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稳年的苔沟庄

长安农民作家王稳年出版了一部大块头，就是眼前的这部《苔沟庄纪事》。为他的辛勤耕耘感动，同时为他的锲而不舍叫好。这是一个关中平原上下死力深翻土地而希望获得庄稼丰收的传统农民，这是一个认准了目标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行者。

认识王稳年已有些年头了。

上世纪 70年代初，我在家乡劳动，艰苦劳动之余，像无数少年一样，读了几本文学作品后，对文学产生了抑制不住的痴迷向往。由此，也就对当时周围村庄的几个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家无限崇拜，这几个作家，有崔皓、刘路，以及王稳年。

到1971年，听说了一件轰动郭杜公社的事情，《陕西文艺》（《延河》改名）来通知，叫王稳年去编辑部修改小说。这对当时的乡下，尤其是一些有着文学梦的文学青年，无异于是人人无限崇拜的登天好事。一时，王稳年的身价倍增，公社范围内，能认识王稳年，成了十分光彩的事情。

我就认识王稳年，所以我十分的光彩。用乡下的话说，因了王稳年，我在村里的脸比盆大。

知道他去了西安修改稿子，在《陕西文艺》编辑部住着，那可是我做梦都想知道的地方。于是，我专门向生产队请了一天假，一早从家里出发去西安，借看王稳年也朝拜一下那个心中的文学圣殿，我实在想知道那些经常在书上出现的人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

《陕西文艺》编辑部在南大街东木头市路南的一个四合院里，座南面北，黑漆大门，院子低于外面的路面，前街房，后上房，东西对面厦子。对于这个院落，刘路教授曾在《最初的领路人》中说过：这是一个破败的四合院，屋瓦上枯草萋萋。院子尽管在刘路教授的眼中枯草萋萋，但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却是十分了不起的文学圣殿。因为胡采、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一批著名作家，曾在这里集结，造就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享誉全国的《延河》，就是在这里编就。对《延河》，我曾经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上面看过王愿坚的《普通一兵》，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延河》的品位，在西北，是首屈一指的，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能在《延河》上发表的作品，自然很了不起的作品，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作家。

刘路教授是大家，一肚子才气，虽然也是青年初次去《延河》满怀敬意，但因底气足足当然不会胆怯，所以看出了四合院的破败和屋瓦上的萋萋枯草，对我来说，不但满怀敬意，还满怀诚恐诚慌，只觉得进了圣殿，那顾得了看圣殿的砖瓦好坏。

记得当时是在东边厦子的第二间找见王稳年的，房子里一床、一桌、一椅，其余再别无他物。房子与乡下不一样的，是有芦苇扎的顶棚，青砖铺的地面，不像我们乡下的土脚地和直看见椽和箔子的房顶。

王稳年还在艰苦地改稿，在改他的那篇初闯文坛的《老书记》。

一幅冥思苦想状。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一切都很神圣，很文学，很高级，完全地与我们成天用架子车拉土拉粪拉开了距离。当然，这种距离，使我十分地向往。

我的到来王稳年很高兴，一来终于有了可以使他暂时离开沉重的改稿，二来终于有了可以把他的巨大成功传回乡下的使者。

说了一会儿话，我们走出四合院来到街上，顺右手往东走了一段，王稳年在路北一个小饭铺买了两个肉夹馍我们一人一个吃了。这是我第一次吃肉夹馍，这个肉夹馍让我记忆了几十年，今天想起还满口溢香。

几年后我离开了家乡，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二三十年匆匆而过，与王稳年的联系也中断了，只是偶尔听老家的人说起他在《陕西文艺》发表了小说后，被公社调为代干负责贫下中农协会工作，吃上了公家饭，但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不知什么原因又回了村里。而后，关于他的的经历及文学创作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到了1999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谲水流梦》出版，因找了几个家乡的老熟人吃了一次饭，约请提点意见，其中就有作家崔皓，问起王稳年，他说这些年接触很少，具体情况不明。因我的书中文章大多为家乡旧事，其中很多都可以一一对应，这样自然很容易引起乡党的关注，在家乡也就有了一点影响。拿一位家乡旧友的话说，就是“一不留神就成了作家”。

一个星期天的半上午下楼买菜，突然看见王稳年在楼下，因为尽管二三十年未见，但毕竟是原来很熟悉的人，所以认出来还是可能的。我招呼他到家里，才知他是专门来找我的，因为不知道房号，家属楼单元的电子门进不去，所以就在楼下守株待兔。亏得，兔子撞了树了，要不然王稳年还不知要守株何时。

