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孔子

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诞生了孔子这样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然而，历代帝王、政治家们根据实际需要，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褒者捧若神明，极力歌功颂德，贬者封杀批判，以至焚书坑儒。
    当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二十一世纪时代，孔子的思想学说，其地位和影响在当今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心目中，将会采取何种认知态度。社会各界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近年来，通过认真阅读《论语》及多种注解与论文，我自觉得要弘扬孔子的思想学说，首先要了解孔子的人生经历及儒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要领悟孔子思想的核心精神；第三，要让孔子回到人们中间，使大众熟知历史上真实的孔子。

    一、孔子的身世及人生轨迹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子姓，孔是其氏，《史记》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2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家世背景相当显赫。孔子直系先祖为殷商王族名人微子。孔子高祖弗父何则是宋愍公之嫡长子,有继承宋国国君资格,是王室苗裔。
孔子高曾祖正考父是宋国公室名臣，据传《诗经》中的：“商颂”曾由其检校。但孔子之世祖孔父嘉因宋国王室内乱而被杀。其五世祖孔木金父为避乱离开宋国迁居到鲁国，此后世代在鲁为卿士或大夫。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孔铎夷、孔铎夷生孔防淑（鲁任其为防大夫，故号曰防叔），孔防叔又生孔伯夏，孔伯夏生孔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
孔子生父孔纥（又名叔梁纥，公叔纥）在鲁国为卿大夫，仕任陬邑宰。
司马迁《史记》载“纥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由此可知，孔子乃是他的父亲叔梁纥在社日的狂欢集会中，与一个平民少女颜氏征在在尼山“野合而孕的私生子。
    对于现代人来说，野合似乎是一件奇怪之事。但在上古礼俗中，野合乃是一种重要的与宗教有关的礼俗活动。
    据《周礼，地官，媒氏》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会，即合也。奔，朋也，风也。
    野合与春秋社祭有关，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那时人们认为，通过野合可以促进农事的播种和丰收。事实上，在上古之岩画、绘画，雕刻中有多幅“野合图”。
    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记：“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言“婚配”即野外性交。
    我国台湾的高山族，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苗族也都有野合的记载。
    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和民族仍保留有野合风俗，美拉尼西亚索罗门群岛的年轻土著只准在林中而不得在村中性交。斐济岛、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印度的冈德人、乌托人部落，也规定夫妻应中森林中媾合。
    由此可见，孔纥与颜氏通过野合而生孔子，在当时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件新鲜的奇怪之事，更不是孔子的过错。历代儒家门徒及崇拜追从者无须讳言莫塞。
    《史记·索隐》记，孔纥的嫡妻施氏无子，只生有九女。孔纥生前曾纳一妾，妾生一子名孟皮。此为孔纥之庶子，亦即孔子之异母兄，孟皮因病自幼坏足。
    孔母颜氏征在出身于贫家，但她却是一个十分坚强颇有傲骨的女性。她没有把关于孔子生父是孔纥这一身世告诉孔子，孔子三岁时，孔纥即已去世。当孔子十七岁时，其母颜氏也去世。起先，颜氏被作为一个穷妇草率地埋葬于陬邑附近的“无（五）夫之衢”。
    但是，一个与颜氏为邻的輓车夫的母亲向孔子透露了关于其生父及显赫家世的背景，并告诉他孔父及孔氏家族的墓地在防。孔子之曾祖父孔防叔曾任防邑大夫、故名防叔，则防地，应是孔氏一族迁鲁之后的家族公共墓地。
    知道这个消息后，正值血气方刚之年的孔子干出了一件极其勇敢之事。他不仅在防地找到了父亲家族的墓地，而且公然向世俗和孔纥的遗族挑战——他掘开了父亲的坟墓而将自己那位身世贫贱的母亲与贵族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
    无论从殷人的礼俗还是周礼看,孔子的这种做法,即将一个完全不具有任何名份的一夜情人(甚至不是妾),与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于死后掘墓合葬,这都应当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事,我们能够想象此事在当时鲁国引起的冲击和震动。
    各种史料记载均表明，直到中年以前“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幼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极其贫贱且受歧视。
    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孔子的能力受到季氏家族的注意，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季氏委任孔子作其私家的小家臣，作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是管库房的小职官。乘田是管牲畜的小牧官。由于做得好，后又被提升为管理工役的小司空。
    但是不久，孔子就与季氏失和，他离开鲁国，开始生活中的第一次流浪和游历。这次流浪和游历，很可能是为了寻找一种政治上的出路。他到过东边海滨的齐国，一度还试图回归自己的故国宋国。后来又颠簸流离于中原的陈国、蔡国中间。
    最终孔子还是不得不归返于鲁国。
    首先承认孔子贵族身份的是鲁公族孟氏之孟厘子。孟厘子是曾居高位的鲁大夫，他在临死之前对自己的继承人懿子这样说：“孔丘确是圣人商汤的后裔。然后他一一历数孔丘显赫的家世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耶，吾将殁，汝必师之”。
    孟厘子死后，孟懿子率其弟南宫敬叔遵照父亲遗命，会见了孔子。尽管孟懿子始终没有拜孔子为师，但是这次会见和问礼，应当是孔子被鲁国贵族社会所接纳和给予承认的开始。
