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信:古都“虎将” “平民”市长
【他,就是西安市副市长杨广信】
杨广信 ,汉族,1950年9月生,陕西省长安县人。大学文化程度。1975年10月参加工作,197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4月19日经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西安市副市长。
17岁当搬运工,一次扛两袋盐(大约400多市斤);19岁在农村当厂长,养1200多头猪,管100多号人;22岁成为原华工船海系船机专业第一届的学生,在班上穿得最差,篮球、排球打得不错,一万米长跑冠军,系学生会主席;27岁副处级,34岁正处级,40岁副局长,46岁副厅级,51岁正厅级;当副市长半年,一个月整治了1700多个锅炉,还古都一片蓝天,让20年没喝上好水的龙首村村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老百姓说他是勤政为民的好市长。
“群众关心的事是我最关注的事”
2002年,51岁的杨广信当了西安市副市长。管的部门很多:计委、物价、统计,城市管理(市政、公用、市容、城管总队),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交通(公交、出租),环保局,工商局,药品监督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千头万绪,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在别人看来,市长高高在上,看起来很风光;我觉得当官很苦,一刻也不能懈怠,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半年多来,我周末很少休息。一时懈怠,是对全市的耽误。西安发展的步伐还是太慢,必须加快推动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当好排头兵。”只有人民的公仆,才会有这样的使命感和急迫感。
几乎管了半个西安市的杨广信副市长,办事效率很高,他每周的工作安排是:每天上午或下午,安排2-3个会;当天文件当天处理,不得过夜,在开发区时养成的习惯;周六为机动,周日看工程,开专题会。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前几天,钟楼通道装修。本来是政府出钱的。通过拍卖,让别人来干。开价550万元,最后拍到1280万。“省了一笔钱,拿了一笔钱,又省了时间。这是经营城市理念的创新。
“正在进行的拆小型锅炉,治理尾气,三个月整治了1700多个锅炉,还蓝天本色。市民反映:最近一个月,西安的空气好多了,也能时常看到蓝天了。
“龙首村,20年没喝上好水(自来水不通),今年7月,一抓到底,解决了这个难题。
“三环路”、“污水处理厂”等各大项目正在紧张筹备中,街面整治、市容治理都在筹划中。“用阳光操作”。土地不要批,用拍卖的形式。通过一些新措施的出台,老百姓对西安的发展有了信心,人才回流了。“勤政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用杨副市长的话说,就是“咬着牙干出来再说,群众关心的事是我最关注的事”。
“在一张白纸上建设西安的中关村”
记者一到西安高新开发区,仿佛到了北京的中关村,历史古城一下子变成了现代化大都市。这个感觉一说出来,陪同的西安校友马上自豪地说:“西安的高新开发区在全国名列第三,这是杨副市长参与的大手笔。”
十年辛苦不寻常,一切从零开始。想当年,杨广信从华工到西工大到开发区到计委,都是6年换一个岗位。每一个6年,都干出了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991年,西安高新区组建,当时没什么人知道开发区。二环路也没有,没有一幢正规建筑,都是砖厂、农田。开发区完全是一张白纸,现在要在这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需要能人,其中一个能人锁定了高校,杨广信被选中了,任开发区副主任,管人事,管业务,管发展。没有车,每天骑自行车跑业务。创业时,工资在学校,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政府只给了开发区10万元启动费。建行贷了100万,在西郊招待所租了办公室,借助西工大的条件打文件,开发区第一幢建筑开工典礼,所有的喇叭、椅子等用具都是从西工大借来的。4个人组成领导班子,到全国各地如天津、深圳、广州等地跑,看别人的经验。当时开发区条件差,于是在外坐公交车,住最差的旅馆。
开发区一开始从机制上入手,搞聘任制,在社会上公开招考人才。通过笔试、面试,选了20多人。在当时的西安,这算得上是一次观念上的变革。后来一直坚持聘任制,使开发区充满活力,开发区许多民营公司办得不错。接着,搞股份制。1992年开始,公司一来到开发区就要求是股份制,许多公司都是股份制(500万以下,企业股份制开发区可以批),三年下来有1200多家股份公司。而 1995年国家才颁布《公司法》,才要求实现股份制。杨广信走到了前头,否则现在再改制,就难了。这说明,他们的开发区起步很到位,创新,有远见。一些新的框架,还有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现在的模式基本上保持着他那时的样子。
1991年开发区的收入为2.1个亿,1997年为100多亿,有400多家合资(含外资)企业,2700多家内资企业,新区面积为300万多平方米,2002年为300多个亿,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前几名。当时,全国52个城市高新区负责人在西安开现场会,江泽民为西安高新区题辞:“发展高新产业,实现经济腾飞。”
面对辉煌的业绩,杨副市长只是谦虚地说:“在开发区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之前,自己主要从事党的行政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只有一个设想——‘无计划发展,有计划纳入。’即开发区能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随便壮大,给予宽松环境。企业大了,要扶持它。”
