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源杯征文]长安农民

我家住在渭河畔，小时候听说渭河两岸是中国农民的根：北岸原上出了个后稷，播种百谷；南岸长安住着牛郎织女，男耕女织。六十年代初，我从《创业史》里认识了长安农民，勤劳，厚道，尤其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堪称新中国农民的典范。不料高校有人撰文向这部小说发难，指责作者“拔高”了农民；柳青奋笔怒斥关在书斋的先生低看农民。争论在我们首都高校的学生中引发了舌战，舌战中我自然敬重自己的乡党，结果荣获了一个“长安乡巴佬”的雅号。

　　毕业后回到西安，西安城里人把农民叫“稼娃”，长安农民则是稼娃的代表。当时有几句糟踏稼娃的顺口溜：“稼娃进城喝油茶，张开口是豁豁牙，抹掉帽子光光颡（陕西话读sá，头），口袋一摸没有钅戛（gá，钱）。”我亲眼看到稼娃进城的两出苦戏。

　　一出是换大米。“换大米”，这时而尖亮时而嘶哑的吆喝声成了长安农民的名片。圪蹴在家属院门口的汉子，古铜色的脸上刻着长安沟壑，成串的汗珠，晶莹如珍珠的桂花球大米。长安是有名的米粮川，种啥成啥，传说一禾能结几斤粮，皇帝赐名神禾原。吃过桂花球的人都说香，可农民从几十里外辛辛苦苦背进城，一斤换二斤玉米面再背回去。一位长安乡党倾诉了心头的酸辛：“不够吃，没办法，端着金饭碗要饭！”

　　一出是卖柿子。南山下清瘦、寡言、实在的农妇，胳膊挽着柿笼，见有买主便停在道旁。口称“市管会的抢走秤，拉扯中撞翻了柿笼，地上踩出一摊“血”来。柿子没卖成，搭车钱不够，只得夜行野路赶回家。

　　此后多年，或下乡，或出差，或转游，常去长安。我觉得长安确是一个好地方，山青水秀，土地肥美，文脉气旺，乡风淳厚；但是，农村、农民还是写着“穷”字。

　　近些年来，长安变了，变化之快变化之大，简直是日新月异，改天换地，旧地重游不识何处，熟人见面刮目相看。退休之后，我带着挂牵和悬念探访长安农家。条条新路宛若彩带飘舞，把我带进村村寨寨，带进了诗情画意的花园，真是人在画中走，飞花满长安，其中有两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红柿和银杏。

　　南山脚下的柿子分外诱人，一串串红彤彤缀满枝头，就像喜庆的灯笼，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闪现着希望的光彩。一树树“柿叶火红”映照着一户户“事业火红”的农家乐。新盖的小楼，或镶着“勤和家兴”、“贵在自立”的彩瓷门楣，或挂着“乡韵山居”、“逸情别墅”的金字门匾。小院清雅，房间时尚。有一家示范户可接待百人就餐，聘有专业厨师。女主人似曾相识，很像当年卖柿子的农妇，发福了，话多了。她笑脸递过名片，上面标明牌号、姓名、电话，还有温馨的广告词：“体验农家风情，尽赏自然山水”，又有“一次为客终生为友”的热语。有一户“水墨驿站”人家，二楼设有书画室，写字台上摆放着文房四宝，专供客人潇洒挥毫。村里的小伙姑娘赛过城里的先生女士，身着时装，腰别手机，脚踩摩托，忙着接待纷至沓来的大小轿车，彬彬有礼地向来宾致意，遇见老外落落大方地用外语问候。

　　远古的皇家内苑有一棵高大参天的银杏树，树下，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农民兄弟共同富裕，自创自办了一所文化科技园。走进阅览室，报刊书籍琳琅满目，诸如种植养殖、粮油市场、网络世界、世界博览之类，亦有法律、文艺、保健等等。品类一千多种。开园典礼，村民像过节一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平日，种地的，养猪的，打工的，经商的，在这所农民大学里充电淘金。在这块古老而又沉寂的土地上，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掀起了读书热和上网热，一代有文化、懂科学、会创业的现代农民正在崛起，冒出了一个个种植大户、养殖专业村、民办企业，长安产品走向大江南北，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客商和朋友。粉墙上那幅“知识改变人生，学习创造未来”的标语，展示了长安农民的新理念，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开辟了一条科学致富的大道。

　　长安农民，我的乡党，告别了下苦受穷的历史，过上了富裕、文明、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