    这一年孔子三十四岁。
    由于孔子好礼，故南宫敬叔建议鲁昭公介绍孔子到宗周去研究当时已遭到荒疏轻慢的周礼。鲁昭公采纳了此建议，赐给他一乘车两匹马和一个驾车奴，由南宫敬叔陪同前往周都研究周礼。
    据说孔子在那里见到了周之守藏史老聃。这时孔子似乎是一个言高气盛，脾睨傲世的火爆年轻人。为此他受到了老子尖锐的训斥。
    孔子从周归鲁后，鲁昭公委任孔子担任鲁宗社之礼官，即主持丧葬及祭祀之礼的傧（相）。当时称司祭为“相”或“胥”或“需”（纟需）或“兄”，儒家一名应正是由“相/胥/需（纟需）/兄”转语而来。宗社司祭也是学官，管理王室所藏宗族档案（春秋）及教授宗社子弟以礼仪制度。因此孔子才有名份而能开始整理典籍，研究鲁史，传习礼教、聚徒讲学。
    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内乱，举用孔子的鲁昭公被季氏家族驱逐而出走。
    因此孔子也不得不出走，他追随着昭公来到齐国，孔子在齐国为谋生计，作过贵卿高昭子的家臣。
    在齐国流亡中，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学识曾得到齐景公的欣赏。但是这时的孔子仍然是个倍受争议的人物，齐国极具影响的贵臣晏子，就看不起孔子。据说齐景公曾经考虑赐给孔子一块封地并重用之，但这一想法立刻遭到晏婴及齐国贵族们的强烈反对。
    由于在齐国仍不得志，在四十岁左右，孔子不得不离开齐国，而又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的孔子开始走向成熟。他晚年曾说自己至“四十而不惑”。就是指这一点。
    这时的孔子充分意识到自己既缺乏实力也没有权力。他开始着手把当时社会中众多的一批没有实力却有能力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名躁一时的儒家学团。
    必须指出的是，孔子绝不单纯是一个书斋中的儒者，事实上他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政治活动家。
    大约从三十五岁至五十岁这十五年的困顿生涯中，孔子以惊人之少的的社会资源，竟奇迹般地聚集了一大批与他具有同样不得志背景的年轻人追随于他。
    孔子门下的这个学团，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收而教之，教而出之的收费性学校，而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政治宗旨（克已复礼、令天下归仁），共同的价值观念（仁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系统组织，甚至具有某种人身隶属性（一日拜师，终身为父），人数颇为众多，而且有内部层级（领袖七十二，所谓七十二贤人，总人数三千）的雏型政党。
    令人感到惊异和难以思议的是：孔子所建立的这个学团内部组织的凝聚力，以及孔子作为这个组织之领袖的人格魅力。孔子的学生（其中不乏出身高门或身怀绝技者），一直伴随着孔子度过了多次政治危机。
    正是这个集团的形成，使孔子具有了“素王”的声誉和地位，并且对当时政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他在所到诸国受到尊敬，但同时也受到怀疑、戒备和监视。他和他的门徒们试图发起一个名义上是复兴古礼实际上是寻求政治革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这个运动主要宗旨是鼓吹建立礼制，主张以德治国和实施尊贤而重视民本的新政。
    孔子在五十岁时，终于得到鲁定公的重用，但是，当时鲁国政权完全操纵于季氏之手，鲁君之位形同虚设。
    显然，作为一派新兴的政治力量，孔子影响力日增的学团开始受到势单力薄的鲁君的重视，鲁定公想借助孔子及其儒门学团的政治力量，来平衡三桓的势力。
    鲁定公任命孔子担任中都宰。一年后又转任具有执法之权的大司寇。这是孔子一生中官职最高的职务。在大司寇任上，孔子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以代理国相的身份随鲁定公赴荚谷会见齐景公。
    这次荚谷之会，实际上是齐国所设的一个政治陷阱，齐君邀约鲁君于此会盟，却暗中策划使莱人以兵劫鲁侯，然后迫使鲁君求援于齐，从而向鲁君提出臣服于齐国的政治条件。让鲁国从此成为齐国的仆从。
    在这次会议上，孔子表现出了杰出政治才能与外交才能，当他得知齐人的阴谋后，使坚决果断地指出：
    齐国过去曾首倡“尊王攘夷”的主张，今天竟勾结夷人，危害华夏之君，这是齐国的耻辱，试问齐国今后将何以号令诸侯？
    针对齐所提出的每当齐师出境，鲁当以“甲车三百乘作随从”。孔子说，如果鲁国出于对齐之友情同意以甲车跟随齐师出征，那么这种友情应该是对等的。齐国应出于诚意先归还以前侵占鲁国“汶阳三田”，作为对鲁国友情的回报。
    齐人群臣辩不过孔子，在理屈之下，不得不同意将汶阳三田归还鲁国以为谢。
    二是诛杀少正卯。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诛杀了当时在鲁国朝野颇具威望的“闻人”（即名人）少正卯。少正卯是鲁国公室贵族，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政治活动家。他也是孔子在鲁国的主要政敌之一，以至当他作演讲时连孔子的学生也跑去听讲。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利用任大司寇的权力，以非礼乱政罪名请求鲁君诛杀了少正卯。
    此事为儒家所讳言。但见诸《荀子》、《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后汉书》、《孔子家语》等多书记载，应是十分可信的。
    三是推行坠三都政策，坠，就是拆毁。三都是三桓——鲁国三大贵卿的三座城邑，即叔孙氏的后邑，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成邑。
    按照周礼、天子、诸侯、大夫筑城的高度，广度都有定制。而当时三桓的三个城邑都超过了周礼的礼制，这在孔子看来是不合礼制的，为了加强鲁君的权力，孔子提出了坠三都政策。
    由于叔孙氏、季孙氏当时十分恐惧家臣的中兴，较为顺利推行了孔子提出的坠都政策。而孟孙氏由于政治上同孔子有同盟关系，加之孟孙氏城邑地处齐鲁两国军事要冲，故拒绝执行坠都政策。坠三都政策因此半途而废。
    这个时期，孔子位高权重，震动了国内外，在外部引起了鲁之主要对手齐国的警惕。在国内三桓家族都已感到孔子及其学团的威胁。阴谋活动开始进行，三桓与齐国联手决心清除孔子及其徒党。
    在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之后，孔子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危境。他的弟子们这时也不断送来不利的政治信息，并劝告他尽快出走。
    但是孔子却还抱有一分幻想，他说：“再等一等，看看他们会不会给我送来分赐大臣的祭肉”（当时礼俗，大祭之后将胙肉分赐重要朝臣）。大祭结束，祭肉没有送来。孔子意识到，鲁国已没有人需要他，是离开的时侯了。
    这次去国之别，令孔子心情十分沉重，这是他政治生涯达到了顶点之后所遭遇的最重大失败。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离开鲁国。在几名最忠实弟子颜渊、子路、子贡、冉有、子游等追随下，开始了生命中第三次流亡生活。