王稳年来是跟我谈看见我的书了。于是我们就谈起他现在的写作情况，他随即从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沓文稿，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初稿已经完成，想叫我看一下。

说实在的，对长篇小说，我一直怀着敬畏。因为长篇小说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结构复杂，虽然近年也写了一些文章，但都是些叙事性的，是所谓的散文。对散文，我的理解是说实话，说真感受，有思想，当然语言的功夫是基本要求。而小说，讲究的是综合古今中外事件反映社会生活，人间悲欢，大到世界大战，小到蚂蚁打架，高山和溪流交织，狂风与蚊声共鸣，并且纵横交错而脉络清晰。因此，我自知无这个能耐。

对王稳年的巨稿，我尽管知道看也犹看天书，但他一定要我看，又不好太拒绝，毕竟相隔二三十年，当年我所崇拜的人这么地高看了我，凭这一点，尽管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也得勉为其难。

完全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成，在电脑写作已经普及的今天，这种手写实在堪称艺术。几十万字，一笔一划，不知熬过了多少个白天黑夜，浸透了他的多少思维和汗水。光凭这，就应该高看。

《苔沟村纪事》叙述了改革开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关中一个普通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快速变化，生动曲折地反映和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细致地描绘出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力量的融合和争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变迁就隐含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中以及人们命运的变化中。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用农民的眼光观察这一切，然后用农民的语言把它记录下来，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苔沟村纪事》。

纵观整部《苔沟村纪事》，王稳年似乎一直有着主人公王德昌的不平在心中。王德昌是张福林家以前的雇工，一直是村里的贫协组长，四清运动中参与给张福林带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在村里，也是个说得上话的人物。改革开放后，他还留恋着生产队时期的统一出工统一生产的方式，自愿管一些别人都不愿管的事情，结果荒了自家的地，成了村里有名的贫困户。而张福林则不然，改革开放后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渐渐积累了钱财，成为本镇首富，与王德昌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当年的地主又成了地主，而贫农依然贫农。

经过一次次的创业，经过一次次王德昌与张福林相互间的经济暗斗，人事暗斗，王德昌最后基本“家破人亡”，当然，张福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有的经济，似乎都耗在了各种利益的相互牵制之中，“鹬蚌相争”，都死在了沙滩上，而这种相争，是王俊飞这样的鱼翁两头“忽悠”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正是有形形色色的王俊飞这样的鱼翁，驾驭着大大小小的渔舟，满河滩地寻找相争的鹬蚌，任你多么精明的鹬，任你多么坚硬的蚌，谁也别想逃脱被抓、被玩弄、被吃掉，因为他们占有着河滩。这就是《苔沟村纪事》给我们的最后感受。

看得出王稳年非常熟悉当下农村的变革，这当然和他几十年就处在农村有关。《苔沟村纪事》中所述经济活动背景，完全是家乡人们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直接引用：开砖厂、拉沙子、开木器厂、包工队等。因此，也可以说，《苔沟村纪事》的苔沟庄换成家乡的任何一个村子如周家庄、小张村、任家寨、杜永村等都适宜，都可以发现事情就发生在村子里，村子里有刘德昌，有李福林等。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中毕业后，王稳年就一直在其家乡长安县郭杜公社小张村劳动。小张村是个典型的关中平原上的村子，对此，应该感谢同是作家和画家的他的乡党孙宝田先生，其在散文《堡子》系列散文中给我们把小张村描述的明白：我的家乡在毕塬上，一个碎碎的堡子，人们都叫她——小张村。

小张堡村分南北二村，从地形看来，南存有堡门楼，四周有城壕，居住非常规范，可能在早，后又杂姓人远来，入不了堡子，便在城壕以外搭建住所，就形成了现在的北村。两村之间以城壕为界，鸡犬之声相闻，晨雾炊烟互饶。近年来人口增加，各村都向西万公路边移民扩展，形成了许多新的街巷，南北二村也连在一起了。

堡子的人同宗同族，在淳朴中和谐相处。堡子的文化人，要算西头的郭千夫和东头的老九叔，听说他俩都是旧社会的大学生哩。村里的告示，乡党的红白喜事，都是他俩帮忙弄的，撰写的对联深奥得能让人琢磨半十天，村里的后生都十分羡幕他俩文脉的深厚。由于堡子乡党极厚道，也实诚，不爱在人前显摆，扎势，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爱张杨，埋没了许多人的光采与伟岸。西头仁娃他哥郭同志，当上了宁夏石咀山市的副市长，前些年，回家探亲，打老远就下了小卧车，步行回村。他简朴的打扮，猛一看还以为是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呢。堡子人还不知道他已官拜副市长，直呼他的小名“同志”呢。

