪回首！为了收藏，王勇超忍痛变卖了自己的六家公司，还四处借贷数千万元，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负”翁。经历了几次事件后，王勇超晚上常常失眠，仿佛总能听到凿石头的声音，一件件的民间石雕就在这声音中被凿毁。他深刻地认识到民间文物的抢救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于是加紧了收藏的进度。一次，听说蒲城某村的一对“海水人物抱鼓石门礅”被文物贩子以四千元买走，而且已运到山西侯马。他立即赶往当地，费尽周折，总算打听到文物贩子的住处，对方先是死不认账，后又漫天要价，无奈之下，王勇超咬牙以一万八千元将这对石鼓买下。其实，以一己之力与文物贩子较量，王勇超感到更多的是遗憾，一些珍贵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第一次看时还是完整无缺，再去时早已难觅踪影，不知流落何方了！

三

在深入关中大地收集抢救石刻文物的过程中，王勇超惊讶地发现，在渭河流域的几个地区竟依然坐落着不少明清时代的“老房子”，细看之下，木制窗棂雕刻精美，虽然古旧，但仍秀韵可见。有些“老房子”较为完整地保留至今，却因老旧被后辈“嫌弃”，即将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目睹此情此景，王勇超心急如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抢救！快抢救！” 一般人只重视拴马桩，而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明清古民居，它们一般来说是存放文物瑰宝的仓库，实际上它们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房屋建筑就出现在关中，关中古民居以其古朴恢宏的建筑风格和砖雕、石雕、木雕俱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的民居建筑中自成一派。这里有明代三朝元老孙丕扬的老宅，清光绪年间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的故居，关中大儒、于右任的老师毛班香住过的房屋。历史风尘遮掩不住它们的华美，埋没不了关中人民智慧的光芒。

然而，从那精美的照壁后，屋檐下，从那斑驳不清的雕梁画栋的缝隙里，王勇超却隐约听到它们悲哀的哭泣。望着这些民俗藏品，王勇超感觉像是在孤儿院看到了一群失去父母的孤儿，在养老院遇到一群被子女遗弃的鳏寡老人。这些民族的、民俗的艺术精华遗存，如果能完整地在原生态下保存，那么每一根拴马桩都可以清晰地记载主人家族的荣辱，每一扇门窗都可以详尽叙述房东家族的兴衰。可是，现在它们离开了“生存”千百年的老家，迁徙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记忆中的故事情节散乱了、模糊了甚至忘却了。土生土长的宝物，成了移植、嫁接的“外来户”。

面对此情此景，一个“大手笔”的文物抢救保护计划在王勇超心中萌生:“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珍贵的古民居按原貌迁移复建，挪到将要建造的博物院收藏保护呢？”于是，王勇超决定把明、清古民居院落，包括戏台、祠堂等整体收购迁建。可是，他全然未曾料到，把一个地域的民族文化抢救保护责任扛在个人的肩头，所面对的艰难远超想象。收购澄城一处古民居时，他除了给那户人家盖座新房外，还要额外付一大笔钱；为了收购大荔县清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故居，他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阎氏后人联系，一个个上门洽谈，争取支持，说尽了好话，费尽了口舌。为此，多少回受人白眼，背地里干哭没眼泪，蒙受了无数冤枉与屈辱，但他依然无怨无悔，勇往直前。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旷费时日苦口婆心地与当地的文化、文物部门反复协商，终于出巨资买下了这些“老房子”，并于2003年3月将这些“老房子”按原状迁复建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妥善保护起来。从此，在抢救保护古民居的路途中，王勇超越走越远。

在经年累月抢救保护民间民俗文物的过程中，王勇超时常违背“价值规律”出牌，行里人笑其傻，朋友道其痴，王勇超则无所谓，“我不怕被人说傻，道不同，不相为谋，文物市场如水流，稍纵即逝。我收集文物，志在保护，不在交易，如果只是一味砍价，有些艺术精品就会被文物贩子抢去或难觅其踪。到时痛悔，我有千金又有何用!”在他脑海中，“钱去了可以再挣”，而艺术无价、历史无价。

这些笨重的石器、木器，收起来花钱费力，收了后保存也不容易。起初，收来的石雕临时放在长安区郭杜镇一个厂房里，随着数量的增加，渐渐无处可放。王勇超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保管处，若被毁坏了，自己就是千古罪人。因为没有民间收藏的有关法律依据，他就像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把上万件收藏品掩埋在地里，等待它们重见天日、发挥光彩的时机。