    孔子此次他国流亡，历时十四年，途经十四国，备受艰辛，以至有时出现“累累如丧家之犬的窘境.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当孔子返回鲁国的时候,他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
    他被新的鲁君（哀公）和季康子尊为“国老”，担任了政府的高级顾问，但是，孔子的政见与他们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分歧。
    从此孔子不再问政，把自己余年精力全部投放到整理古代文献之中。
    公元前480-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十五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宰我、子路相继去世。特别是他心爱的学生子路在卫国内乱中被杀，使他哀恸过甚。
次年，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染病卧床“寝疾七日而殁”。享年七十三岁。

    二、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

    生当春秋之乱世的孔子，试图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他那一套“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不合于现实，因而四处碰壁，备受困厄。在屡遭挫折之后，孔子转而致力于招徒讲学，传授其学术思想。
    综观孔子一生所做之事，最主要，最有意义和影响的是兴办教育和整理上古典籍。
    今天，不论是老是少，是中是外，我们都有心灵上的困扰。我们不知自己是谁。不知自己生存的意义与生活的目的，也不知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应是如何。即使我们眼前有各种宗教与各种学派的思想，供我们采撷，也许正因为选择太多了，我们难以取舍，这也是我们的述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现代精神的角度重新研究和解读孔子，令我们有一种回归家园之感。
    长久以来，我研读孔子，受到的教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克己处下，注重修身。在《论语·先进》篇里面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段落叫做《待坐》，记述的是孔子如何跟学生一起畅谈理想。篇中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待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母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如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大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午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之音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者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晒之。“唯求则与邦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亦也为之小，熟能为之大？”
    把上面这段话话换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有一天，孔子的四个学生子路、曾晳、冉有和公西陪伴老师坐着，孔子很随意跟他们讲，假如现在有人了解你们，打算起用你们，你们能做些什么呢？
    子路是个急性子，听老师这么一问，便不假思索回答说：给我一个拥有一千乘兵车的国家，这个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被武装侵略的危险，内有粮食不足的危机，假如让我来管理它，不出三年，可以使人人振奋，并且懂得什么是道义。
    按说子路的理想比较远大，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是淡淡的，而且稍有点不屑。“夫之晒之”，微微冷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就接着问第二位学生，“冉求，你的理想是什么？”
    冉有名求，他的态度比起子路要谦逊许多。他说：“假如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有三年的光景，可以使老百姓们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就要等贤人君子了。”
    他的话说完了，老师依旧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公西赤，你的理想是什么？”
    公西华名赤，他的态度更谦逊了一层，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然后他说：在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他对管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这些事并没说。
    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孔子又问了：“点，尔何如”。
    曾晳名点，他没有立即说话，《论语》对此描写得帷妙帷肖，叫做鼓瑟希，大家听到的是一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疏下来。原来刚才他一直在专心致志的弹着瑟，听到老师问自己，他让瑟声慢慢缓和下来，缓到最后一声“铿尔”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我们熟悉的《琵琶行》所描写的那样，“曲终收拨当心画”，让乐曲有一个完整的结束。然后曾晳不慌不忙，舍瑟而作。什么是作，那个时候人们席地而坐，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都是跪坐在自己脚后根上。当要回答老师提问时，要站起来以表示恭敬，这就叫作。曾晳是把鼓瑟放在一边，然后毕恭毕敬的回答老师的提问。
    他说，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时候，就是阴历的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在这个大地开化，万物复苏的季节。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帮孩子，大家一起到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午雩台上，沐着春风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迎来一个蓬勃的时节，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和放松。这个仪式完成后，大家就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