堡子人老实，厚道，本分，还体现在各家门楣上的忠厚，勤俭，传家，耕读，自立。见证了乡党们读书明事理，以农为本的纯朴村风。

改革开放三十年,堡子早己改变了原来的旧样子,就连乡党的生活习惯也变了,许多年轻后生们穿上了洋气的西服,老年人见面却还说着：“吃了设有?”乡党们都住上了小洋楼,但进出还是操着手，橙子不坐蹲起来的习惯。街道宽了，不再是：“雨天两脚泥,晴天一身土,门前屋后粪堆满,墙头墙根苞谷杆。”如今，庄前房后栽满了果木树,种上了名花爱草。新规划的街道平坦得能晾搅团，笔直得从西万路能望见杜禾村的村口，畅亮得象个西安省。

······

我想，孙宝田先生的堡子，就应该是王稳年的苔沟庄。

堡子人物杂陈，苔沟庄人事纷乱，所不同的是，孙宝田先生以艺术家的善良山水眼光，看到的是乡党的厚道本分，而王稳年则以作家的深刻，发现了发展中的激烈冲突。而这种冲突，才是真正的改革的农村。

王俊飞是一个营私舞弊的官员代表。他嘴里的国家政策，忧国忧民，掩饰下的却是投机钻营、偷鸡摸狗。从没有见过他办什么公，有的，除了巴结县委书记，再就是搞各种各样的女人。这种官员，不能说没有，但在小说中感觉到的，却似乎中国官场“洪洞县里没好人”。

读完初稿，我与王稳年交换过看法，除了肯定小说在描述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改革开放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错从复杂的矛盾方面的成功外，也谈了对中国官场“洪洞县里没好人”的感觉，以及对其中福宝和俊娜、王俊飞和三娃媳妇等的淫乱写的过于具体。

王稳年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数次修改。两年后拿出个完整的本子，要我再看一遍，并可直接在上面改动。当然，我的改动只限在了语言上面，对结构是无能为力的。

联系出版社，他与我一起找各种关系，前后联系多个出版商，后一直未谈成。再后，因觉得王稳年办事太优柔寡断，我就不再关注了。又拖了近十年，这中间他又和我几次磋商，始终感到未尽如人意。我看这个事情太折磨他了，就建议可以先出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终于在二〇〇九年的十二月，王稳年带着新出版的巨著来我处，告知我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工程。

《苔沟村纪事》是王稳年毕一生之力了却的终生心愿，当然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他曾经在离开当年的郭杜公社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甘肃的一个农场工作过几年。据说，到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全部的家当就剩下几个发霉的蒸馍，几乎到了要饭的地步。但即使在那种境地，他也没有放弃写作，并且也是因为会写文章才使那个农场收留了他的。

为写这本书，他多年几乎不事农耕，把家里地里的事全都推给了妻子。好在，他的妻子也是个书房中人，埋怨尽管埋怨，但对他还是支持的。正是这种几十年的默默支持，也才保证了王稳年的春种秋收。而这种无奈地支持，也代表了一大批乡村作家的创作环境。

当然，作为农民，他是失败的。在乡党眼里：倭庄稼活啥球子都不会，是最豕巴欻的庄稼人。但他又几十年在农民中间，本身就是农民，他把人家干农活的时间，用在看干农活的人，所以成为了写真正的真正的农民的作家。

王稳年充分发挥了自己熟悉的农村的人场和公社的官场，《苔沟村纪事》展示了关中农村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坚持与破碎。

从本质而言，尽管王德昌和张福林是一对互不相容的对手，但他们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都保持着庄稼人的那份执着与沉重，是传统发展的小小分歧。这种有分歧的传统，不管再轰轰烈烈此消彼长，但最终在前进的具有更大投机性的现代官僚王俊飞之流的手上，都成了被任意玩弄池中鱼，笼中鸟。在现代社会中，王俊飞这样的官僚，由于借助了国家机器的力量，他们可以吃掉一切需要吃掉的东西，是最可怕的蛀虫。也是他们粉碎了传统农村传统农民的一切传统残存。

从这一点，《苔沟村纪事》展示了现代农村最难展示的东西，应该感谢我们拥有这样厚重的作家。

反复读《苔沟村纪事》，每遍都要更深刻的感觉，有了回味。这是一部注定要发酵了才醇厚的书。也许，等上5年、10年、20年以后，人们会想起它和它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