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庸:相会在长安

 相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事件之一，相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同道切磋式的相会，旧友重逢式的相会，知音偶遇式的相会，情人邂逅式的相会，冤家对决式的相会等，可谓举不胜举。不同形式的相会通常都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去年十一月初，我们赵树理研究会就同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进行了一次跨地域的相会，通过这次相会，不仅我们两个学术团体之间开展了一次有益的交流和沟通，而且让两位已故的文学大师之间也进行了一次跨时空的精神对话。　　

  我们赵树理研究会一行四人，一大早就从晋城出发，驱车向古都西安急驰。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网络让我们超越了大唐诗人李白关于“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浪漫想象，实现了“千里秦晋半日通”的梦想，当天中午我们就顺利地抵达古都西安。解决好食宿问题后，我们无暇休息，立即就在陕西省文联　陈子信　先生的导引下，直奔位于长安区的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　　

  长安，本来是古都西安的代称，如今却降尊纡贵，成了它近郊一个县区的名号。经济的发展已使现在的长安与西安完全融为一体，就像两个湖泊里的水连成了一片，一点也看不出其间的界限，所以我们去长安的一路上都是在街道里穿行。为了早点进入角色，我们在车上就同　陈子信　先生就柳青文学研究会为什么设在长安展开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柳青虽然出生在陕北的吴堡县，但同赵树理一样，都是很早就离乡参加了革命，并且一直醉心于文学创作。建国前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常年四处奔波，建国后不久就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体验生活，而且从1952年起一住就是14年。在长安县落户期间，他用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反映中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这一不朽的名著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14年的朝夕相处使柳青忘不了长安人民，小说的艺术影响和作家的人格魅力也使长安人民忘不了柳青，所以陕西省把柳青文学研究会设在长安，就像我们把赵树理研究会设在晋城一样，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长安街头，我们终于同陕西柳青文学研究会的董颖夫副会长相会了。这位年近六旬，但却十分健壮的副会长对远道而来的赵魁元副会长及其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在简短的交谈中得知，当年的董副会长也曾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并在文学创作中取得过不菲的成绩，如今的他又是一个担任着长安区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他在下海经商致富后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方面的追求，也没有改变柳青“粉丝”的身份和脾气，前几年又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出钱出力创建了柳青文学研究会。他不愧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深知“寸阴寸金”的道理，同我们相会时完全省去了诸如去办公室小坐等客套，只是稍事寒暄后就径直邀我们去柳青广场参观。　　