    孔子听了他的话，长长地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与”，赞同，即是说孔子的理想和曾点是一样的，这是四个学生畅谈理想过程中，老师发表的唯一一句评价的话。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权威的解读。他说，曾晳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但是曾晳的内心是完满充盈的，他以自身人格完善为前提，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这就与另外三个人想从事一个具体的职业，在那个职业做出成绩要高出一个层次。
    这就是孔子说过的“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业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
    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乐在其中。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地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样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七十二大贤之一的子贡，有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诉我一个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
    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
    什么叫“恕”呢？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叫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就不要强迫别人去干，人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孔子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学问的精华，就是“忠恕”两个字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
    综上所述，我悟到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就在于他很实际，内心完善而又安宁，终身生活恬淡，凡语出朴素，却哲理极深，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2、追求人格，君子立身。“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论语，“君子”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
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的言语、界定、描述归纳在一起，就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以下几个层次上的要求。
    第一个标准，做一个善良的人。
    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他的内心完满、充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来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司马牛曾经问过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君子呢？
    孔子答：“君子不忧不惧”。
    司马牛又问：“不忧不惧就可以称为君子吗？”
    孔子说：“反躬自身，无所愧疚，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
    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这个标准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说高也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过的事每件都能经得起推敲，实在又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
    在孔子看来，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充实完善的人，只有你的内心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胸怀开阔，达济天下，这是做君子的第二个标准。
    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他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这样一种说法，后来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离的，而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
    上述之言就是我们经常多见的一种表述，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显达的时候能以天下为己任，而在困窘之时还不放弃个人修养，还能心怀天下，这就是君子了。
    在孔子之后，中国古代有许多名士当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还念念不亡苍生黎民。
    诗圣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仅能容身，破败漏雨之时，他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想让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杜甫是在说大话,而会被他那博大的胸襟和炽烈的感情所震撼。
    再说范仲淹，他认为一个士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应念系天下黎民，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这样博大的胸怀，这样高远的志向，我们不难理解孔子对人格的追求。
“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是做君子的第三个标准。