四

自1997年开始，王勇超就想在郭杜办个民俗博物馆，计划先征30多亩地，后增加到80多亩，又增加到230多亩，可由于与郭杜镇整体规划冲突，不得不放弃。2001年，最终在终南山下的南五台山风景区征了500多亩地。接着，他立即开始着手策划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项目，准备引进全新的运作机制和经营模式，集收藏、研究、整合、展览于一体，熔旅游、参观、体验、购物、餐饮于一炉，若干民居、展室、展廊、作坊，将有序地坐落于规模宏大的古典园林之中，把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完美地结合起来。

土地虽然有了，但民俗博物院的手续却迟迟办不下来。王勇超深知，无论干什么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那就什么事都干不了。正在为博院院批文焦急时，天赐良机，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来到了西安，王勇超立即设法邀请他参观自己的藏品。郑部长看了这些藏品后热情而肯定地说：“你替政府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文物部门一定会支持你。许多我们不在意的东西，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用艺术的眼光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它记载了很多信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在郑部长的关心和支持下，2002年6月25日，成立“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申请终于获批。

2002年岁末的一天，终南山下的常宁宫雪花飘舞。由王勇超筹办的“首届关中民俗艺术研讨会”在此召开，邀请一批专家探讨抢救、保护民俗文化的价值，为博物院出谋划策。这无疑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举措，确立了全新的建院方略，打破以参观为主的博物馆传统开办方式，融参观、体验为一体，将关中民俗博物院建成一座以明清建筑为主体的园林式博物院，用展品实物营造历史氛围，用明清古民居增强古典效果，用古树点缀古朴风貌，用大量的民间风情、民间艺术活动来宣扬传统民俗。展品、园林、体验三位一体，树立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关中民俗艺术品牌，荟萃关中地区民风民情，通过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把关中民俗博物院打造成为品位高雅的民风民情民俗大观园，让人们走进历史，体验民俗，参与、感受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在博物院的建设中，王勇超坚持“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做到“修旧如旧”。他提出，每项工程都是千年大计，必须建成精品工程，打造世界一流博物院。在古民居拆迁复原过程中，技术、施工、管理人员紧密配合，在拆卸、搬运、复原、安装各个环节上，尽量不使原构件的一榫一卯、一砖一石受到损伤；对局部腐残、破损的构件采取墩接、剔补、粘补、加固等方法，尽量保持原状；对少数腐朽严重确实无法修补和使用的，才挑选同样的材料仿制，竭力使复原品与原建筑风格协调一致。

 　2008年12月19日　，气势宏大、古朴庄严的关中民俗博物院撩开了神秘面纱，一期工程明清古民居一条街正式对外开放：一院院错落有致的古宅民居、一件件形态传神的砖雕石刻，一幅幅笔力遒劲的名人书画，诉说着悠久的民俗民风，体现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在这座方圆500亩“集关中物、载关中史、展关中情、承关中魂、留关中根”的古典园林中，巨量的藏品见证了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多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仓”和“标本库”，展现给世人一幅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壮丽民俗画卷。

博物院突出明、清园林建筑风格，规划建设各具特色的不同功能区，具体分为：古镇游览区、民俗文化展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演示区、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要建设有40院迁复建明清古民居、民俗展览馆、展厅、展廊、文物库房、戏楼、店铺、工艺作坊、研究中心、人工湖、祭坛广场、园林景观等。

长期以来，辛亥革命、民国时期风云人物书画作品未能引起收藏界的重视，这些作品存于少数民间藏家之手，大多博物馆不愿意收藏这些作品，以致在书画市场上难得一见。王勇超怀着对书法艺术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先辈们的敬仰之情，开始了他的字画收藏之路。从最初奔赴各地广泛征集，再到抢救、保护、入室保管。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感动了不少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南方大收藏家的后裔被王勇超的精神所感动，毅然决定将家藏的陈独秀书法转让给王勇超收藏。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这批字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王勇超表示：“收藏到这些作品，是一种荣誉；保管好这些藏品对我而言更是一种责任。”3000多幅古今名人字画。其中辛亥民国时期的书画就有1500幅以上，包括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黄兴、胡汉民、于右任、井勿幕、冯玉祥、杨虎城、张学良、张灵甫等近百人的墨宝。这些书画作品小到书柬、信札，大到丈二披，内涵丰富、装裱精致。