1997年7月,杨广信调到计委当主任。他最大的感受是:当计委主任,要有计划。他风趣地说:“最不讲计划的人,去当计委主任。”1998年,重点项目的建设占全市投资的50%以上,他牢牢抓住了这个重点。他上任之前,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16个亿,平均每年增加2-3%;他上任后,平均每年增加26%,3年翻一番,2001年达到254个亿,今年达到330亿。投资加快了城市的发展,发展,使古都焕发了青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现在见了最基层的农民,很亲切”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杨广信始终保持着农民勤劳的本色。现在工作再忙,他也不觉得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别人都羡慕他身体好,心态好,他说这是年青时候干出来的。
杨广信是陕西西安长安县人,在农村出生,初中毕业,是回乡知青,1975年大学毕业后才算工龄。他做过农活,17岁时在西安某厂当了2年的搬运工,干到1969年底。每天装卸火车货物,卸车皮,给厂里拉钢板、运散装水泥,每天满脸的铁锈满身的灰。
他回顾这段经历时特别兴奋:“我的劲特别大,个子高,身体好,特别能吃苦。一天一块五毛二,交生产队一块二,自己剩下三毛二。闲时,挤到民工的房子里,打赌,扛两袋盐(大约400多市斤)。谁输了,买一袋饼干。结果总是我赢。
“后来回村里办工业,到大队(1969年-1972年)当干部。计划经济时代,办过3个厂。19岁当厂长,养猪。管1200多头猪,100多号人。那时没有粮食喂猪,农民家家养的是‘骷髅猪’,我们就近收购。买回的猪每头天8斤粗料,2斤精料,养半年多才能出槽。马车拉料,每天为拉料费心,自己带头做;收购猪,有时猪跑了,我就一手拉腿,一手抓耳把猪扛回来。
“办核桃仁加工厂,为国家赚外汇。陕西的核桃很好,国外很需要,把核桃收来,家家户户都是满包满包的核桃。然后每家把砸好了的核桃再交到工厂,分为1/2、1/4、1/8装起来。”说到这里,他笑着问我们:“你们知道如何砸核桃吗?是从缝上砸,还是从肚子上砸?”见我们管不上来,他又笑着告诉我们砸核桃的诀窍:“应该从肚子砸,正好把核桃分成两半。”
他还办过药材分检厂。1971年4月(21岁),他因为工作干得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有感触地说“青年时代,吃过最苦的苦,现在见了最基层的农民,很亲切。”
“华工,是我永远怀念的地方”
1972年,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公社里只有2个名额。每村可以推荐2人, 一共40多人,经过筛选,最后剩下2个,杨广信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他跨入了华中工学院的大门,成为学校船海系船机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因为人很实在,开学不久,他就当上了班级生活委员,不到一年,又当了班长。虽然底子差,但很刻苦,成绩很好。接着,又当了年级学生会主席,系学生会主席。那时,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班上穿得最差的数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但都上了大学),篮球、排球打得不错,万米长跑冠军。
毕业时,听从组织安排,留校。当年的同学许多都分到国家机关工作。他一心想搞业务,脱产半年,参加青年教师培训班。在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27岁)时,他兼了《内燃机原理》的教学任务,用的是外文教材,实行双语教学。晚上熬夜备课,翻译外文教材,长期在东二舍总支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寝室过夜。因为劳累过度,内分泌失调,头发掉了一大半。
1977年在华工结的婚,临时借的宿舍。爱人是西安医学院毕业,留在西安。“结婚时我穿的是工作服,二哥送的,洗了好几次。所有结婚费用只有94元钱。买了一些烟、糖以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没有家具,两张单人床一拼。”说到这里,他朗朗地笑了起来。
1982年,任校学工处副处长、校团委书记。但从不为个人的事情去求领导,因为两地分居问题不能解决,1985年调回西安。回到西安去了西北工业大学。在华工当了6年多的副处长。到西北工大先在宣传部当了3个月的副部长,又当了3个月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34岁),是西北工业大学历史上最年青的处长,39岁西工大第一批破格提权的副教授,在6年时间干了6个岗位。后来还担任过党办副主任、机关总支书记、德育教研室主任。1990年任校长办公室主任。1991年航空部西安航校党委书记一职要他,他没有去,而去了刚创办的高新区。总之,按党的安排走,“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9月份满52岁了,为西安的建设发展,我充满急迫感,哪怕担着骂名,也要加快赶,拼命干。现在的位置,我拿得起,放得下,只希望搞几年,城市有些大变化。平时不喜欢接待媒体,因为是母校来的,才说了这么多。华工,永远是我怀念的地方!”
属虎的他,在龙腾虎跃的时代,的确虎气生生。他那不凡的业绩,高大的身材,真诚的微笑,良好的心态,潇洒的谈吐,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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