例如，许多人在一起学习讨论，大家的观点肯定会不完全一样，当各自说出自己的观点时，一个真君子是会认真倾听的。他能够理解尊重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同时又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既保持了整体的和谐，又保留了不同声音。我们今天讲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个人的不同声音和谐地融入到大的集体声音之中。
    既然君子是孔子矢志追求的理想人格，那么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小人的呢？不妨摘录如下：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就是说君子走的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就是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想的事是不同的。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就是能够团结照顾到很多人。他以道义为准则与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真君子不管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感到很欢欣，感到受到照应。
“比”这个字，字形像两个人挨在一起，这句意思是说，小人喜欢结成小圈子，他不会融入大集体。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人之所以喜欢相互勾结，是因为心里有鬼想通过这种勾结谋取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益，所谓“结党营私”，正是这个意思，而君子胸怀坦荡，因为他坦然无私，所以能够平和，能够善良的跟所有人走到一起。
    孔子关于小人的论述还有许多，暂不列举足矣。
    3、政治信仰，周礼至尊。综观孔子一生从傧相，习周礼，而又崇周礼的人生轨迹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尽管他推行的“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处处碰壁，但他始终不谕的坚持自己理想的周礼社会制度。
有关这一点，从他坠三都，繁丧礼中就有明显表现。
    由于孔子并不是纯粹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入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述”就是演讲和鼓动，他的目的并不单纯是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讲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是“以古非今，讲评‘春秋’，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俱”。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之所以兴起，并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行动实践。著书而成为学者，并不在他们的兴趣之中，孔丘、墨翟俱都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韩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与失败，乃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创立学说成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所以孔丘四处奔走，到处宣传仁爱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总之，孔子不仅是单纯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政治力量，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并终于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成为支配中国政治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徒。

    三、孔子在中国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目前世界上已有六十个国家，成立了近二百个学院或学术机构学习研读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一股新的崇孔学孔思潮正在全球兴起。
    在我国历史上，有关孔子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观点意见各有取舍。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正当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钱穆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讲过精辟的一段话，指出：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
    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
    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在此五千多年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毛泽东曾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前苏联伟大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的创作实践，受中国孔孟思想影响很大，受老子的影响巨大”。
    上面我自摘录了中国（国外）历史上几位有影响的政治领袖、学者作家，对孔子成就的评价，在我看来是客观恰当的。
    从孔子身世，人生经历，社会实践诸方面综合考论，孔子确实是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圣人的地位已在中国人心目中深深扎根，任何改变转移是绝不可能的。
    我自学疏才浅，如何评价孔子的念头都没有，但我始终认为，春秋时期的孔子是真实的，是有生命力的，因而也就可信可爱。
    但到后来，孔子的学说思想被某些政治家人为利用后，就带来了不好的负面作用。
    目前，我们学习研读孔子，还是客观公正为好，误导是害人的，于己于孔子都不公道矣。
                                            二00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