 长安柳青广场，像公园一样，作为城镇重要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己有悠久的历史。城镇居民在广场以狂欢的形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也是中外共有的习俗。只是进入了当代社会后，人们才赋予广场更多的功能。在中国，广场曾经是群众经常进行政治集会的场所，而现在它的这种功能已更多地被娱乐性的文体表演和商业性的促销活动所替代。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广场文化的形成，并让它成了一个时髦的概念，现在城市里建广场犹如建高楼，都是十分流行的时尚，我国有些大城市的各种广场已多达上百个。形形色色的广场命名活动也在中国悄然兴起，只是直接以作家命名的广场还不多，如今出现在长安区南郊的柳青广场可算是特例。这个占地20多亩的广场位于直通西安南门的长安路东侧，附近就是集中了西安22所大学分校的常宁文教区，它距大名鼎鼎的樊川也不远，樊川是西汉著名的开国功臣大将樊哙的封地，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在这里居住过，并自号“樊川野老”，可以说占尽了地利。这个宽　50米　、长　400米　的广场从北向南、由低到高呈条状分布，里边不仅点缀着很多花草和树木，修建着不少亭台和楼阁，而且布满了同柳青有关的文化元素。广场的最北头竖立着一块　两米　多高的天然大理石，正面醒目地刻着“柳青广场”四个红色的大字，背面则题写着柳青小说《创业史》中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广场的中部安放着一个刻有“创业”两个大字的卧式花岗岩，极力弘扬了其设立者长安区委区政府从柳青的作品中提炼的理念。中部东侧还设有书法长廊，里边竖立着50多块刻有陕西各界名人书法作品的石碑，它艺术地展现了不同的名人对柳青不同的理解和一致的敬仰。广场的最南边是纪念物十分集中的地方，不仅有记叙柳青生平事略的大石碑，而且有彰显当代追随柳青足迹的陕西著名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的四根功绩柱。这里最耀眼的是一组寓意丰厚的汉白玉雕塑，雕塑的正中是柳青的半身像，他那圣雄甘地式的头型和沉思忧郁的神情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头像的右侧是一枝冲天的巨笔和三本书造型，这三本书分别代表着柳青创作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雕塑的底座是一堆外表粗粝、层次分明的岩石，象征着柳青的文学创作有坚实的原始生活积累。参观这个广场时不知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广场空间的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才让广场最大限度地聚集和容纳了各种各样的柳青元素和符号，也使广场的所有建设者能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柳青的认识和思考。开放的空间当然具有自由进入的属性，从而又使来这里的任何人，都能在某种意义上进入柳青的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柳青精神的熏陶和感染。但名人的墓地就与以名人命名的广场很不同，来到名人的墓地则更多地让人想到时间的永恒性，随后我们参拜柳青墓地时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柳青的墓地距柳青广场不远，我们在一个阴云密布、雨雪即至的时分来到了这里，让参拜的气氛更凝重。严格地说，这座位于神禾原上的墓地应称为墓园，因为它的四周有一道围墙，仿佛要在阴阳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守墓人的带领下通过一道简易的铁栅门进入了这个柳青永恒的安居地，看到了一幅草木葱茏而又略带荒凉的景象。我们全体人员在柳青的墓前三鞠躬，以表达对他的追思和仰慕。随后守墓人向我们介绍了墓园的情况，这是一座　柳青和　夫人马葳的合葬墓，共占地1.8亩，经常有人来参拜，而且每年的清明前后都会出现扫墓的高潮。守墓人名叫刘田民，其父就是小说《创业史》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高增福的原型刘远峰，他当然就是书中的才娃。看到他立刻就让人想到书中那个“穿着开花破棉袄，抱着儿子才才”，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光棍汉形象。可能是对柳青感情太深的缘故，守墓人讲着讲着竟失声哭起来，我们的眼睛也随之一阵模糊。此刻再用泪眼环顾四周时，只见满园尽是常青的雪松、塔柏和女贞子树，树的“青”与柳青的“青”已融为一体，成为长眠在这里的作家不朽精神的象征，而碑前墓后散乱生长的荒草，则与作家生前不修边幅的习惯和低调的生活作风相适应。　　

　柳青广场位于神禾原上的柳青墓，居高临下地正对着小说《创业史》中描写过的蛤蟆滩。神禾原崖下的蛤蟆滩，正是柳青生活过14年的皇甫村。参拜完柳青墓后我们来到崖畔向南看，只见小说中反复提到的汤河，亦即现实中的高河正在崖下默默地流过，仿佛在诉说岁月流逝的无情；而在远处雾霭中时隐时现的终南山，又让人立即想到小说中梁生宝进山割竹子的情景；看到柳青长期居住过的中宫寺已有迹无踪，就像他那部最终没有全部完成而只留下了完整构想的小说《创业史》，已成为一个永久的伤痛。此时我们终于明白了把柳青葬在这里的原因，显然是要让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保持一个永久眺望的姿态。　　