百年沧桑，书画见证。正如王勇超所言：“这些书画让我不断读懂历史、感悟人生，与先辈们对话，深受启发，感受到他们思想的光芒。仔细品味这些作品后，我对文化的热爱，对先辈的崇敬更加强烈了。通过收藏我不断向老前辈学习，在学习中发自内心地敬仰先辈，将他们的精神作为人生的坐标。这种敬仰也驱动着我开始特别留意收集先辈们的书法精品。现在博物院收藏了许多不但精美，而且尺幅很大的书法作品。”在闲暇之余，王勇超通过这些书法作品了解民族历史，了解他们的人生，并以此为乐，他说：“我对人生的乐观、享受、追求全都体现在这上面，烦恼的时候，拿出一些好的书画作品看一看，回味无穷。过去学历史都是学点上的、面上的东西，现在通过欣赏这些书法作品，我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层面的理解。就感觉是往前推了100年，似乎我现在已经活了154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对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是无限的。真正的包容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通过收藏书画获得的感悟。”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收藏的大量实物主要来源于关中地区和黄土高原，这里曾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诞生之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关中民俗是我们民族文化最重要、最集中的文化，是民俗文化中最丰富、最久远的根脉。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亲临博物院参观考察后，感慨地说：“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保存了这么多民俗艺术精品，为中国文化立了一个大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博物院的创办者王勇超就组织人力对陕西关中地区的民风民俗、历史遗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搜集和登记造册。二十多年来，累计出动人工三千多人次，投入资金近三亿元，共收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类民俗物品以及名人字画三万三千六百余件套，还保护了四十个院落、近千间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并整理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地方戏曲、工艺作坊、礼仪、俗规，构成了民间艺术、关中民居、民俗风情、名人字画四大系列共九个类别的藏品规模，从不同侧面集中地反映了关中地区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审美、劳动、居住、习俗风情等民俗、民艺、民风、民情的历史风貌。

如今，拴马桩、饮马槽、石人、石狮、石龟等石雕艺术品按照一定的类别，被编号后保存在博物院里。特别是雕刻精美、形态万千的拴马桩，为博物院增添了一道雄伟的景观。民俗文化研究专家、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评价：“拴马桩是陕西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艺术品，在民俗文化方面有很高的价值，它又是民间艺术，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很高成就，确实是国宝。保存好这些民俗文化实物与艺术品，等于保存了中华民族本源的文化、本源的美学和本源的民族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柯文辉先生则从雕刻艺术角度评价：“博物院的拴马石，是明清两朝中国雕刻艺术一个惊人的高峰。它把人类最复杂的表情用几根线在石头上勾划出来，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寄托了我们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拴马桩石雕也告诉世界，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纳富迎祥上能做出这么多的艺术创造，做出这么多的文章来。”博物院的建成，填补了我国大型优秀民俗文化展览、教育、研究的空白，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研究基地，影视拍摄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进一步发挥陕西文化资源优势、延伸文化产业链、加快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2008年底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院先后接待了江泽民、贾庆林、李长春、王兆国、刘云山、李源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部委和外省市领导同志近百人参观调研。接待中外媒体、港澳政协委员、专家学者2万余人次，组织国内外学生团体参观学习近6万人次，接待中外游客参观30余万人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江泽民同志2009年7月1日视察关博时热情题词“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贾庆林同志2011年8月14日到关博调研后，高度评价王勇超院长说：“你对抢救保护中华文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博物院先后被确定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被评为陕西省民间艺术抢救保护先进单位、民间文化保护示范单位，列入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景区，入选《全国博物馆名录》，被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咸阳师范学院等高校作为实践教学基地。中外学者纷纷赞誉其为“世界性的奇观珍宝”、“天下一绝”、“地上兵马俑”。它已成为我省的一张文化名片和古城文化旅游的一道靓丽风景。踏入终南五台山下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走近王勇超珍藏的拴马桩阵列和传统民居的大观园，以及先民生活与艺术的细节，享受到的是血缘根脉的通感和精神境界的清洁，从而领悟到现代新生活的真谛。

为了宣传、研究、弘扬这些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王勇超还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了“抢救保护关中民俗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研讨会”，编辑出版了33万字的《关中民俗艺术论集》，并先后发表《抢救文化遗产重在民间遗物保护》、《珍藏历史，把根留住》、《让民间文化登堂入室》等多篇论著，呼吁人们认识、抢救和保护民俗优秀文化遗产，用自己的行动为我国的民俗文化事业谱写着新的辉煌。王勇超因其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第一人”。

王勇超说：“民俗文化代表了全民族的精神思想、哲学观念、美学观念和艺术观念，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和根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人类社会丰富多彩又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和珍贵文化遗产，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抢救保护民俗文化，已经融入到王勇超的血脉中。他自觉担当起了这份沉重的责任，那就是：收藏民俗历史记忆，留住民族文化之根，铸造民族文化之魂。王勇超对民俗艺术的挚爱已升华为终生的责任和事业，作为民俗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他开创了一代先河，力排万难却乐在其中，他坚毅地前行，一直将自己融入灵魂中的生养他的故乡。

（石江，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老教授协会理事；年静，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