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
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GONG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张季鸾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
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蒋介石敬重张季鸾的超然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蒋把《大公报》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故,他在遗嘱中仍孜孜以民族之独立自由为念。在他谢世之后,国共两党、政要名流、社会各界无不同声悲悼,盛况空前,几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时可以相比。蒋介石在唁电中称他为“一代论宗”,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张季鸾“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
1942年4月29日,张季鸾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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