　　我们这次相会的最后一个议程是参观常宁宫。常宁宫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生母而修建，民国时期又被胡宗南改造成蒋介石行宫，现在它则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休闲娱乐城。我们来这里既不是为了追溯它久远的历史，也不是为了观赏那豪华的行宫，更不是要休闲娱乐一番，而是因为柳青在来皇甫村长期定居前曾在这里短暂居住过。既然柳青在村中居住过的中宫寺已经坍塌，那他在这里临时下榻的房间就成了人们瞻仰作家旧居的代用品。毋庸讳言的另一个原因是，董颖夫会长今晚要在这里设宴招待我们，这似乎是中国任何形式的相会都必不可少的议程。欢宴前我们互赠了纪念品，赵魁元会长代表赵树理研究会赠送给对方的是晋城新出的《赵树理全集》和反映赵树理生平的影视光盘，董颖夫会长赠送给我们的是柳青文学研究会编印的《秦岭》杂志和其他相关资料。欢宴中我们一边品尝着三秦的美味，一边畅谈着各自研究会过去的活动经验和今后的活动设想，最后在愉快的气氛中经束了我们一整天始终都紧扣着主题的相会。　　

　　在驱车返回住地的路上，我们终于有机会咀嚼和回味这次相会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我们知道，在中国民间“永结秦晋”就是美满姻缘的象征，在中国文坛一直也有“陕军”和“晋军”的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陕军东征”和“晋军崛起”曾是中国文坛的佳话，而柳青和赵树理分别就是“陕军”和“晋军”名副其实的开创者和先辈。如今一批赵树理的追随者和研究者奔赴长安，与另一批柳青的追随者和研究者诚恳地相会，把它说成是一次“晋军”和“陕军”的会师，大概也不算过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这次相会，也是两个群团组织一次跨省区的相互接触与学习，所以各自的团体如何运作就成了我们这次相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从对方的介绍中发现，“柳研会”的民间色彩很浓厚，经费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捐助，而我们“赵研会”则更多地借助了正规体制的力量；“柳研会”的常设人员不多，但外围的力量很雄厚，背后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大专院校的老师，而“赵研会”的内部力量较充实，外围力量则相对薄弱。“柳研会”的工作思路很清晰，如他们提出的“以长安为基地，以大学为依托，以研究为重点，以广场为平台，以柳青文学奖为品牌”的运作模式就很值得我们学习，而我们“赵研会”开放的活动方式他们也有借鉴的必要。总之，关于运行模式的探讨和切磋使双方都大有收获。其三，我们这次相会又是两位文学大师不同艺术风格之间的一次遭遇和碰撞。他们两位虽然都是毕生书写农村和农民的作家，但他们的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却颇不相同。赵树理的文字通俗简洁，语言土得掉渣，而柳青的文字流畅优雅，语言土洋结合；赵树理的小说注重讲述故事，人物为故事服务，而柳青的小说则注重塑造人物，故事为人物服务；赵树理走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道路，而柳青奉行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只要认真地比较一下他们同题材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和《创业史》就不难发现。赵树理是公认的“山药蛋派”的旗手，而柳青及其追随者则由于善于塑造高大、正直、富有生命力的新人物形象，被有些学者命名为“白杨树派”，也许只有不同文学流派和风格之间进行一些必要的遭遇和碰撞，才能迸发出更多创意的火花，所以我们这次相会对推进两地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意义。其四，我们这次相会还是两位著名的文学先辈崇高人格之间的一次神圣对话。两位大师的年龄相差整十岁，如果说他们的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分野明显，那他们的人格风范则高度重合。他们二人都是一生扎根农村、情系农民、为农民写作、替农民说话的农民作家，他们的个人生活可以说异常节俭，但花钱支援农民兄弟时却格外大方。比如赵树理曾用自己的稿费为乡亲购买树苗和农机设备，柳青则把《创业史》出版得到的1.6万元报酬全部捐给了当时的长安县王曲公社筹建农机厂；他们都有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曾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不惜上书中央，犯颜直谏；他们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追随共产党可以说终生不悔，至死不变。两位大师神圣的共同人格完全能成为“赵研会”和“柳研会”今后携手合作、共创大业的基础和典范。　　

　　我们的长安相会已过去了一段时间，此行的许多细节在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淡漠，唯有柳青的精神就像植入我们心田的一粒种子，仍在生根、发芽和成长，成为我们今后搞好赵树理研究工作的一个内在支撑。